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才常出身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不过其实他已看到“时文一道”已不堪大用，将来必然被弃，随着西学的传入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唐才常蜕变为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他萌芽期的维新思想落入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窠臼，跳出后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界限，前后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在政治思想上，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由之前的君主立宪的思想走上了“武力反清”的道路。

【关键词】唐才常；维新思想；戊戌变法； 维新思想转变

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的是封建式的教育。他成长的19世纪70、80年代，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当中，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列强加快了对中国“蚕食”的步伐。在西南边陲，法国在对清朝作战“不胜而胜”之后，占据了印度支那三国，并进一步觊觎中国的广西、云南、贵州；英国以印度为跳板，把触手伸向了中国的西藏和新疆，而俄国更是意欲吞掉中国的新疆和东北，就是后来居上的日本也占领了琉球，对朝鲜和台湾虎视眈眈。此时的中国随时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真正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另一方面是随着中国国门的“被打开”，西学也随之东进，不断传入到中国，一部分有志之士开始接受西学，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国有志之士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深化，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维新思想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进而席卷全国，刮起了一阵维新之风。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唐才常，很早就萌发了维新思想，并且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时间不断变化和更新。

1 维新思想的萌发：“中体西用”

1887年，20岁的唐才常与谭嗣同一道拜读于经世致用学者欧阳中鹄门下，后来他与谭嗣同一起被称为“浏阳二杰”并一起投身维新变法运动；1894年，他又考入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教习的不是陈腐的八股文章，而是以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课程为纲，并兼以算学、经济等有关科目。书院藏书颇丰，涵盖的门类更加齐全，这让在此读书的唐才常大开眼界。唐才常在两湖书院学习期间，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爆发，这促使唐才常的维新思想开始萌发，但这时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体西用”阶段，主要涉及学术、中外商务，钱币改革，军事等方面，而对政治体制鲜有提及。

在学术方面，他抨击了当时的学术风气，主张学习西学，改革科举，摒弃八股，向“经世致用”靠拢。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他指出最初的学术文化本来就是实用主义的，只是在东周以后荡然无存了。唐才常认为创办近代学校，以“经世致用”思想选拔人才并非“异端”，这恰恰是恢复了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并且能开化民智，聚集人才。

在中外商务方面，他反对中国封建王朝历来推崇的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农商并举，发展近代工商业。他提出了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不少具体措施，并在后来予以实践。更难得的是，他还提出了“商人参政”的思想，认为这是西方强盛的一大主因，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士商联为一气，官民呼吸相通”，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本思想。

在钱币改革方面，他主张自行铸造银钱来取代白银，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白银的外流。在军事方面，他指出当时清政府军队骄堕、国防松弛的现状，主张仿效西方进行军事改革。一是实行征兵制，取代养兵制；二是广设武备学堂，加强军事教育，提高军队素质；三是发展工商业，扩充军饷来源；四是发展近代军工产业，对军事武器进行升级。一句话，他的军事改革思路是，先富国然后才可以强兵，

综合来看，此时唐才常虽然在民族危机意识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部分改革思想，但这些皆属于他心中的“蓝本”，多是在读书过程中的“偶得”，不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他的这些改革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压根就无法实施，不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就想实现富国强兵，无疑于痴人说梦。不久之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成果的日本打败，这宣告了持续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击碎了唐才常的“中体西用”梦。

2 维新思想的形成：君主立宪

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战后救亡图存的意识日益高涨，在这个背景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开始兴起，维新派人士也正式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1896年，唐才常从两湖书院返回湖

南，受维新派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正式成为了一个维新思想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和维新实践活动的增加。此时他的维新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改革思想开始触及到了国运的根本——政体。

关于国家政体，唐才常遍观全球，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势：一是君主制，即清政府目前的体制，也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二是君主立宪制，率先打开国门的英国采用的体制，近邻日本新近建立的成功体制，也是维新派人士努力要实现的体制；三是民主派，当时的美国、法国等国家采用的体制。

对于这三种体制，唐才常的认识并不深刻，他是从公与私的角度来认识的。在他看来，君主制摒弃了天下人的意识，而只是从君主的个人意识出发来统治天下，这具有先天的缺陷。相对而言，君主立宪制则是集中了天下人的意识来治理国家，所以最得他的青睐，最为他欣赏。至于民主制，虽然此时唐才常也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权思想，也羡慕美国的强盛，但还是担心一旦“无君”的话，天下可能会陷入到纷争之中进而导致大乱。

