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回望长征，那些曾经蹒跚、奋战的人终会渐渐故去，而历史的印迹则难以磨灭，有可能越来越深刻，因为他们改变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进程。

埃德加·斯诺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红军长征：“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斯诺这本书写于1936年，当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这是较早对长征的历史价值进行叙述的西方视野，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德国人王安娜等都曾亲历或前往陕北苏区，聆听红军领导人的长征记忆。得益于他们的传播，长征在世界历史和人类精神遗产中有了一席之地。

80年过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长征遗产？它应当不仅是中国革命转折点这样的政治符号，更重要的是提供民族精神给养，从一段英雄主义的史诗中挖掘稀缺的信仰和品质。

重走长征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走长征路”就成为追寻历史记忆最直接的方式，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得者索尔兹伯里都曾在80年代初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过一段，他们对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充满热情。此后，有更多中国人开始通过“重走长征路”寻找现实中失落已久的精神支撑，他们并非全然出于对革命文化的朝圣，更多是从长征遗产的人文价值中得到心灵启示，也有人从中汲取商业文明所需要的合作、纪律、奉献。总之，正如斯诺所表达的那样，一段绝境下的生存、突围和由此显示出的人类无限可能性，已经超越了政见和立场。

今年9月底，《南风窗》记者“重走长征路”。我们从贵州遵义出发，到四川泸定县结束。此行并没有完全按照红军当年行军的路线，川贵山间经常能碰到公路被塌方阻断的情形，以致不得不临时改变目标。为时六天的行程，我们经过了遵义市枫香镇、贵州仁怀市茅台镇、遵义习水县土城镇、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四川雅安市的石棉县、汉源县、天全县等地，所到之处都是红军突围或补给休整的地方。

从时间上看，红军经过这些地区时算是整个长征的中段。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经过此前的湘江战役，红军已经从出发时的10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5月，红军夺取了泸定桥，全军胜利通过大渡河，不久后开始翻雪山、过草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生存。从军事上来说，这个阶段是红军取得战略主动权的开始，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传奇战例，改变了红军的处境，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得到加强的。

关于长征的故事，有很多口述资料，众人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了那段历史的部分面貌。不过，口述历史无论如何都带有主观印迹，后来的正史阐释也会暗示和影响讲述者的记忆。

在遵义习水县土城镇，我们遇到了“袍哥”罗明先，他是我们此行所见年纪最长的老人，今年93岁。“袍哥”是川东、贵州北部地区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的成员，这种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穿梭在土城的街巷之间，总是能碰到一位青衣长衫、戴圆顶礼帽的老人拄着棕色漆木手杖散步，罗明先是土城镇最后一位“袍哥”，虽已年逾九旬，仍能从他表演的一招一式中看出当年的拳脚功夫。红军经过土城镇时，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古镇位于赤水河古盐道上，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由此形成了盐帮、船帮、马帮、铁帮、袍哥等十八帮。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经习水土城向川南开进，在此开始了“四渡赤水”的第一渡，1935年1月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

在罗明先的回忆中，红军到达土城时，镇上的老弱妇孺受“共产共妻”传言的威吓都躲进了山里，那时罗明先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已经加入了“袍哥”，罗明先被“袍哥”老大留下，负责观察红军动向，老大在看到这支队伍的真实面貌后，安排罗明先敲着铜锣走街串巷，大喊红军是好人，叫躲出去的乡亲都回来。罗明先也与红军日渐熟络，带他们去饭馆吃饭。他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怎么可能像传言中的那样？实际上，爬雪山、过草地发生在差不多半年之后，听故事的人自然不会和这位老人太多较真，他只要在古城的街上与游人慷慨合照，讲一讲他的袍哥经历，以及没有能够跟着红军一起走的遗憾，历史的影像就立时鲜活了起来。

历史遗迹

自然和建筑遗迹则是更为客观、超越个人叙事的历史提示。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与过往发生的一切故事有着更为平和的关系。亲眼看到大渡河是在四川雅安的石棉县安顺场，历史上，大渡河一直被看作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前几年中科院的最新考察发现大渡河才是岷江正源。大渡河在四川境内流过泸定、石棉、汉源、峨边等县，进入岷江段。

眼前的大渡河已经没有了当年红军渡过时水流湍急的样子，那时候安顺场一带的大渡河宽100多米，周围高山耸立。现在，河道已经变窄了很多，只有在强降雨的时候，才会将河滩上整片凸起的青白石头卷入深流。“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区后，于5月24日晚来到安顺场。安顺场位于大渡河中游南岸，距离现在的石棉县城11公里，三面临山、一面临水，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世纪后半叶以来，安顺场就因为一支军队的全军覆没而深深刻上了英雄悲剧的烙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到达安顺场，出走天京的石达开计划从宁远北上，经冕宁、越西到大渡河南岸，再跨过大渡河，经雅安而取成都。在安顺场，石达开面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险境，几次渡河均告失败，最终全军覆没。史家的一种说法是，石达开并非没有渡河机会，当时安顺场左界松林河清军守备薄弱，而石达开因为一位妃妾生了儿子“传令犒赏三日”，以至贻误战机。

