王欣芳

曾名列中国纺织界“沪津青”之后的济南纺织，历史上出现过七大棉纺厂、两大印染厂的辉煌时代。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上述主力军几乎全军覆没。济南国棉系的兴起到落寞，是时代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缩影。

济南棉纺的民国起步

1904年，是大清国光绪三十年。这一年新政方兴，风气初开，不断有人上书奏请实行立宪、变更政体。喧嚣的世事搅动风起云涌。

这一年的济南，城市开埠，铁路通车。发达的交通以及口岸与内地之间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促使行栈贸易在济南崭露头角。与传统盐、典、钱等旧式商人不同的是，济南的行栈商人在新兴贸易领域兴业生财、积累起可观的资本之后，不是将资本转向土地，而是热衷于将经营范围向工业领域拓展，兴办新式工业，诸如面粉、纺织、卷烟、火柴等。

1915年，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末任总理的潘复，以及当时的山东督军、军阀靳云鹏、蔡儒楷等人，集中全省107个县的财力创办鲁丰纱厂。这是济南第一家纺织企业。

及至1931年，本着实业救国的想法，也是看到纺织业涌动的商机，苗杏村和苗星垣联手建立成通纱厂。大苗、小苗筹集股金75万元，再求荣宗敬担保，向英国怡和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另外由成丰铁工部自制细纱机40台和其他机器配件。1933年5月投产，1937年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量达14000余件。

1935年2月，经营不善的济南鲁丰纱厂倒闭，1600余名失业工人连日到省府请愿，要求复工。省主席、“逃跑将军”韩复榘怕闹事，极力促使苗杏村让成通租赁鲁丰。1937年，当时的民生银行拍卖鲁丰的全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苗杏村又采取买民安的手法，以85万元的低价把鲁丰全部买下，成为苗氏集团的又一纺织企业，即成大纱厂。

实际上，在苗氏家族筹办成通纱厂时，实业家穆伯仁欲投资5万元，被苗家婉拒。于是，穆伯仁便联络了崔士杰、辛铸九、马伯声等人士，于当年12月开始筹办仁丰纱厂，并将厂址选在成通纱厂东北隅。厂前铺设的“仁丰前街”沿用至今。

筹办之初，仁丰纱厂确定股金总额为150万元，并采取了边生产边招股的方式，共招集私人股金93万元。1934年6月投产后，曾因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后由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共同投入资金100万元，局面顿时改观且发展迅猛，为商埠同业所瞩目。

当时，仁丰纱厂的产品质量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中“蜘蛛美人牌”原白布物美价廉，与日本产品竞争于国际市场。仁丰纱厂从此名声大噪，参观者络绎不绝，被誉为“模范工厂”。1936年，冯玉祥将军为仁丰纱厂题写了“实业救国”四个大字，以示激励。

资料显示，民国前期，济南是华北最大的棉花市场，最初只有两家棉花行，1919年发展到5家，1927年便增至57家。据了解，棉花行是当时随着中外纱厂在商埠设立而形成，“是济南商业中业务最发达者之一”。民国以后，济南棉纺织业兴起，共计设厂39家，资本总额249万余元。济南初步形成了棉纺织、针织、复制、印染及毛、麻、丝制品等综合纺织工业。

战争时期，济南各大纱厂均陷入困境。解放后，济南纺织业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被人民政府接收后，鲁丰纱厂成为国营济南第一棉织厂，1955年改名为济南第一棉纺织厂。仁丰纱厂、成通纱厂分别成为国棉三厂、国棉四厂。彼时，济南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名列中国纺织界“沪津青”之后。

从黄金时代跌落到尘埃里

一包包棉花进入清花间，用机器抓了打松，卷成棉花卷，然后把棉籽打下来，形成大概二三厘米直径的棉条；八根棉条并在一起，经过条子间；拉长之后，再进入粗纱间，然后进入细纱间，就成了一根棉线；再经过筒子间，把棉线卷成圆筒状；接下来，进入布机间织布；最后进入布房间检验，如果有次品，就修一修，之后准备运往印染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济南国棉系相继迎来黄金时代，而上述则是棉纺厂的标准工序。

“济南棉纺织业在发展鼎盛时期，总共有14家厂，都有编号，从一厂到十四厂。”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贾凤美退休之前曾任济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据她介绍，当时归该局管理的棉纺厂总共有7个，从国棉一到国棉七，都是国有企业，其他棉纺厂有的是集体企业。

“一进厂就被分到织布车间，一干就是30年。当时能进二棉这样的大国企工作是件很骄傲的事，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门心思努力工作。”1965年，年仅16岁的赵秀英经过街道办推荐，进入济南国棉二厂工作。据她回忆，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穿梭于织布机之间，保证机器正常准确运转。

