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创意产业在近年来迅猛崛起，是蕴含着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朝阳产业。在城市人居环境的建设中，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地位和转向意义尚未得到充分开掘与释放。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创意人居城市”日益昭显，成为城市人居环境的新型构成范式。它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中心驱力，向人居环境质量的若干主要因子形成辐射联动，推进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全面优化。城市“创意转向”的人居环境构建中，文化创意产业对人居城市的范式探索和未来城市的形态特征更新都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居环境；宜居城市；创意人居城市；创意转向；文化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G114；F29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8.0051.14

作者简介：徐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上海201804）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中，文化和创意是不可忽视的构成要素。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而言，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强调，许多城市把“创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之都作为自身的发展战略，谋求城市的转型与新的战略增长极。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建设也通过各种路径把文化纳入到其自身的内涵中，通过城市的“人居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丰厚度”、“人文舒适度”等的建设来推动人居环境质量的全面推进与优化。宁越敏、查志强将人居环境分为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其中硬环境包括居住条件、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软环境是指人居社会环境；对于人居环境中的文化部分，宁越敏、查志强指出，它包括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文化娱乐设施，市民娱乐、游憩、社交、体育、艺术活动的效率等。李丽萍把文化丰厚程度作为宜居城市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它包括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现代文化设施、城市文化氛围等内容，“宜居城市的建设必须维护城市文脉的延续性，以传承历史，延续文明，兼收并蓄，融合现代文明，营造高品位的文化环境。”刘中顼认为，“人居环境不仅包括硬环境，同时也包括了人们居住的软环境——城市社会的文化环境。从城市人居软环境来说，它广泛地包括一个城市的历史传统、社会风习、社会秩序、治安状况、文明卫生、和睦友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向上的城市精神等等非物质的东西。”就此而言，宜居城市不仅是身体的宜居，更是精神的宜居。张文忠对城市的人文舒适度加以重视，指出宜居城市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的完整的统一体，宜居城市应该具有良好的邻里关系、和谐的社区文化，并能够传承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城市。刘晨阳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人文引导的必要性和策略加以分析，“追求人居环境空间的人文品质，表明了城市生活从初级的物质满足正逐步向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转化。”建设部“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中，纳入了文化包容性、文化遗产与保护、城市人文景观、教育文化体育设施、绿色开敞空间等指标，它们都反映出对城市宜居环境的文化向度的要求。

基于城市人居环境的文化向度，文化创意因素强势全面渗入的人居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应由之义和必然诉求，对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中的地位和意义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和深入挖掘。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现代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建设中存在着日益显现的“创意人居城市”发展范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发挥着重要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提升作用，以“文化创意型”导向促进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自然、生态等多方面的改善。“创意人居城市”的明确和强调有其现实必要性和针对性，在文化创意产业强势崛起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构建中尽管已得到诸多关注，但是其驱动地位和重要的转向意义仍未得到充分挖掘与释放。因此，“创意人居城市”不仅仅要注意到城市人居环境中的文化创意要素，还要充分突出其重要性，而不只是作为局部性的或补充性、点缀性的部分；不是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人居环境中的一个片段或部分，而是充分强调它对于人居环境的整体性的渗透、联动、融合，及其对于人居城市的有机化构成；不仅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的促进作用，更要充分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人居城市的核心驱动效力和转向意味，将创意导向型的人居城市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和未来意义的城市发展范式。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设计

