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颖

支持法案者认为，这将改善这些女性的处境和权益，而反对者则认为，这项法案实际上可能会剥夺这些妇女的选择和机会

57岁的纳亚纳·帕特尔医生可以称得上印度商业代孕的教母，在她的诊所诞生的代孕婴儿已经超过1100名。十年前，她出现在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的节目中，揭开了印度代孕的神秘面纱，镜头下，她的代孕诊所很简陋，看起来和乡镇卫生所差不多，但这并没有阻碍她的代孕事业发展。现在，她告别了简陋的诊所，现代化医院兼研究中心在2015年投入运营。

然而，紧接着，她迎来了个坏消息。

2016年8月底，印度政府公布了《2016代孕监管法案》（The Surrogacy Regulation Bill 2016）。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公开向媒体介绍，该法案旨在全面禁止商业代孕行为。

此前，2015年10月28日，印度政府已宣布，将立法禁止本国女性为外国人提供“子宫租借”服务，禁止国内女性为海外客户提供商业代孕服务。

代孕收入相当于16年的薪水

1999年，帕特尔开始做试管受精，但起初没有想到做代孕。直到一位没有子宫的女患者因为找不到代孕前来求助，当时整个印度都找不到代孕。最终，她帮助一对双胞胎在女患者祖母的子宫中发育，这个案例被媒体报道后，帕特尔开始走上代孕之路。

2002年，印度宣布商业代孕合法。彼时，在印度找到代孕妈妈并不容易。2003年，一对英国夫妇来找帕特尔寻求帮助，她花了3个月才找到一位妇女做代孕。

帕特尔认为，后来印度代孕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包括，西方相信印度的医疗水平、印度代孕有竞争力的价格，以及法律条款——代孕者对婴儿没有任何的权利和责任。在一些西方国家，分娩妈妈会被认定为孩子的母亲。

2006年，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的报道，使印度代孕产业走入了更多西方人的视野。据了解，当时，在印度购买代孕服务的价格约为1.8万至3万美元不等，这一价格大概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帕特尔曾介绍，代孕母亲一般通过代孕会获得8000美元的收入，如果生了双胞胎会获得10000美元。支付给代孕者的费用会根据怀孕的不同阶段支付，如果三个月内流产只能获得600美元，如果3个月后流产会得到1200美元，若怀孕超过6个月，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得到8000美元。

帕特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每位代孕者平均可以获得9000美元的报酬。”

2013年，BBC拍摄了名为《代孕者》的纪录片。片中，一位28岁代孕者的丈夫月收入仅40美元，全家7口人居住在一个破旧的单间里，8000美元的代孕收入相当于她丈夫工作16年的薪水。

这位代孕者面对镜头说：“我愿意为子女做任何事情。我可以用做代孕的钱供养他们读书……但我希望我的女儿永远不用代孕。”

帕特尔说，很多人指责她的诊所是婴儿工厂，代孕是贩卖婴儿，这些指责让她难受。她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没有遇到过丈夫或家庭强迫妇女从事代孕的。”

帕特尔认为，这些孕妇在做体力活，她们也因此得到补偿收入。代孕者不应该为代孕而感到耻辱，相反，要为自己曾经是一位代孕者改变了一对（不孕不育）夫妻的命运而骄傲。

弱势的孕妇，尴尬的婴儿

因为从事代孕行业，帕特尔在印度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2009年，印度知名刊物《周刊》评选出最具有争议的25位印度人，她名列其中。

帕特尔告诉本刊记者，新医院成立后，很多职位都提供给了曾在她诊所代孕过的妇女和她们的家属。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为代孕者们提供缝纫课程的照片。她说，希望代孕者离开代孕屋后还可以有一些收入。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对印度代孕业持批判态度。

新德里社会研究中心负责人玛纳斯·米什拉认为代孕产业是“富人剥削穷人”。而且，代孕获得的报酬太少，不足以改变代孕者的贫困现状。

在对200位代孕者的调研中，米什拉发现，许多诊所并没有支付当初许诺的价格，而且在程序中有欺骗的部分。比如，许多妇女被告知分娩将是自然分娩，但往往她们被剖腹产。调研中米什拉还发现，一些夫妇委托一个以上的代孕者来增加受孕机会，最终多余的受孕者的孩子会被药流——当代孕者去做检查时，医生她给药丸，代孕者并不知道这是流产，最终让她相信流产是因为她的不小心造成的，当然不会得到补偿。

