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摘 要：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中，最能代表作者呼声的是以娼婢为题材的作品。她们虽然处于社会底层，失去自由，受着来自“十字架”的压迫，但她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企图通过婚姻这条绳索改变命运。本文借助关汉卿的作品，对娼婢的压迫与反抗现象作一简要分析。

关键词：娼婢；“十字架”；自由婚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9C-0076-02

作为“杂剧班头，梨园魁首”，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现存的18部杂剧中，绝大多数是以妇女生活为题材。这些生活环境迥异、个性独特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一个共同点：大胆追求幸福真爱，争取自由与独立。在这些妇女形象中，有大家闺秀王瑞英《拜月亭》、有寡妇谭记儿《望江亭》、窦娥《窦娥冤》，有娼妓赵盼儿、宋引章《救风尘》，有侍婢燕燕《调风月》等。在众多女性中，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完成作者使命、喊出时代呼声的，是那些作为娼妓和侍婢形象出现的女性。

一、压迫

为了了解娼妓和侍婢的生活现状和生活愿望，我们先了解一下她们在生活中所受的苦难，方方面面的压力与折磨，我们称为“十字架”的压迫。

“十字架”源于基督教的故事。公元一世纪初，耶稣在各地传教时，遭到犹太教当权者的反对，以“谋反罗马罪”将其逮捕，送到罗马驻犹太总督波拉多那里，后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基督教认为耶稣是为了替世人赎罪而被钉于十字架上，因此尊十字架为信仰的标志，这也是一种对犹太教的无声反抗。

文中，我们设定的这个“十字架”，有经纬两条线。经线我们称之为“自由线”，纬线称之为“婚姻线”。

众所周知，元代奴婢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把人分为四等，并沿用了奴隶制的特权，使汉族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强迫汉人从事奴隶劳动，还掠夺了大量的妇女，供其奴役和玩弄。蒙古贵族则肆意妄为，横行霸道。

根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这样，奴婢一代一代因袭，永无翻身之日。作为失去自由的奴婢，此生很难有重获自由的机会，子孙后代亦如此，因此在“经线”——自由线上只能无奈地让它成为“直线式”的无限延伸。

再看一下代表婚姻的这条“纬线”，它与“自由线”简单交汇后，被截成两段，一段处于“自由线”之上，一段在它之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想抓住“婚姻”这条纬线跳出失去自由的苦海时，如果所遇“非人”，那么不但没有重获自由，还增加了婚姻的压迫，即双重压迫，像剧作《救风尘》中宋引章之类的人。

因此，当“失去自由”的枷锁已经捆绑了数十载之后，不甘心如此的奴婢们便另寻活路——婚姻。因此遇上一个幸福的婚姻，似乎成了她们跳出苦海的唯一救命绳。但是，事实是否真如她们所愿呢？

二、进与出

作为社会底层的妇女，尤其是失去人身自由（即经线）的娼妓和侍婢，幸福与否取决于婚姻（即纬线），即取决于能否得到一个“知冷知暖”的丈夫。是 “嫁对郎”还是“引狼入室”，关乎她们一生的幸福。

钱钟书先生曾经把婚姻比做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元朝的关汉卿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在《救风尘》中，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塑造了文学史上第一侠妓形象——赵盼儿，她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妓女。她对妓女从良有着清醒的认识，她看惯了嫖客虚假的面目，深知姐妹们从良后的不幸，也明白看似通往幸福的从良之路，其实布满了泪与血。因此，当她得知宋引章选择对其“冬暖被”“夏打扇”的纨绔子弟周舍的时候，好言相告，极力劝阻，但宋引章一意孤行，执意要嫁给周舍，不因金钱，只图其“知重”，因此，作者在文中特意先后两次强调“知重”。宋引章坚信自己的眼光，认为自己挑了一个有情又有钱有势的好夫婿。谁知道嫁过去之后，周舍变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中山狼”。这与当初赵盼儿预想的完全一致。五十杀威棒、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这就是从良女子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自以为搭上通往自由与婚姻幸福末班车的宋引章，不仅没有获得自由，还多了一条绳索——婚姻的控制。

