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前5年，即1906年间，陕西爆发了波涛汹涌的农民抗捐运动，它和同时期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正从根本上动摇着没落腐朽的清朝统治。自此以后，各阶层人民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或隐或显地日趋高涨，陕西农民反抗路权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率先的爆发，为革命时代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铺垫和贡献。

关键词：西潼铁路；路权；斗争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2-01

一

辛亥前五年，即一九零六（光绪三十二年），在陕西的清政府官吏议修西潼铁路，向各县农民派征路捐，因此激起了扶风、渭南、华洲、华阴、同州以及蒲城、富平等州县人民的反抗。这一英勇的群众斗争先由扶风发动，风起云涌，迅速地遍及各县，形成规模巨大的抗捐交农运动。如果人们把辛亥前三年发生的“蒲案”——知识界反抗清朝黑暗统治斗争，看做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那么，这一波澜壮阔的农民群众反抗路捐运动，更广泛地反映了全省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农民对于当时清政府昏庸、媚外、残酷压榨人民的黑暗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这正是陕西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陕西农民的反抗路捐斗争和同时期全国各地或先或后发生的“抗捐”、“抗税”、“抢米”农民暴动，都一样地说明着辛亥前人民群众已日趋革命化，革命形势相当高涨了。

自甲午战争厚，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展了掠夺中国铁路建筑权的争夺战，正如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小册子中说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铁路的办法，引起了强烈的竞争，也引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如粤汉、川汉、沪杭甬等路都先后爆发了当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公然掠夺筑路权或清政府在“官办”、“国有”的黄子下出卖路权的斗争。

西潼铁路路权之争，原因比国公司承筑京汉铁路时，已有汴洛路西展由比国承办之约，而汴洛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款亦载明中国铁路总公司如奉国家准由河南府接展至西安府，督办大臣可以应允比公司按照本合同章程妥商议办。等到一九零五年末，陕西藩司樊增祥始请筹办西潼铁路，巡抚曹鸿勋即派樊为总办。这时的清朝官吏，贪污腐败至极，他们修铁路，也说是“杜绝外人觊觎”，其实只要抢到一个“官办”，便可名利双收：既有能办“新政”之名，又可从中渔利之实，真的修筑铁路却是一点诚意也没有。

二

清政府在陕官吏既以官办铁路为名，又以藩司樊增祥为铁路总办，他们第一件要办的事——应该说是唯一要办的是，就是筹款。款从什么地方来呢？西潼铁路总办樊增祥所拟具的铁路办法章程二十二条，其中捐章第六条，第一是“加盐厘”，第二是“收谷捐”，第三是“增土税”，这三项税捐的刀锋都直接对准农民。这个章程上说：陕西创办铁路，自以筹款为最要，而商民中巨利所在，要以盐务为最多。在农民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而农民又是食盐的主要消费者的情况下，清朝官吏筹款的首以着就看上了盐税。至于说商民中巨利在于盐务，似乎增加盐税是对盐商的，其实谁都知道无论盐税如何增加，都会通过盐价上涨传嫁到农民身上的。筹款办法中“收谷捐”、“增土税”更是直接对农民的剥削。

清政府官吏要从农民身上筹款修路，而当时陕西农民的情况怎样呢，可以看看那时的一般社会情况：一九零零（光绪二十六年）年陕西大饥，广大农民辗转于饥饿线上，而这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太后那拉氏挟光绪帝西奔，经由太原到了西安，所到之地，人民的支应，异常浩繁，再加上那般“办皇差”的爪牙——清朝大小官吏以及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从中敲诈勒索仗势凌虐，是可以想象到的事。就在这种情况下，随粮征收路捐，激起了农民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零六年二、三月间，扶风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抗路捐的斗争，抗捐运动先由扶风发动，也不是偶然的。连续三年的饥荒使扶风的群众斗争把反抗路捐，反对盐斤加价、反对恶绅贪污合并在一起开展。

继扶风之后是渭南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在渭南征收路捐的每户粮赋加银一分二厘。固市大中寨村农民汪启青等，在群众中宣传反抗路捐。这时县官已闻风逃避，众怒之下，趁势捣毁了盐局、税局。次日群众涌入县衙，迫县官张世英当堂写了免收路捐的帖子，众乃散去。

华阴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在一九零六年十一月间。路捐的征收，在华阴是按每两赋银加收制钱五百文。华阴这个地方地势低湿，农民生活疾苦，那时一斗粮食卖二百多钱，贫雇农作一天短工，还买不到一升粮食，菜籽油三文钱一两，有的人穷的点不起灯。因此一遇交农器抗路捐，立刻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得到反应。

富平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约在九月间，那日知县李嘉绩正在县衙丹樨约绅学界观剧赏菊花，忽传农民反抗路捐，由东北乡来了两三千人，各持木杈扫帚要进县城交农具，都聚集在北门外桥头上，李知县即令停止演唱，并封闭四城门，约同各绅士上北城向群众问话，见得群众起哄，遂请绅士仵子新劝说，无效，县官亲自声称他将以去就力争豁免路捐，吵闹至日落，群众散去。

蒲城农民反抗路捐也曾群起交农，当时县令徐普，伪称免征路捐，哄退群众，事后徐普胆怯，托病告退，未获照准。可见群众斗争的威力已经吓破这般清朝官吏们的胆了。

三

有扶风开始扩大到各县的农民群众抗捐运动，诚如留日陕西学生所办《夏声》杂志评论中说的：“势如寸炬燎原，烈焰齐发。”清政府驻陕大使馆一面用残酷手段镇压，一面急急宣布停止路捐的征收，曹鸿勋札令西潼铁路总局说：“现在各州县抽收应载数据解交铁路局核收，铁路工开始照章发给股票支息，其未经抽收着即截至文到之日一律暂行免收，以予民力”，并着“由局出简明告示，排印多张，用五百里排单发给各州县张贴”，“限三日即行，毋稍延缓”。

一九零六年间波涛汹涌的陕西农民抗捐运动，正从根本上摇撼着没落腐朽的清朝统治，自此以后，各阶层人民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或隐或显地日趋高涨，等到辛亥武昌义旗一举，陕西首先响应，迅速摧毁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机器，其原因就在这里。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在陕西[M].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6.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2009.

作者简介：高炜，男，汉族，西安临潼区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