事实上，和这位妇女一样，很多印度贫困妇女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对于合同条款、风险责任的认知十分模糊，这也使代孕妇女处于弱势地位。

2012年6月英国《卫报》一则新闻这样写道，“一个可怜的30岁的印度代孕母亲不幸去世，但几乎没有被媒体报道 ，毕竟她已经完成了她签订的任务，为美国‘委托父母孕育的八个月大的胎儿幸存下来。事实上，这位代孕妇女就像许多其他经济边缘化的代孕者一样，在代孕时甚至失去生命，但很快就被遗忘。高度不透明、基本上没有管制的婴儿工厂在印度各地盛行，而大家通常只关心最终产品：孩子。”

不过，代孕的最终“产品”——孩子也往往处于“尴尬”境地，有的婴儿可能面临一出生就被遗弃或者无国籍。

《多伦多星报》报道，2006年，一对加拿大夫妻前往印度诊所寻求代孕服务，随后喜得一对龙凤胎。但是，在办理加拿大护照，进行基因检测时，却得知双胞胎中的儿子与丈夫并非亲子关系，原因是诊所弄混了客户的精子样本，结果这位男婴儿无法获得国籍。

此外，由于一些国家不承认代孕孩子，也会导致孩子身份无法认定。

法律日趋收紧

此前，印度已出台过多项措施，对代孕业进行规范。

早在2008年，印度规定代孕妇女不能同时是卵子捐献者，但可以是不育夫妇的亲戚，或专门从事代孕的女性。到印度寻求代孕的外国人必须提供书面证明，确保他们会把孩子带回自己的国家。

2012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同性恋夫妇或是单身人士雇佣印度妇女为他们生孩子。此外，前往该国购买代孕服务的外国人必须是合法结婚，并且婚姻持续至少两年时间。另外，提出代孕服务的夫妇应当出示本国外交部或驻印度大使馆的书面文件，写明这个国家承认代孕行为。

2015年立法禁止本国女性为外国人提供“子宫租借”服务，禁止国内女性为海外客户提供商业代孕服务。

在德里高级生育妇产科中心已经帮助100多个婴儿出生的医生卡贝瑞·班纳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从2015年11月份开始就不帮外国人做代孕了。

不过，一位印度生育诊所的医生英迪拉·欣杜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禁止对外国人代孕并没有造成大量印度生育诊所破产，他们为印度本土人服务也经营得很好。

但是，如果印度议会通过《2016代孕监管法案》，那么印度商业代孕行为将被全面禁止。

印度媒体《印度消费》评论说，印度政府公布的《2016代孕监管法案》的起草，没有建立在对整个辅助生殖技术产业足够数量和体量的研究上，政府几乎不掌握管理这个产业的任何数据。

由于代孕产业的不透明性，关于印度代孕产业的产值、代孕诊所数量并没有官方数据。根据媒体估算，代孕每年为印度带来23亿美元的产值，每年至少2000名代孕婴儿在印度出生。

这项法令中的一些细节也遭受诸多诟病。

《2016代孕监管法案》要求无偿代孕的申请需要结婚超过5年、无法生育孩子的夫妻才能申请代孕，并且要有一方参与到过程中。

印度大学国家法学院研究员库玛尔·辛格撰文称，无偿代孕的申请者也需结婚至少五年，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现今，人们晚婚，很多人步入婚姻已是中老年，在这种情况下，五年的等待意味着，当他们有孩子时，这对夫妇已经衰老。

库玛尔·辛格写道，该法案的目的似乎是禁止商业代孕，以保护贫困妇女免受剥削。事实上，这项法案实际上可能会剥夺这些妇女的选择和机会。由于国家未能向这些妇女提供（致富）手段或机会，代孕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她们可以被尊敬的方式赚取对她们来说可观的收入，而不必转向卖淫。这个禁止代孕的法案将使这一选择远离他们。有许多事例表明，代孕可以使一些家庭摆脱赤贫，为他们的子女带来教育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卡贝瑞·班纳吉也认为《2016代孕监管法案》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禁令中的条款要求夫妇寻求近亲无偿为其代孕，而不是商业代孕者，这也带来了一个两难问题。婴儿和近亲以及遗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将是非常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