所以，比较再三，唐才常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他要求对君权进行限制，却不动君主之根本。不可否认，他的君主立宪制思想具有某种局限性，不过，与他萌发期的维新思想相比，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面对民族危机，唐才常不仅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进行了揭露，而且还对民族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更理性的分析和思考。比如，面对西方列强，唐才常认为不能采取简单的“忠义奋发”，仅凭自强来抵制，更不能“闭门谢客”，自绝于世界之外。而是应该主动敞开胸怀、面向世界，研习中西方的法律体系，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和周旋。

其次，随着他在湖南亲自投身到维新运动中去，这时他的改革思想也显得更系统、更具有可行性。在经济方面，通过参与湖南的许多工矿企业，唐才常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规划和措施。如《拟设赛工艺会条例》，他希望通过采取西方工艺展览会的形式来促进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一方面继续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并把这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还提出要设立专门学校来培养专门人才的主张。在政治上，他强调要任用维新人士，主导改革进程；淘汰守旧官员，扫清改革障碍。废除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本国法律，实行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利益。

第三，唐才常此时萌发了民权思想。他大胆宣布“国者非一人之国”，每个国民都应有一份政治权力，任何人无权剥夺，这无疑触及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总的来说，唐才常此时的维新思想虽然具有了很大的进步性，但依然带着很强的封建烙印，事实上，这也是维新派思想的集体通病。维新派自身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清廷能够自上而下顺利实现变革，进而实现国富民强。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事实上，此时清廷内部顽固派的势力还很强大，戊戌变法过程中，维新派把洋务派等有可能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人也放到了对立面，妄想凭着光绪皇帝一人来完成变法，殊不知当时的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掌权，当维新变法触及到顽固派的根本时，他们翻手之间，就让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夭折。

3 维新思想的转变：武力反清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刚持续了三个月，就被顽固派扼杀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国外，唐才常昔日的同窗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法流干了血，戊戌变法自此彻底失败。这对唐才常的影响是巨大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唐才常的君主立宪梦成了泡影。但此时列强的威胁依然存在，亡国的危险就在眼前，那么，君主立宪的路走不通了，中国该何去何从呢？

救亡图存的人仍在，唐才常也依然为救亡图存绞尽脑汁，此时的他周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并与外逃的康有为、梁启超接触，商量救国之道，面对朝中异常强大的顽固派，唐才常此时萌发了“举兵除奸”，“武力反清”的思想，可以说，至此，唐才常的维新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是维新派思想的最终归宿，同时也是民主革命思想的开端。

戊戌变法失败前，他还不敢与清廷决裂，对其的抨击不敢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只是为其提供“良方”，希望其能自己痊愈。但此时的唐才常已无所顾忌，他对清廷已经绝望，现在他可以直面清廷的黑暗，并把反对封建专制的矛头直接对向清政府，对其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异常直接。他的“今中国弊政，弥望皆是”，“政治腐败，百孔千疮”等论断把自己放到了清廷的对立面，彻底与清廷决裂。

在言辞激烈声讨的同时，唐才常也认清了当时的形势，必须武力推翻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洲政府”，才能恢复“维新之制”。唐才常把这一思想付诸实际行动，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起义。

自立军起义是维新派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闪光，也是维新派思想的最终归宿和最高成就。可惜，自立军起义不久之后就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在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宣告了维新变法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路，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属于民主革命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的初衷，是从西太后手中解放光绪帝，消除朝中的顽固势力，此时的他仍然幻想光绪帝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掌权，把变法继续下去。也因此，虽然他最终走上了武力反清的道理，可这只是维新派的余晖，终其一生，唐才常也没有赶上民主革命的班车。

其实，唐才常在日本时，也曾与孙中山等人接触过，他们在武力反清上取得过思想上的一致，但他对孙中山等人提出的民主革命思想并不认同，在实践中甚至予以排斥。这是唐才常的人生局限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才常未尝不会与孙中山等人走在一起，来共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回顾唐才常的维新思想，气本身就具有许多矛盾之处，尤其是在民权方面，一方面他羡慕美国的民主体制，另一方面又担忧天下大乱；一方面他不认为君主立宪是通向民主共和的必经阶段，另一方面却又一生都致力于君主立宪；一方面他早就具有民权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排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从封建的传统大家庭中走出，因为民族危亡加重，他接纳了君主立宪思想并为之奋斗终身，如果他对光绪帝的幻想破灭，他未尝不可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而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因为他的身亡，他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定格到维新思想的尾声。

然而，唐才常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他始终都在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尽管他的思想有着种种缺憾，但他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并付诸实践，尽管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但这无碍于他成为近代思想界的一个伟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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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重升（1991-）男，山西省晋城市人。硕士学位。现供职于长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单位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