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

曾有记者采访刘震云，并因着他一句“兄弟”的称呼沾沾自喜。而我不得不发出一声窃笑。坦白讲，刘老师对身边任何比他年轻的后生都喊一句“兄弟”。面对一位纵横文坛三十载的成功作家、二十多年前广为人知的著名编剧，各位记者的套路还是简省了吧。一支笔写尽世间百态，作家刘震云洞悉人性，编剧刘震云对文艺界也好、娱乐圈也罢的那些或明或暗的“规则”更是了然于胸。

“打开”刘震云，的确很难。

但是从新闻操作角度讲，刘震云势必是今年下半年的热点人物——11月4日公映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以及“因故”调整在11月18日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皆由刘震云两部小说改编而来。后者出版时便因“潘金莲”之名和“上访”题材广受关注，最终交付给多年合作、“通家之好”的冯小刚执导；前者则顶着他文学创作迄今加冕的最高成就“茅盾文学奖”，交由自己27岁的亲闺女刘雨霖执导。

个人的名声与利益，缠织着交情与亲情，任何一个人裹挟其间都不会没有故事，甚至世故。人们总不免好奇，刘震云是如何自处的呢？

那边厢，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在台北金马奖，冯小刚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刘震云，领取金贝壳大奖时冯导上台感言，第一个感谢的也是“我们的编剧刘震云”。与此相映，刘震云提到冯小刚从来都是一句“小刚导演”如何如之何——尊重中见得亲近。

这边厢，自上世纪90年代成名之后，刘震云的家庭就经常在媒体曝光——和先生在文化报道中频频现身不同，夫人郭建梅由于常年在老少边穷地区为底层人士打公益官司，一度被外界誉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2014年，二人的闺女刘雨霖凭借微电影《门神》拿到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十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让世人眼前一亮。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上映，让这个家庭的里里外外更加惹人瞩目。

作为丈夫，刘震云对太太工作的支持是默默而坚定的。作为父亲和编剧，之于刘雨霖，这层分寸感就更需要拿捏了。君子务本、父女情深，这是无需怀疑的中国式人伦。但是这样的关系并不能移植于剧组，对电影拍摄，导演才是绝对的权威，家庭尊卑与片场主政可想而知会发生冲撞。

似有默契，我们能看到的是结果：女儿只要出门工作，人前人后都称呼刘震云一声“刘老师”，将父亲与编剧的边界厘清。

刘震云就更不用说。从今年八月起便在国内外各个影展上频频出现的《我不是潘金莲》剧组、《一句顶一万句》剧组，刘震云几乎场场不落的“陪绑”，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他愿意聊聊电影，哪怕文学呢，真是碰到涉及女儿的问题躲不开，他要么称“雨霖导演”，要么简称“导演”，从来不在人前直呼女儿的名字——显然，把父亲对女儿小心翼翼的关爱隐在后面，让职业的尊重凸显出来。

记者们往往愿意回顾采访对象所谓“入彀”的情景，我倒是很在意一次刘震云差点同我翻脸的细节：采访前为他们父女拍摄封面大片，间隙时段不少圈里朋友来捧场，说起话来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往长者脸上贴金。我多了一句嘴：“扶上马，再送一程嘛。”听闻此言，一直面带微笑的震云老哥霎时绷起了脸孔，他没有冲着我，而是将眼神扫向窗外，语调也依旧平和，“还要扶上马？那，我看就没有让她去拍的必要了。”我吐吐舌头，这句客套话算是拍到马脚上了。

显然，刘震云拒绝让此次作品的交付被沾染上一丁点裙带的色彩。是以在所有问题里，他特别愿意诚恳地先要聊聊为什么要把作品交给女儿？“因为就她思路是对的。很多导演，知名的导演找过我，他们一来都很兴奋，但坐下来聊着聊着，常常自己就把自己原先的改编思路给否了。她（刘雨霖）一开始就很坦白地告诉我，没办法把原著里的100来个人物都拍到电影里去，只想选择《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我也看了这么多年电影了，知道只有如此才是可行的。”刘震云说。

还是谈谈作品吧。之所以说眼下这两部电影是刘震云作品姊妹篇，其间原由一句话就能概括：《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找一个说得着的人”，《我不是潘金莲》呢，讲的是“找一个听得懂的人”。能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这本来是人际交往的元初，现如今却成了大多数人念兹在兹求之不得的可贵，刘震云揭开了这层“中国式的百年孤独”，也因此得了一尊文学奖杯。

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至今日，刘震云最在意的依旧是自己作家的身份，他写作时的清规戒律众所周知：早晨六点半雷打不动起来跑步，早餐后关起门来一写就是大半天，“手机静音搁在一旁，一眼都不看。”