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智救宋引章逃离婚姻“围城”是颇有英豪气的。如果说在《单刀会》中，作者把拯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而在《救风尘》中，他意识到，最有效的拯救苦难的方法是自己人救自己人。他让赵盼儿在得知宋引章饱受周舍摧残时，扪心自问：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马牛？（第二折【醋葫芦】）此句正是三国时刘关张“义”字当头、桃园结义的精神展现。很明显关汉卿通过《救风尘》表明：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赵盼儿——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宋引章之盼。

当然，有些娼婢抓住“婚姻”这条线，靠自己的努力抗争，摆脱了婢女的地位，获得了自由，成了处于自由线之上且拥有幸福婚姻的一类人。

在《调风月》中，作者为我们塑了一个敢爱敢恨、争取自由而又富于抗争精神的婢女形象——燕燕。燕燕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婢女，她精明能干，深得主人的信任，但卑微的出身使她在爱情婚姻上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燕燕一上场，便道出对婚姻的看法，她唯恐被欺骗，决计拒婚姻于千里之外，却一见钟情地爱上了贵公子——小千户。作为一个婢女，她深知自己身份低微，如能成为一位小千户夫人就可以摆脱奴籍，获得人身自由，实现从良的愿望。所以燕燕努力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但薄情的小千户在诱骗燕燕后又爱上了莺莺，并要娶莺莺为妻，这使燕燕悔恨交加，她决心和小千户决裂。她借说媒之名，行破亲之事，揭露了小千户丑恶的嘴脸。在婚礼上斥骂莺莺，在老夫人的帮助下，燕燕终于走出了奴婢社会，当上了“世袭千户的小夫人”。我们姑且不说燕燕婚后生活是否幸福，仅从全篇着眼，整部杂剧似乎都在为燕燕如何走进婚姻“围城”做不懈的努力。

据此，婚姻似乎成了社会最底层的娼婢们改变处境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元杂剧如《倩女离魂》 《望江亭》 《墙头马上》《拜月亭》《曲江池》等中，都是通过婚姻，甚至是通过再婚机会，来寻找自由与婚姻的幸福。

三、原由

无论关汉卿的杂剧创作，还是其他的元杂剧作品，都出现了许多娼婢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并且民族等级十分森严的朝代。它与以前任何一个政权统治都不一样。“重骑射，轻礼乐”，打乱了传统的发展道路。元代的等级制度、科举废除、重吏轻儒等一系列政策，对文人来说，可以称之为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生动地反映了文人的低下地位。唐宋文人借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琵琶记》）的阶梯——科举制度被废除，使那些一心想凭借科举光宗耀祖，扬眉吐气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甚至连生活也失去了保障，为了生活，也为了迎合统治者喜欢听曲的爱好，他们开始了元曲创作，理所当然剧中出现了一系列有才但落魄的文人形象，这就需要女性这一角色的介入，帮助他们完成“才子佳人”或“才子薄情”的文学模式塑造。

其次，对女性来说，饱受了几百年宋代程朱理学的压迫，草原文化的入侵，给她们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获得了幸福，完全获得了平等与自由。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过于沉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思想给人们束缚与压抑，草原文化无法抗衡传统文化，相反蒙汉交错政策的实施，为男权社会奴役女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蒙古族的婚姻是多妻制的，妻子的数量取决于财力。因此，大多数妇女是以商品的身份进入丈夫家的，可想而知，她们的婚姻生活能否幸福全凭运气。因此，在元杂剧中，借这些大胆、主动、敢于抗争的娼婢形象，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与怨言，表达了对元代黑暗社会强烈的反抗。

最后，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对黑暗统治有着极其强烈的不满，因此他们借助手中的纸笔，把心中的不满表达出来。娼婢和文人一样地位低下，同样具有摆脱底层及悲惨境遇的决心，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共鸣，娼婢就生活在大家的周围，为众多百姓熟知，是百姓苦难的代表，借娼婢之口表达自己的愤怒，也易于引起百姓的共鸣，所以文人们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倾注于娼婢身上。除了同情其悲惨命运，也是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控诉。共同的社会形成共同的压力，共同的压力又迫使他们共同反抗。

在元代，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娼婢，自由与婚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失去自由的前提下，前进与退后，反抗与顺从，似乎都是一个问题。心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颠簸与震荡，人也变得成熟，但是在婚姻面前，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弗洛斯特曾经说过：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开，遗憾的是我不能走两条路，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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