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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政府”政治实践始末

2016-11-03张振

人间 2016年26期

摘要:20世纪初年,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政坛上乱象丛生。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满于现状,主张建立一个“努力”的“好人政府”。在吴佩孚的操控下,1922年9月19日,“好人内阁”产生,在军阀派系的倾轧下,“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72天便宣告破产。

关键词:好人政府; 军阀统治;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8-01

一、“好政府主义”的提出

袁世凯死后,无人能继续掌控局势,各军阀派系势力纷争,军阀混战开始。政府只是军阀的控制下的“傀儡”,军阀派系纷争,把矛头指向政府,军阀直接插手内阁,内阁不断的倒阁、组阁,政坛上混乱无序。

新文化运动后以及五四运动后,思想进一步解放。胡适等人一方面,憎恶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的对抗,“于是发奋要谈政治”。 1922年5月7号,胡适和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掏经费,创办《努力周刊》,并以此为阵营地,宣传其政治主张,和各主义学派进行“论战”,妄图通过社会舆论来改良政治。

胡适为了寻求更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对“好政府主义”发表演说,很快获得了自由派知识子的响应。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由胡适,蔡元培等作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建立一个“可以充分为全社会谋福利的”政治机关,可以“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的“好政府”。

二、“好人政府”的建立

好政府主义者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召集解散的国会”,即恢复旧国会后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便通电全国恢复国会,曹、吴随后赞成恢复国会。6月16日,旧国会在天津成立,总统徐世昌辞职,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东,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宪法,这不过只是直系军阀曹、吴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恢复旧国会、旧宪法,让黎元洪做一个过度的“傀儡”总统,然后直系军阀直接控制中央政府。

以吴佩孚与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奉军,直系势力逐渐控制中央政府,直系势力如日中天。但其内部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洛派”首领吴佩孚,想借恢复法统的名义武力平定南方军政府,统一全国,而后拥戴曹锟上台。但是“保派”曹锟急于登上总统宝座,与吴佩孚分歧越来越大,异常激烈。最后在先有总统再有宪法,还是先有宪法再有总统问题上白热化,为后来“好人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1922年9月19日,黎元洪屈从吴佩孚,唐绍仪宣布解除内阁。翌日,提名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进行组阁。综观几位总长,高恩洪,孙丹林为吴佩孚亲信,而张绍曾是其亲家,高凌霨属“保派”,徐谦未到任。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都是留学归国的无党无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组阁吴佩孚可以进一步操纵内阁实权,对内阁比较满意。而又因王宠惠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胡适等人的吹捧,吴佩服与好政府主义者达到一定程度上的“默契”。

三、“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

“好人内阁”成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欣喜不已,纷纷建言献策。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建议“好政府”充当南北调停的角色,和平统一,消除祸乱。社会舆论也对此寄予厚望,《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这回王内阁的成立,虽不免有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凑一色的遗憾,但就大体而论,总算以比较新的人物居其多数,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当的期望”。“好人们”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渐渐发现内阁困难重重。总统、国会、军阀之间矛盾重重,直系军阀之间也有摩擦,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的表现在了内阁各总长斗争之中。

总统黎元洪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在被段祺瑞逼下台后,可以再次复职,自以为以总统的角色,树立权威,推行自己的措施,不受军阀的左右。在复职前发表的“鱼电”中,黎元洪明确表示各省督军解除兵权还政国家。军阀虽然反对,表面还是附和,各自盘算黎元洪不过只是过度而已,但是黎元洪赖在总统位置上不走,保洛两派对此心怀怨恨,想尽快赶走黎元洪。

直系军阀保洛派之争中,高恩洪,孙丹林是吴的亲信,掌握重要的内阁职务,王宠惠又倾向吴佩孚,洛派实际控制内阁,这导致洛派的不满。只有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农商总长高凌霨属于保定派,依附曹锟,保洛两派之间明争暗斗。

王宠惠组阁之前幻想能按照胡适《我们政治主张》里所说的“建立宪政的政府”那样改良法律、制定宪法。但是组阁之后,便被财务纠纷忙的焦头烂额,到处筹措军费,四处奔走向帝国主义借款,但在军费分配上不均,又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王宠惠在任期间每天只有应付索薪团,一身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

曹锟急于登上总统的宝座,保派们便对其内阁下手,进行倒阁运动。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吴景廉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吴景廉就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叫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宠惠置辩“难道你就是国会?”而后两人大吵,甚至说“混账”下流之语,可见王宠惠面临的尴尬境地。吴景廉的倒阁运动也在慢慢酝酿。

由于吴佩孚多次索要军费,好人内阁只能向支持他们的西方四国银行借款。为挽救国际信用,罗文干擅自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在50万军费上,为了不让保派平分,借款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由总理批准,拨给交通部,再转到洛派手里。后来因买办告发,事情泄露。

事情泄露后吴景廉便向黎元洪举报罗文干擅自签订合同,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损失,同时有纳贿嫌疑,黎元洪在吴的恐吓下,下令逮捕令,罗文干遭到逮捕。黎元洪殊不知犯了一个浅显的错误,在府院联席会议中,黎元洪认错并把责任往警察总督身上推。

罗文干案发后,虽有转机但保派加紧攻击洛派,各省督军通电响应支持曹锟,痛诉罗文干丧权卖国。洛派甘拜下风,保派权利盛极一时,吴佩孚成为了“过街的老鼠”。社会舆论也一致倒向保派,“记者主张王阁急速退,非一日矣”。25日,王宠惠内阁停止办公,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好人政府在一片批评声中黯然败阵。1923年的11月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文章,便对好人政府极尽嘲讽“好人们在北方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并没有什么成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很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卷三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01年版.

作者简介:张振(1990.03—),男,汉,山东滕州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