本文在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各自构成和评价方式的基础上，采用实证数据，对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其主要研究思路为：（1）在借鉴大量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分别确定对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价方式和测量指标体系；（2）对我国的样本城市，基于官方或权威的数据来源，进行各指标的数据采集以及数据预处理；（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4）结合样本和指标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修正和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评测涉及到各层面的内涵主旨以及综合性的多维向度。例如，浅见泰司在《居住环境评价方法与理论》一书中，在WHO健康的人居环境四个基本理念“安全性”、“保健性”、“便利性”、“舒适性”的基础上，引入可持续性。《Money》的“Annual Awards ofBest places to Live in USA”分为财务状况、住房、教育水平、社会质量、文化娱乐设施、气候状况等6大指标20个分指标。李王鸣等人建立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城市人居环境的住宅、邻里、社区绿化、社区空间、社区服务、风景名胜保护、生态环境、服务应急能力8个评价方面为基础而建立。张文忠的宜居城市评价体系，由安全性、健康性、方便性、便捷性、舒适性组成。李雪铭等建立了由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经济能力，文化教育6个指标层，33项指标构成的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陈浮等人的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居民对一切为居民使用、服务的各种设施和心理感受的总和，既包括住宅质量、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交通状况等硬件设施，也包括住区和谐、安全和归属感、社会秩序等心理感受。在《城市人居环境》中，李丽萍提出构成城市人居环境的自然生态系统、居住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交往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五个子系统。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李丽萍等人从经济发展度、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居住舒适度、景观怡人度、公共安全度来加以考察和评价。周至田构建的“中国适宜人居城市评价总体指标框架”，由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社会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水平、生活质量水平、生活便捷程度等一级指标构成。2007年，建设部委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编制“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其六个二级指标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为我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标准。在丰富的现有成果基础上，本文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分为经济富裕度、生活便适度、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绿色发展度、自然宜人度。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英国对创意产业的分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包括了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及软件等13个行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多种评价方式，例如理查德·佛罗里达基于“3Ts”理论的创意指数，基于“5C”模型的香港创意指数。彭翊提出的城市文化产业评价体系包括产业生产力、产业影响力、产业驱动力三方面，其次级指标包括文化资本、人力资源、创新环境等。2006年制定的“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包括了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五大指标。综合这些理论基础与课题的研究需要，本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量化测度，主要从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能力、创意阶层、创新能力三大方面进行。其中生产能力选取的指标为城市的人均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创意阶层意指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聚集和人力资源，本文从艺术家与文化组织指数、大专以上人口比重进行反映；创新能力是关系到文化创意产业最为核心的内容创意、知识创新、技艺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本研究从人均科技经费、人均教育投入加以体现。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因子，不仅仅是城市的经济要素和产业形态，而且渗透和影响到社会各层面，推动城市在文化创意导向下的整体复兴与人居城市构建。具体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不单有助于城市的经济富裕程度提升，并且对城市的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绿色发展度、自然宜人度以及生活便适度等都产生着广泛和深入的积极作用，推动着城市的人居化。除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催化、导向、转型等作用机理之外，城市人居环境内部的要素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其中，城市及市民的富裕程度是一个基础性的向度，本文假设它对于城市的生活便适、文化建设、社会和谐、绿色发展、环境宜人程度有着正向作用。也即认为城市越富裕，越能增加居民的生活便适程度，并丰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宜人化。生活便适度关系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本文假设它有助于提升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关系到城市的文化环境、文化服务和文化氛围，本文假设它有助于提升社会和谐度；此外，文化资源的丰富也有助于城市走文化型、智力型的发展道路，因而本文假设文化丰厚度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绿色发展度。绿色发展度有助于城市转变传统发展道路，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假设它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自然宜人度。自然宜人度通过外在的自然宜居环境作用于城市主体，本文假设它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社会和谐度。

综合上述基础，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和改善有着正向作用；同时，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居环境内部的部分要素间也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作用。从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介入其中并居于重要地位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正向反馈和优化系统。假设如下所示：

H1：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2：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生活便适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3：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社会和谐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4：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文化丰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5：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绿色发展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6：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中的自然宜人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7：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对生活便适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8：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对社会和谐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9：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对文化丰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0：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对绿色发展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ll：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经济富裕度对自然宜人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2：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生活便适度对社会和谐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3：城市人居环境中的文化丰厚度对社会和谐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4：城市人居环境中的文化丰厚度对绿色发展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5：城市人居环境中的绿色发展度对自然宜人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H16：城市人居环境中的自然宜人度对社会和谐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在上述假设中，文化创意产业和经济是具有中心意义的因子，绿色发展度关系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文化创意产业对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也落实到生活便适、环境宜人、文化丰厚、社会和谐等与主体感受密切相关的因子。这个模型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广泛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富裕度、发展方式转型、文化环境和资源对人居环境质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效力。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假设的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

三、指标数据来源及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与分析上述假设，并探究文化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合理路径。假设中的各种因素是不能直接准确测量的潜变量，需要将其选择合理的测量指标后，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选取测量指标要求尽可能地反映对象的内涵和实际，同时也满足研究的需要。所选取的指标，其内部应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也具有实用性、可获得性，避免“大而无当”或过于繁复、难以获得实际量化数值的指标。