国棉二厂最多时拥有2050台织布机，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鼎盛时期有六七千名员工，1989年产品就达到了直接出口的标准要求，1990年产值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当时济南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只有16家。

因为生产任务重，工人除了做足8小时外还经常加班。最忙的时候，吃饭时间从半小时压缩到十分钟，路上都是跑着来跑着去。棉纺厂中八成都是女工，为了赶进度，大多数女工的产假只有50天，孩子自小被放到托儿所。工作30多年间，职工赵秀英除产假外从未休过一天班；她带领整个班组年年获得全厂“织布状元”。

即便工作强度如此之大，人们还是羡慕在棉纺厂上班的人，因为当时的国棉系普遍效益好，工资高，福利全。职工住在家属院，逢年过节发花生油和带鱼，孩子们则进入厂办幼儿园和小学。那时候，纺织厂的男女职工都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资源。

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7年间，我国纺织行业发展迅速，棉纺锭由1780万锭发展到4245万锭。与此同时，市场竞争过度、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开工不足、富余人员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涌现。1992年起国有纺织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1996年时全国国有纺织企业亏损额已达106亿元。

为此，1998年国务院提出纺织工业压锭调整的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即从当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

“85到86年是单位最后一次招员工。” 原国棉一厂厂长王建平说，国棉一厂设备老化，而民营企业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在民企增加生产规模的背景下，国棉一厂在此时压缩了生产规模。“农村劳动力不交保险，工资又低，对国营纺织厂冲击特别大，后来国棉一厂进行产业升级，搞一厂分四厂、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等方法，能找的方法也找了，仍然解决不了四千多人的生计问题”。

2008年因济南市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拆除厂房的影响，又被迫减少纱锭1.7万枚，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负担，逐步依靠来料加工维持生存直至2012年4月30日全面停产。

2013年，政府开展帮扶工作，为国棉一厂发放资金1. 42亿元。帮扶清算工作结束的那一天，原国棉一厂财务审计部部长蔡静说，财务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过，“当首批清偿职工五项内债资金973.63万元帮扶资金及时到位，职工兴奋得就像过年一样”。

要么破产卖地，要么浴火重生

“济南纺织太老实，太听话，翻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当全国棉纺业的形势一落千丈，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是“限产压锭”，包括济南在内，很多绵纺厂开始砸锭，继而倒闭。但起步于魏桥的张士平却反而开始收购企业破产出卖的设备和厂房。

1998年，张士平收购了当时滨州市规模最大、曾经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滨州一棉。随后，魏桥越干越大，且不仅仅做纺织，还进入了很多行业。近年，张士平成为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

据了解，在全国压锭政策下，原来济南棉纺的主力军一棉至七棉，均走上了破产清算的路子。同样印染行业，一、二印均已破产。国棉一到四厂分别于香港南益、青岛海尔、山东莱钢、爱丽舍置业等签订土地开发协议，有些项目已在建或建成。国棉五厂于1996年依法宣布破产后，被济南元丰棉纺织印染厂收购。后来通过多次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创办了齐鲁鞋城。第十棉纺织厂在平阴县，被元首针织收购。第十一棉纺织厂原地处章丘市，2008年重组并改制为山东省鲁棉集团天元纺织有限公司。济南第十二、十四棉纺厂在商河县，2000年合并改制后成为齐鲁宏业纺织集团。第十三棉纺厂地处济阳，1999年底改制为济南银花纺织公司。

在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贾凤美看来，如果济南早一点重视困难国有企业问题，提早改制，困难企业尤其是纺织系统内的企业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困难。“有人说济南纺织企业集体式微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砸锭，淘汰落后产能，我看不是。”贾凤美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淘汰纺织落后产能，但压缩产能之后，全国纺织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近10多年来，每年增速都在20%左右。而这10年，济南仅以个位数增长。

在济南纺织系统中，改制比较早的是在商河的济南第十二、十四棉纺织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纺织业鼎盛时期，这两家企业只是标准的“后生”，但在2000年就改制成了齐鲁宏业纺织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济南纺织业的“领头羊”。济南有棉纺锭50万枚，仅宏业纺织就有30万枚，占六成。

据介绍，济南纺织这几年开始复苏。除齐鲁宏业集团外，大鲁阁染织有限公司的产品质量、档次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元首公司以国有身份能坚持到现在的规模与水平更属不易。另有一批新秀也茁壮成长，如济南天齐、济南三太阻燃、济南朝晖、济南丽丝、济南光大新材料等，这些新锐尽管成立时间大多不长，但具有潜在竞争力，是济南纺织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