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管理精英中，只有经济学家有诺贝尔奖可得，而刚刚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和班特·霍尔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m）。经济学家获得如此独特地位的原因何在，诺贝尔奖光环可以—也确实常常—让一些有害于公共利益的政策获得声誉，比方说，推动不平等和增加造成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那些政策。

但我们的社会并非都是经济学说了算。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里，于另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支配下，社会将大约30%的GDP配置于就业、医疗、教育和退休金。这一世界观，即社会民主，是关于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它不但是一种政治方向，同时也是一种治理之道。

标准经济学会假设社会由自利个体组成，他们在市场中交易，他们的选择通过“看不见的手”放大成一种效率状态（efficient state）。但这一信条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太稳固：其前提条件并不现实，其所支持的模式自相矛盾，其产生的预测则常常出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央行在1968年赞助成立，这一时间点并非巧合。这项新奖项产生于一个由来已久的冲突：一方是富裕阶层的利益，即物价稳定；另一方是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即通过税收、社会投资和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不安全感。颁发该奖项的机构是瑞典皇家学院，而瑞典同时也是发达的社会民主国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央行与瑞典政府就如何管理信用的问题出现了冲突。政府的重点是就业和住房；而坚定的佩尔·奥斯布林克（Per .sbrink）领导的瑞典央行则担心通货膨胀。瑞典央行权力受到限制，然而因此它获得了补偿—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得到了赞助一项诺贝尔奖的殊荣。

在皇家学院内部，一群中右翼经济学家“把持”着遴选获奖者的流程，获奖者均为顶尖经济学者。一项对他们的影响、倾向和偏见的分析表明，诺贝尔奖委员会通过左与右、形式和经验、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僵化平衡来保持一种公平的表象。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职业经济学家总体而言广泛地左倾。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高决定者，是斯托克霍姆大学经济学家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Lindbeck）。20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德贝克干预瑞典选举，援引微观经济学理论对抗社会民主，并警告说高税收和充分就业导致灾难。他的干预让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到当时所犯的巨大的政策错误，也就是信用去监管（deregulation of credit）上。后者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深度金融危机，也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的先声。

林德贝克的关注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类似。这些行动方坚持私有化、去监管化以及资本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套政策养肥了商界和金融精英，导致了剧烈的危机，也破坏了新兴经济体增长。

在西方，个人主义自利范式被放在首位，这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然而它为腐败、不平等以及对执政精英的不信任制造了温床—这也是理性选择和“以我为先”的价值观所不曾预期的后果。随着发达经济体陆续爆发以前专属发展中国家的危机，瑞典政治学家波·罗斯坦因（Bo Rothstein）要求瑞典皇家学院（他也是院士之一）暂停诺贝尔经济学奖直至查清这些后果。

社会民主的理论化，不如经济学深刻。它由务实政策组合构成，在预防经济不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几十年来饱受攻讦，社会民主仍然是提供公共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这些是市场所无法高效、公平、充足地提供的。但缺乏正式的学界支持，意味着即便名义上打着社会民主旗号的政党，也无法完全理解社会民主运行得如何。

市场奖励有钱人和成功者，与此不同，社会民主建立在公民平等（civic equality）的基础上。这一点造成了人们关于社会民主等同于“一刀切”的偏见。不过，关于这个偏见的应对方法已经存在日久。由于经济学有着引人入胜的外表，而社会民主不可或缺，因此两种思想发生了演变以互相适应—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的结合是和谐的。

对许多不和谐的婚姻来说，离婚并不在考虑之列。许多经济学家应对经济学核心假设失灵的办法是，撤退到实证调查领域。但由此带来的合理性是有代价的，即会丧失一般性—以地方试验为代表的随机化控制实验，无法取代一种可以放诸四海的社会公共利益观。承认这一点的一个好的起点是—据此来遴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夫纳·沃佛（Avner Offer）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牛津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万灵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与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Gabriel S.derberg）合著有《诺贝尔因素：经济学奖、社会民主与市场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