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测量，本课题根据理论内涵与实际操作选择的指标如下。经济富裕度反映该城市居民的收入、支出的富足程度，选择的指标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职工平均工资情况，每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生活便适度反映该城市居民的生活方便程度和舒适程度，涉及起居、日用、信息、医疗等与日常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的指标，指标包括人均用水和用电量、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社会和谐度反映该地区社会的安宁、和谐、稳定程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指标包括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民众对社会安全满意度。文化丰厚度反映城市文化资源和居民文化生活丰富程度，指标包括城市的名胜古迹指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的总量及人均量情况、剧场与歌剧院总量及人均量情况。绿色发展度反映城市在生态文明、污染整治、绿色发展方面的转型和程度，初选的指标包括每亿元工业产值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逆向转换后）、每亿元工业产值的工业烟尘排放量（逆向转换后）。自然宜人度反映城市在自然环境方面的宜居、优美、宜人程度，指标为山水优美度、气候环境舒适度。部分指标采取了“条目打包”的方法，以更综合地反映对象的特征，减少指标的数量繁杂度，同时通过打包减少数据的偏态性和异常性。

由于一些城市的指标数据缺失或难以获取，本文选取了1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和分析。本书所使用的绝大数数据均来自2014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以及各个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其数据统计的实际年份为2013年的值。由于各项指标数据量纲不同，对这些数据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公式是：x*=（x-min）/（max-min）。其中，x*是指数，x是原始数值，max是该指标所有样本城市中的原始数值的最大值，min是该指标所有样本城市中的原始数值的最小值。处理后的指标值映射到[0，1]的区间内。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中常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而ML法需要变量符合多元正态分布。社会科学领域中常难以满足正态分布的需求，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正态化的转换。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其偏度和峰度多数都不符合正态分布，甚至严重偏离正态分布。通过非参数检验方法，经单样本K-S检验，发现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其中符合正态分布的仅有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山水优美度、气候环境舒适度、互联网用户普及率这几项指标。因此对所有指标的数据进行正态化的转换。转换方法是利用SPSS软件中的正态得分，计算各个指标数值的正态值，比例估计采用的是Tukey公式。转换后，各项指标的数据基本实现了正态分布。接下来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及其他统计分析，都以正态化之后的数据展开。

四、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与检验

将上述各个潜变量及其指标数据，根据本研究最初提出的假设，纳入到整体的结构模型（图l：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假设结构图）中进行拟合。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由二阶潜变量表示，它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各因子都形成正向的影响作用。根据创意人居城市的初始假设，图示如下（图2）：

根据数据，对初始的假设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AMOS的计算结果显示，RMSEA=O.086，CFI：O.926，NFI=0.860，x²=290.983，x²/df=1.927。从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多个路径关系没有显著性（见下表）。例如，经济富裕度对文化丰厚度的作用的回归系数，其P值高达0.856，大大超出0.05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对模型进行修正，在围绕研究基本假设和主题的基础上，逐步删除明显缺乏显著性的因子间的作用关系。首先，删除P值最高、回归系数显著性最低的一条路径，也即经济富裕度对文化丰厚度的作用。从理论上看，城市经济的富裕并不意味着文化丰厚程度的必然提升，公共图书馆、剧场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及其内容、藏书量的充实，需要城市对于文化的重视、在文化的积淀，而名胜古迹等关系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更不是短期的经济富足所能填补。删除之后，RMSEA：0.085，CFI=0.926，NFI=0.860，x²/df=1.915，各项评估参数差别不大。在第一次修正后的拟合中，仍然有多条回归系数的P值大于0.05，对其继续进行删除。

第二次模型的调整，将经济富裕度对自然宜人度的作用路径删除，其P值为0.541，大大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在缺乏显著性的路径中，仅仅低于文化创意产业对社会和谐度的P值，而高于其他所有路径。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作用是本文关于创意人居城市的核心假设因此暂予以保留，而删除经济富裕度对自然宜人度的这条路径。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删除也是可行的，因为对于许多粗放型、工业型、资源型的城市而言，特别是现阶段的我国城市而言，经济的富裕和自然环境的宜人并非正相关的。相反，还存在着以破坏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发展模式。本次修改之后，RMSEA=0.085，CFI=0.927，NFI=O.860。同时，仍存在多条缺乏显著性的路径，继续进行删改。