电影上映前一周，我向刘雨霖导演介绍同业做视频直播，电话那头的雨霖导演先是为难，因为11月4日公映前她的时间早已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还是谦逊地答应电影上映后再出来“谈谈得失”。独独说到“刘老师”，雨霖简直是哭笑不得，她完全不知道老爸此刻正在哪里，“反正前几天跟我恶狠狠地抛下一句任何采访他一概都不会再接，就走了。”

“恶狠狠”的刘老师，同时又是一名 “有趣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逗笑每一个人，不管是用银幕上密不透风的台词，还是小说里一板正经的絮叨，抑或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际秘而不宣的玩笑与笑话。幽默的人也惯于用幽默化解问难。两部电影宣传期间，刘震云面对各色问题高接抵挡，或认真或太极，面不更色每每消于无形。唯独一次，有人问他，怎么看不久前身陷出轨门的王宝强，是否同《一句顶一万句》中戴了绿帽子的牛爱国经历相仿？台下一片哄笑，台上的刘震云眉头一皱，脸上甚至显出一层悲戚，“人们都在说这个事儿，他们看到的似乎只有这三个大人，而我看到的却是这事背后还有两个不懂事的娃娃……就到这吧。”

“我就是个农民，穷人的出身决定了我要同情弱者，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再说了，他们就真的友善吗？真的聪明吗？真的高贵吗？”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聊到了那句“穷人奸计，富长良心”，震云老师登时来了情绪，一连串的反问反倒让我确立了本文立意。

就像刘震云的小说体例往往出人意表，《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篇幅基本都交代在序言里了，《一句顶一万句》则仿照《圣经》经卷分为“出延津记”、“回延津记”。那么，小说、电影与人生，我们就聊聊这位河南新乡延津人出家乡、入家乡的故事吧。

出延津记：“故乡对我最大影响是生活态度”

1958年，我出生在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那个县所在地是一个平原，一马平川。这个平原是黄河冲击出来的，所以就会产生两种土地，一种是沙地，还有就是盐碱地。我在的那个村庄就属于盐碱地，最大的特点是水特别苦也特别咸，所以外地人到了我们村儿，如果不习惯吃那里的饭，喝了那里的水会拉肚子。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做菜就不用放什么盐了，端上桌一尝，味道正好。所以在早年间我们村出熬盐的，还有就是出碱，成为了谋生的一个手段。

我们县原来是在黄河边上，所以才叫延津。津嘛，就是一个渡口，渡口上整天会有船穿梭不息，这都是有可能的。可我估计这样的景象只是在唐朝之前，因为黄河最大的特点是不停地滚动，我们县就有好多黄河故道，里面要不就是沙地，要不就是盐碱地，现在我们县离黄河怎么也得有三四十公里了。

故乡对我最大影响就是生活态度，因为我是一个穷人出身，我比较随遇而安，吃的好点儿也行，吃的差点儿也行。但是我现在的口味比较淡，因为我小的时候吃盐太多了。还有就是跟朋友共事的时候我能吃亏，有时候富人也爱占便宜，（他们）占了我的便宜我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故乡给我最大的影响。很多人说我的作品很幽默，我曾经说过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是故乡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幽默。村里人平常的说话中全是幽默，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打招呼和相处的。

河南人很幽默，这个幽默不是因为他酒足饭饱闲来无事说些俏皮话，不像是八旗子弟一样提笼架鸟在茶馆儿里摆龙门阵，河南人的幽默是从生活日常的劳作中出来的。这种幽默跟那些幽默有本质区别，提笼架鸟的幽默是一种语言的幽默，河南人的幽默是表面没在跟你开玩笑，特别正经地在说一件事。这个态度首先是不一样的，正经地说一件事很幽默，这对人的智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以及证明除了语言幽默之外在细节上要有一种结构的反差和倒悬，包括有反转，前边跟后边的话是不一样的，于是就会出现一种事物之间结构上的幽默，就会出现道理上的幽默。

