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有好的想法（idea）和政策，但光有好的想法和政策还不够，执行怎么办？需要把想法转化为行动。

“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是受邀与会的著名学者之一。在对话会的不同场合，郑永年教授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见解。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背后是治理主体（包括政党）面临的一些挑战；要提升经济治理的成效，需要政党以强大的执行力来将好的想法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尤其是十八大后管党治党的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围绕这些核心观点，《南风窗》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Q&A

N—南风窗

Z—郑永年

谁的治理？

N：“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选择了以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中的作用为主题，您认为相对于其他平台，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进中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Z：讨论政党的独特优势，实际上说的是治理主体（Active）问题。我们不能抽象地讲全球治理或者一国的内部治理，还要问：谁的治理？要讲治理的改善的话，你必须首先看到谁来做的问题。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首先是两种力量，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政府。把世界各个国家的市场都连接起来，才叫全球化。西方推动的全球化，首先是资本，像马克思说的，资本要走到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资本本身不足以打开他国的市场，所以政府又进来，就像早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侵略的手段打开别国的市场。

政府背后的政治力量主要就是政党。近代以来，任何国家，组织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甚至唯一力量就是政党。政党的具体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各个国家不一样，但政党是主体力量这一点是共同的。当然，现在不管是一国还是国际范围的社会组织也很发达，但没有哪个社会有哪个社会组织可以替代政党的作用。

N：那么，如果从政党的角度，怎么理解现在一国国内治理或者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

Z：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治理危机，从中东乱局到欧洲难民潮，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的特朗普现象，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等，都预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有大的变化。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有好的想法（idea）和政策，但光有好的想法和政策还不够，执行怎么办？需要把想法转化为行动。当前一国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原因是治理主体出了问题。

我记得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读过《When Political Party Fails》（当政党失败的时候），讲的是一战之后二战之前，当欧洲的政党治理出现危机的时候，各个政党即诉诸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治理危机，还导致了二战。当然，今天的情形没有那么严重，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客观地说，在全球化过程中，政党的作用会受到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来自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它们分享了很多政党的资源，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又分走了政党一部分的影响力。政党的社会基础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薄弱。但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这个政治基础上的有效政府，再好的想法和政策也很难落地。

N：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你提到的政党失败的情况看上去更加严重了，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现象。

Z：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什么全球化推进的很快？因为大部分西方的政治人物都在谈自由贸易，现在在欧洲和美国，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大家都想要保护主义。

现在好多政党越来越不负责任。这就是一种政党的危机。公投，在西方看来是一种最民主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公投也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方式，精英之间达不成共识，就让老百姓去说话，老百姓投了票又开始后悔，像英国公投就是这个情况。这实际上反映了政治精英不能承担政治责任。在不少西方国家，老百姓普遍对既定的政治制度不信任，对精英不信任，对既得利益恨之入骨。英国公投和美国特朗普现象可以看成是平民对精英的一种惩罚，一种对既得利益的惩罚。

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N：分析原因的话，是不是与西方政党的整合社会利益能力的下降有关系？

Z：如果从政党的缘起来说，很难说政党从一开始的功能就是整合社会利益。因为以前欧洲的很多政党来自于Faction（派别），派别不是整合社会的，派别是政治力量分化的产物，派别发展下去就变成政党。

社会首先是自己整合自己。以前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是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一个社会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之后，政党就分化不了社会。假如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占70%，那些所谓左派政党、右派政党，左派的左一点，右派的右一点，但是你还是不能偏离中产阶级这个主体。假如中产阶级小于50%的话，社会就分化了，这就是现在西方的危机，也是美国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要讲中产阶级是他的Pole Star（北极星），是指路明灯。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级占70%多，现在下降到50%都不到，这是它的危机。我认为，如果说以前西方的政党看上去执行力很强，那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不同政党精英之间还能达成共识。这个时候政党还有执行力，是个有效的政党。现在，因为中产阶级变小，在中产阶级变小之后，政党之间精英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党变成一种分化社会的力量，不是社会整合的力量。