位于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专门为翼王悲歌留出了一块书写的空间。现任馆长宋福刚的祖父宋大顺与红军渡河有一段渊源，宋福刚讲述道，他的祖父是安顺场的前清秀才，熟知石达开的故事，毛泽东到此地后专门把他请去了解石达开兵败的原因。此时，红军面临后有薛岳大军追击，前有川军堵截的险境，历史会不会重演可能就在决策者闪念之间。宋大顺详细讲述了石达开的行军经历和教训，大渡河从5月开始就已经进入汛期，随时可能涨水，他向毛泽东建议，此地不宜久留，必须尽快渡河。

1935年5月25日清晨，红军凭借仅有的一艘木船，在当地5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十七勇士先遣突围靠岸。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扬言的那样，成为“石达开第二”。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能看到当年红军渡河时所用木船的原貌，它的外形与普通木船完全不同，船头翘起一米多高，既有利于减小阻力，使木船在急流中加速行驶，又可以避免船只直接撞向岸边损坏。这是当地特有的翘首木船，至少要有一个舵手、四个艄公才能行驶。如今，船工们都已经辞世。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泸定桥。从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到天全县再沿川藏公路进入甘孜州泸定县，能够明显感受到地貌和气候变化，泸定县地处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过渡带上，境内最高山贡嘎山海拔7500多米，为四川全省最高峰，被誉为“蜀山之王”。对天全县、泸定县这一带山势险峻更为直接的体验是，车在川藏公路上一直处在弯道急拐的惊险中。从天全县到泸定县要经过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的二郎山，不仅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而且素有“千里川藏线，天堑二郎山”之说，是川藏线上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60多年前，筑路部队在修建川藏公路的二郎山险峻路段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为它献出生命。

过了二郎山不远就到泸定县，泸定桥横跨泸定县境内的大渡河，从桥头的铁索上还能依稀看到当年建造者刻上的姓氏，按照清时的制度，一旦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建造者的子孙后代都要受到“连坐”。康熙皇帝统一中国后，为了打通川藏地区的交通要道，下令修成了这座铁索桥，至今，康熙御笔题字碑还矗立在桥头。

站在这座有300多年历史的长桥前环视整个县城，最初能感受到的只是风光壮美而非英雄传奇。位于高山峡谷中的泸定县，比我们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更适合观赏云在山间绕的缥缈幻境。只有在小心翼翼踩过桥上的木板时，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才会得到略微真切的体验。木板间的缝隙下，大渡河急流漫卷，行至中心感到整座桥都在摇晃，让人不免将自己置于红军当年的情景中，如果抽掉木板，在铁索上匍匐前行，前方又有枪林弹雨，会是怎样的艰险？

红军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的话，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可是国民党军穷追不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当即决定夺取泸定桥。当时的泸定桥已被敌军拆去了部分桥板，22名红军只能顺着锁链向东桥头突进，前面几名战士一手抱木板，一手抓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两小时后，红军夺取了泸定桥。飞夺泸定桥之后，红军左、右路军集结于大渡桥的东岸，他们将开始一段新的征途，穿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历史的转折

回到此行的出发地遵义。“遵义会议”已经为这座城市打上了深刻的印记，长征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则是长征中化被动为主动的历史分野。遵义会议旧址是一座两层中西合璧的灰色楼房，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1935年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即驻在这幢楼房里。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主楼陈列室，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李卓然、李德等人在遵义时的住所都被复原。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所则离会址较远，从住所或许也能看到当时党内的领导格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政治符号意义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实际上，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会理会议以及放弃进攻打鼓新场、四渡赤水等关键性的决策和战役后，红军的战略和军事方向以及正确的路线才得以确立。经历了这些转折点，这支队伍逐渐不像刚开始长征时那样迷茫。在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长征开始两天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里走，我们这样还要走多少天。”杨成武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红军自己在迷茫无措中离开了瑞金，而敌军也并未真正重视。“直到10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而在遵义会议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战斗之后，两支军队、两个政党的态势对比完全不同了，精神意志和对信仰的坚定有了本质上的高下之分，在决定中国未来的较量中，成为了真正的对手。索尔兹伯里说，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经过了长征，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一直以来，历史的细节充满争议。强渡大渡河的到底是17名还是18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是22名勇士还是更多，各方考证的结果均有不同。在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面有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两旁是22根花岗岩石柱，记录着当年的人物，只有五位留下了名字，其他几乎都已经无法确认了。这也是长征和中国革命的缩影，英雄和奇迹只是历史上的叙述，而那些选择了超越生死的人真正创造了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精神资源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让整个民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新。

在我们的“长征”途中，在雅安市委外宣办工作的罗光德讲了这样一件事，发生2013年4月20日的雅安地震后，一些来访者看到灾后为村民新建的屋舍非常好，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罗光德便跟他们说：“红军长征行至芦山、天全一带时，需要做一些军事补给和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附近的村民主动送给红军粮食，好多人家里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拿出来给红军，村民一共凑了200多万斤，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当时可是救命粮。如果你知道了这些，还会觉得今天给他们的太多了吗？”

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从来都不仅仅是理性的权衡和现实考量，也要重视与历史的深刻联系与续接。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行。回望长征，那些曾经蹒跚、奋战的人终会渐渐故去，而历史的印迹则难以磨灭，有可能越来越深刻，因为他们改变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