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我无法统计，但凭经验感觉到，无论在乡村或城市，“软绵绵的年轻人”数量都在增加。

这群人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他们可能有工作，也可能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对任何一份工作都无法长时间坚持；2、他们在收入上无法养活自己，常常需要父母的补贴，而父母对补贴并不抗拒；3、他们几乎不思考未来，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振作或改变，偶尔萌生出某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就会想到动用父母的钱。

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最合适的名词来概括他们，因为在经济、理想、责任、对生活的耐受力等方面都显得软绵绵的，姑且先称之为“软世代”。十几年前，“啃老族”开始被用来形容一部分无法养活自己的80后，而我所见到的这个“软世代”也有某种“啃老”特征，但又有显著的差别。

80后的“啃老族”是与十几年前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开始剧增相伴而生的，他们可能很努力，但凭借自身的薪水无法在城市安插下一个至少由房子、车子、妻子、孩子组成的“正常家庭”，因而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除去少部分完全不工作的人，大部分“啃老族”的人生方向还处在前代人所能理解的“正常轨道”上，“啃老”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系这一“正常轨道”。而“软世代”，则对一切都毫不挂心，走到哪是哪；有工作就干几天，不高兴了就离开；对收入低的工作没有兴趣，对收入更高的工作又没有信心和进取心；没有对生存的担忧，因为可以向父母伸手；人生在他们那里，只是把时光切成了一小份一小份，一份一份地过，每一份之间没有质的区别。

简单地说就是，“啃老族”中大部分是依赖父母但却还怀抱希望的人，而在“软世代”身上则看不到动力的火花。后者在心理和行为表现上，都是一群外形上像大人的婴儿，把外部世界理解为一个供养自己的后勤库，他们对生活没有想象，无所谓好与坏，就像胎儿对于羊水没有什么评价一样。

某个年轻人群体所显露出的鲜明特性，奥秘常常可以从其父母身上去寻找，于是我又对比了一下“啃老族”和“软世代”的父母。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啃老族”的父母经济能力普遍较弱，而且相当有限的财富还是通过勤俭节约积累下来的，而“软世代”的父母受益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机会的增加和社会财富蛋糕自身“水涨船高”式的膨胀，更富有也更容易获得收入。

起初，“软世代”只是新生代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社会面对的紧急问题，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越轨者。他们就像黏在社会身上的一块嚼过的口香糖，除了让人在观感和知觉上不太舒服外，也没有造成明显的危害。

不过，这些人越来越多，就会让社会发生变化。一个个“软世代”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在眼前晃悠，引导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对生活的想象是正确的吗？贫穷时代的中国人，对未来生活的理想是尽可能少地劳动乃至不必劳动，而又不会缺衣少食。那个时代无暇顾及所谓“未来的精神生活”，因此几代人向往的生活理想可能是残疾的，而这种残疾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作为80年代初期生的人，我们的前一代还在挨饿，我们这一代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成长期在物质上依然十分匮乏。而在今天，一部分人，尤其是类似“软世代”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慢慢走进了过去的人们理想中的状态。他们的同龄人中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刻苦耐劳，而且充满令人惊讶的创造力，将会继续革新人类的生产效率，但这种革新反过来在后勤上保证了“软世代”这个群体得以继续存在和扩大。

物质获取太容易，就形成了一个“酸性”社会环境，溶解人的意志和精神。“软世代”就是被“酸性环境”泡软了的一群人，他们对文明的再生产毫无兴趣。他们对时代十分满意，或者无意理会，对社会尚待改进的制度或思想缺陷一无所见。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原始化”，就像生活在一个食物来源非常丰富的地方的原始人，空手可以捉到鱼，抬头就能采集到果实，不需要鱼钩也不需要梯子，没有任何变革动机，除了进食就是玩耍。

因此我们看到，在信息和思想的获取如此便捷的时代，却出现了越来越大规模的不具备任何有效知识的社会参与者，他们人数一多起来，就能让本来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无意义，让本来无意义的事情看上去很重要。他们能让任何崇高的价值（如爱国主义）变得不可理喻，也能让影视、文艺作品越来越低智化却越来越受欢迎，既能让浅薄的艺人大红大紫，也能让真正的思想者和艺术家被挤出圈外，形成一种社会逆淘汰。

不知道将来他们还会带来什么，但可以肯定会继续让我们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