N：美国学者福山也专门谈过美国政党间出现的那种否决政治，让美国的治理经常出现失效问题。

Z：回顾欧洲的政党发展史，中产阶级壮大了之后，反对党叫Loyal Opposition（忠诚的反对）。现在没有了，社会分化之后，政党变成了福山所说的Voteparty（否决党），互相否决，不是互相支持和提建设性意见，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西方的政党就变成一个分化社会的力量。拉丁美洲也存在这种现象，有的国家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太小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强调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这个陷阱的重要体现就是中产阶级太小，中间小两头大，那么社会就不稳定。所以你要谈整合的话，要有个能自己进行整合的社会结构。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能够整合自己？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才能自己整合起来。两头大中间小，这个社会就分化。社会发生分化，在选举制度下，政党就成为分化社会而不是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N：此次“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与会的政党政要和学者一方面提醒注意民粹主义上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醒在经济治理中，要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参与程度。发展要有包容性，但又要警惕民粹主义，两者如何融洽起来？

Z：谈到政治参与的时候，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民众到底如何定义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不同的群体，比如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我想民主最好的就是越是到基层层面，越要重视选举制度的作用，因为基层治理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整个国家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一项重大的决策需要更多的专业讨论来分析相关信息，我们自己往往也无法准确预测政策的最后成果。我认为，任人唯贤和民主制度结合是最好的，能够推动决策体系的发展。很明显，单纯的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有正确主张的就选上，错误的就选不上。

执政党的开放包容

N：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尤其是十八大后的治党实践，能够为你说的政党治理提供哪些启发？

Z：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使命性、行动性和群众性的政党。通过任人唯贤，保证可以选拔出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很好的政策转化为现实。

改革开放后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人均GDP都不到300美金，现在接近8000美金，以前是那么穷的一个经济体，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就是共产党的行动能力。发展起来了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党内出现了“团团伙伙”等问题，用政治学的概念说，其实就是政治寡头。看看那些“大老虎”，腐败所及，从中央到地方，横跨部委，就是典型的寡头。如果不整治的话，执政党不就变成了一个被少数既得利益把持的党了吗？这是十八大以后大规模反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和治党实践，使得共产党更加强大。由此，中国的国内的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就有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所以，如果能从政党的角度来看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就容易沦为空谈。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党是“空谈党”，不是“行动党”。世界各国分享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的执政经验非常重要。

N：通过你上面讲的，是不是意味着在社会分化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像中国有中共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对于治理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Z：我想说的一点是，不管一个国家政党的具体形态如何，最关键的是保证执政党的政治过程是开放的，保证执政党不是被少数既得利益所把持。也就是说，党本身要始终保持开放，党始终保持改革的状态，党的建设永远是重中之重。这就是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所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最理想的体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美国民主，不管以前怎么评价，现在的总统选举变得这么丑陋，我想不会有人说这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美国讲了那么多年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在掩盖问题。为什么会有特朗普现象？因为他说出了很多实际存在的问题。

简单的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即使是一党长期执政，也能有内部充分的民主；即使是所谓的轮流坐庄，也可能变成轮流专制。不管什么政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是不是和社会脱节的关键问题上。任何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跟社会脱节。中国现在推进的群团改革，也是要去官僚化。怎样使政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去官僚化最重要。整个西方也一样，为什么出现英国公投和民粹主义，就是因为执政党脱离社会现实，也解决不了社会那么多的问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比较强大，主要是因为执政党的开放性，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都可以来到党内为社会服务。而精英，就是那些能够反映老百姓意见、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人。

N：对于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之间的交流，你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Z：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政府的、资本的、社会的合作很常见，但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就没有这么广泛。但政府是政党产生的，政党交流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政党这种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对话平台，会带来比较大的问题。同时，政党之间对话，相对比政府之间对话容易得多。政府往往只能邀请执政党，但政党对话就不同了，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也可以说更民主，更容易大规模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的交往，有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跟他国共产党的交往，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的转型，就是和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发展交流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2014、2015和2016这三次对话会，办得越来越好。

西方国家之间的党际交往，其实也不多。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对话会，用企业界的话说，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创新”的一个平台。既然是平台，那么就应当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怎么把平等交流的精神贯穿到包括议程设置等各个环节里面，值得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