第三次的模型修正删除了经济富裕度对社会和谐度的作用路径，其P值高达0.453，缺乏显著性。从理论上说，社会和谐度关系到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关系到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的和谐程度，它不是靠经济发展所能解决的；也存在着许多城市尽管经济发达，却存在着社会分化过大、社会矛盾重生、社会缺乏安全与和谐等问题。删除之后，RMSEA微降到O.084，CFI=O.927，NFI=0.859。在各作用路径中，仍然存在着多条缺乏显著性的路径，例如文化丰厚度对社会和谐度的P值高达0.393，生活便适度对社会和谐度的P值也高达0.332。其中，P值大于0.05的路径如下表所示：

根据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在第四次的模型修正中，将文化丰厚度对社会和谐度的作用路径删除。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文化的丰厚并不一定可以增进社会和谐向度的城市人居环境，后者需要更为充分的支撑。删除之后，RMSEA=0.084，CFI=O.927，NFI=O.859。剩余的路径中，仍有多项的P值大于0.05，如下表：

再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生活便适度对社会和谐度的作用路径，其P值为0.358。尽管P值最高的路径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生活便适度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和本课题最核心的理论假设相关，且其P值和生活便适度对社会和谐度的P值差距很微小，因此在本步的修改中暂予以保留。本次的模型修改后，剩余的回归系数路径中，P值大于0.05的减少到5项，如下表所示。

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继续删改，删除P值最高的路径，也即文化丰厚度对绿色发展度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资源的丰厚只是一种资源，还未将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一种发展驱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因。因此，文化丰厚度对绿色发展度的作用，其缺乏显著性也是可理解的。

本次删除后，剩下的路径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生活便适度的作用，其P值仍然高居首位，居高不下，显示这种作用缺乏显著性。霍斯帕斯认为，集中性、多样性和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三个要素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的机会。从理论上来看，尽管非稳定状态不意味着生活条件上的不稳定，但是过于便适安逸的生活质量毕竟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稳定紧密相关，与创意发展并无足够的内在关联。基于数据和理论的双重考虑，将这条路径删去。其后，根据模型的计算结果，只剩下两条路径的P值仍大于0.05，其中经济富裕度对绿色发展度的作用，其P值最高，达0.898。根据模型拟合数据，经济富裕度对绿色发展度的作用没有显著性。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富裕是由多种发展方式所推动的，例如有资源消耗型、粗放发展型，也有劳动密集型、知识驱动型等。因此在缺乏中间的发展方式的因素下，难以断言经济富裕度有助于城市的绿色发展度。将这条路径删除后，剩下的各条路径，均已符合显著性水平的要求，且全部低于0.01的P值水平。

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微调，使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根据modification indices修正指数值，人均教育支出的误差项（c6）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职工平均工资的误差项（e14）之间存在较强的共变性，其M.I.值高达23.578，为各项修正指数中的最高值。

经济上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的教育支出之间，有可理解的正向影响，不违反基本的理论假设，因此在这两者的误差项之间建立相关路径。修正后，模型的各项评估指标值都有较大改善，显示本次修正是符合实际需要和有意义的。例如，RMSEA降到0.78，CFI提升到0.936，NFI提升到0.865，AIC也降低到383.659。在此基础上，对于M.I.修正指数值较大且符合理论解释的，继续进行修正，再增加了e13和e10之间、c1和el之间的关联。经过简单修正后，模型已展现出较好的拟合度，RMSEA降低到0.72，CFI提升到0.946，NFI提升到0.876，AIC降低到365.482。各路径回归系数的P值均大大低于0.0l，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小于1。最终的模型及其标准化系数如图3所示：

路径回归系数及其P值均符合显著性水平的要求，如下表所示：

对模型品质的判断有多项指标，如RMSEA、NFI、CFI、IFI、RFI等。“评价模型时，应多个拟合指数结合应用。”部分指标具有更好的适用性，例如“RMSEA在众多指数中，对错误模型比较敏感，而且惩罚了复杂模型，是相对比较理想的指数。”综合多项外在品质的评价指标来看，本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性。如下表所示：

