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晨雨

7月1日起，公安部正式实施《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明确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落实相关要求，充分配备相关仪器设备，加强对现场执法视音频资料的使用管理，并规定公安机关接受群众报警、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应当记录视音频。

不少舆论认为，该规定的出台恰逢其时，并由此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持续成为社会焦点的雷洋案。雷洋案自发酵以来，警方是否正当执法、警察权是否合理使用等等，不断遭遇社会公众的质疑和追问。而真相长时间难以厘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涉事警方以未携带执法记录仪为由，未能提供现场的视音频资料。不难设想，倘若警方能通过专业设备及时、真实地记录相关信息并予以公开，雷洋案真相的揭开，势必会少了许多波折。

近年来，公安机关为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推出了诸多技术措施，执法记录仪就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尽管此前大量基层公安机关都配备了这一专业设备，但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其使用状况并不理想，甚至在不少地方徒成摆设。现实中，诸如雷洋案这般，因警方现场执法信息缺失而引发的舆情争议事件并非个例，不仅不利于澄清真相，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警察权行使的公信力。

正因此，以强制性的制度规范，确立警方记录现场执法信息的原则和规则，可谓亡羊补牢之举。这标志着，警方现场执法过程将随时接受动态性的监督，敦促其必须规范执法，警惕警察权的滥用，若有违法瑕疵，必须接受追责后果。另一方面，这一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警方正当执法活动的保护，尤其是在一些引发争议的案件中，倘若警方能通过现场执法信息的披露自证清白，当能厘清真相，赢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警察权无疑是保卫社会安全、公民权利的屏障，但警察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也具有强制性、侵犯性、扩张性的特质。如果不能对其实行合理制约，很可能因滥用而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和监督并非易事，所幸的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不仅降低了监督的成本，也丰富了监督的手段，提高了监督的效能。近年来公安机关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少与信息技术的助力息息相关，即为明证。而现实中一些警方不当执法事件，往往由网民率先披露，进而引发警方的自我惩诫，也从反面佐证了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监督效应。

从本质而言，信息技术的最终目标是信息公开、推动监督。以执法记录仪为例，仅仅是一种技术设备，能否真正发挥其及时、便捷监督警察权行使的功能，归根到底取决于有无相应的制度规范，取决于警方有无信息公开、自我约束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安部全新出炉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已经迈出了可喜一步。但纵观该规定的相关规则，也不难发现若干遗憾。比如，规定了执法记录的场合和内容，但如何实施检查监督，仍是空白；再比如，明确了对应当记录而未予记录或“剪接、删改、损毁、丢失现场执法视音频材料的”等情形，

“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但如何追责，并无详尽规定。尤其是，有关执法视音频信息的公开问题，还应为相对人的申请救济，进一步畅通不受权力不当干预的制度管道。

规制、监督警察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信息公开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我们期待，以《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为标志的制度建设，能够进一步扩大警方执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领域，为各方监督尤其是社会监督打开更加宽敞的大门，使警察权的行使更加公开、更加透明、更加规范，也更加契合社会大众的期许、公平正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