本模型的评价指标中，大部分都符合要求。例如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RMSAE具有良好适配度。CFI指标不受样本量的影响，能敏感地反映误设模型的变化，本研究中也是符合适配要求的。GFI、AGFI早期使用较多，但发现不够稳定，这两项值在本文中低于0.9的适配标准，但是与0.9仍较为接近，而且由于对实际模型的判断还需结合其他指标，因此不影响对本模型适配度的整体判断。综合上表中的多项评价指标，可以认为，本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模型内在品质上，基于标准化回归系数，各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计算公式如下：组合信度：[∑（入）]²/{[∑（入）]2+∑（0）}。其中，入为指标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因素负荷量或回归系数）；（为观察变量的误差变异量，其值=1-因素负荷量的平方。Bogozzi与Yi认为，组合信度在0.6以上，则表示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良好。本研究中，经计算，经济富裕度组合信度为0.9228，生活便适度组合信度为0.8609，社会和谐度组合信度为0.8785，文化丰厚度组合信度为O.7045，绿色发展度组合信度为O.8486，自然宜人度组合信度为0.8864。文化创意产业生产能力组合信度为O.8421，创意阶层为O.7032，创新能力为O.7660。上述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大于O.6，模型内在质量佳。

另一个与组合信度类似的指标为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它可以显示被潜在构念解释的变异量有多少来自测量误差。平均方差抽取量越大，相对测量误差则越小。一般的判断标准是平均方差抽取量要大于0.50。其计算公式为：平均方差抽取量：[∑（入²）]/{[∑（入²）]+∑（θ）}。经计算，本研究中的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如下：经济富裕度为0.8569，生活便适度为0.6742，社会和谐度为0.7835，文化丰厚度为0.4519；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生产能力为0.7323，创意阶层为0.5563，创新能力为0.6235，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0.7170。除了文化丰厚度之外，其他各项都符大于合0.5的标准。结合上文中，文化丰厚度的组合信度是合格的，因此认为模型的内在品质都是符合要求的。

五、结语

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一种“创意导向型”的人居城市日益突现，转变成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构成范式。它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核心，向影响着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各个重要因子形成正向辐射和有益作用，促进着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在各方面的改善和提升。以研究所得的l模型来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经济富裕度、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绿色发展度、自然宜居度都具有显著的作用。尽管对生活便适度的影响缺乏直接性，但仍通过经济富裕度这一中间因素显著地影响着生活便适度的提升。就本研究所抽取的我国样本城市而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这些因子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具有其他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难以替代性。例如传统的以经济发展、经济富裕度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方式，显现出其在构建人居城市上的乏力。经济因素尽管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层面，但是它对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自然宜人度、绿色发展度方面的作用，在本研究的假设中被推翻了，并未得到实证的支持。因此人居城市的构建需要简单的经济驱动因之外的新的动力因子，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此表现出了良好的功能适应性，具有对人居城市各主要层面的有效支撑。

文化丰厚度是当前我国城市注重的另一因素，被许多城市纳入到“文化立市”、建设“文化型城市”的战略向度，被认为其具有转变城市的方式、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促进城市的社会建设等诸多积极意义。但是在本研究中，文化丰厚度对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构建并未显现出足够的支撑，它对于城市的绿色发展度、社会和谐度的正向作用都未能得到模型的支持。这意味着，文化资源的丰厚并不能直接转变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发展的驱动，而是需要把文化的静态资源转化为文化化的动态发展方式。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契机和切人的路径，它既和城市的文化丰厚度有着深刻的渊源，也通过其主动的、产业化的、扩张化的文化资本对城市的发展方式产生作用，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生态宜居以及社会和谐，形成城市在新阶段转型发展的催化剂。人居环境质量的构成中，绿色城市、生态友好型的城市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甚至具有中心性的因素。毋庸置疑，绿色发展度、自然宜人度的确是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居住体验、人居感受的十分主要的因素，但是它还难以形成对城市整体发展的多维度、多方面辐射。绿色城市是城市应有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但在现阶段的我国城市而言，希冀通过绿色发展来推动城市经济富裕度、生活便适度、文化丰厚度等方面的发展，仍未显示出充分的现实效力。而文化创意产业既立足于现实的经济发展度，又关系到城市的知识经济形态、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等构成特征，是一条立足扎实、辐射广泛又具有未来意义的可行路径。

在人居城市的建设中，文化创意产业以往虽然并未被完全忽视，但是其地位是被低估的。它或者被作为文化层面之中的一个因素，或者零星地出现在对于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衡量的各种子指标中。然而，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崛起的、具有强大未来意义的产业形态，它具有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层面的丰富渗透和融合。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与分析显示，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构建起着充分的和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创意人居城市的崛起，发挥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特征。在创意型人居城市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显现出其核心性和难以替代性，显现出对良性城市人居环境作用的广泛性和显著性，对我国人居城市的范式探索和未来城市的形态特征更新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