比如说我们家正在吃饭呢，你过来了，河南人不说你坐这儿吃吧，都会说“你又吃过来的？”“你又不喝酒呀？”要是外地人就会一愣，河南人则拿起饭就吃，拿起烟就抽，拿起酒就喝，还会说“不喝差酒”，“不吸孬烟”，这话里又对主人家含着的一种恭维。当生活把人逼到绝境时人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化解掉，严肃的东西就变成一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河南人的词汇量很丰富，河南人最爱说的口头语是“中”，“中”的用法变化无穷，是非常丰富的。有时候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智慧。正是“孤独”才产生了这种高级的幽默，因为他有话无处说，就会正话反说，用幽默的态度来说，才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从小就没想过会成为一个作者，因为我妈不识字，我姥更不识字，到我这开始以写作为生。我觉得从传承的链条来讲，非常的脆弱。当我妈知道我以文字为生的时候，（她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发现。她问过我一个问题，“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算不算一个大个儿？”这个大个儿就是说是不是做得特别好。我说：“鲁迅的话，个头确实不高，但是很多人觉得他写作写得不错，是个大个儿。”我妈说：“鲁迅是个大个儿的话，那么写作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她识字不多，但是记性非常好：“鲁迅文章里是这么写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能写得跟鲁迅一样好。‘供销社有两个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也是酱油。”

我15岁离开家乡并没有宿命地以为这是一场“出延津记”，我觉得这种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

我15岁参军去的时候我舅舅和我说，在这个村子呆着没什么希望，讨不到媳妇儿，还是要走出去。这句话虽然是我舅舅说的，但也是时代说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当兵是好的出路，而且这也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代人的选择。我当兵是在甘肃一个卫星发射的二级基地，戈壁滩，冬天零下20多度。我当兵的环境，第一干燥，从内地到甘肃接着到戈壁滩上，嘴唇全是裂的 ；第二荒凉 ；第三吃不着蔬菜，长年累月吃的是罐头。更重要的是，茫茫戈壁那么多战士，没有一个是女的。当兵三年，没有见过女的。

我是当副班长，背的是冲锋枪，枪法也还不错，十发子弹打到80环以上，手枪那是排长才有的。我也去过炊事班，负责炒菜，因为一个连队100多人，所以炒菜的锅都特别大，炒菜的工具跟铁锹差不多。我在周围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生长的时间不算短，像我们村是盐碱地，接着我又跑到戈壁滩上当兵，戈壁滩上没法种菜，全是从内地运过去的易于保存的小土豆，白菜有时候到那儿都是酸的，就是土豆和洋葱多，这两个几乎是每天必吃的东西。还有就是罐头，午餐肉的那种。现在有时候涮火锅，别人吃午餐肉我从来一筷子都不会叨——在部队的时候吃伤了。我有一个战友喜欢写诗，也是我们县的，我们俩是好朋友，我就看着他写诗。真正开始创作还是到了北大之后，因为我上的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所有人都在写作，于是就跟着大家写了。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在北大的刊物《未名湖》上，叫《瓜地一夜》，就是写村儿里看瓜的事儿。我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物理的状态。

我20岁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考了有400多分，当时是百分制，我（每科）都在80分以上。那次高考的精神状态、生活艰苦的程度和我当年那篇小说《塔铺》描述的一样。其实我高考占的最大的便宜是我的数学好，我从初中开始各门功课里数学就是最好的，而且一直到部队也没有丢，当时我特别爱看数字，买一本数学书，一个人能看得特别的入迷。这对我的写作也特别有好处，因为数学最大的美在于它要准确，另外就是它忠实于细节，比如一个小数点点错了都不行。还有就是它忠实于逻辑，一个逻辑出问题都不行，后面会导致一连串的错误。数学最大的特点是要不你就对了，要不你就全错了。还有就是你可能前边全对了，最后的小数点点错了，也是全错了。所以这个训练对我写小说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是78级，和我同年考的很多人数学就得几分，我一下就考了80多分。别的科，（比如）政治还是比较好考的，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当时还有复习提纲。当年语文的作文是一个改写，我记得好像是华主席（华国锋）抓纲治国的一篇文章，本来是1000字，让缩写到300字。

说到数字，我认为小的数据是更重要的，大的数据是不重要的，小的数据是一个基础，这是数学给我最大的影响。好多作家的文字都很粗糙，一看就是数学不好，什么都是写一个大概齐，写东西也是一泻千里，肆意汪洋，但经不起推敲。

我上北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知道了自己到底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作者，是当一个特别长远的，还是特别短暂的作家。老说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其实是有的。我是学院派的，在北大经过了几年文史哲训练，读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看完我知道最好投机的就是你去装模作样和装腔作势，第二就是你写的像别人的，比如像什么魔幻或者后现代的风格，那个东西好写，真正难写的是像数学一样精确的，你身边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到底是要写一个难的小说还是容易的小说这是一个选择。而且你只要写得像，特别是像西方的这些文学，西方对你的承认是很快的，因为他们会认可和他们相近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真正去写特别下工夫的慢小说，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和 《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就会需要你长期的积累。如果我没有上过北大，我写的小说也有可能比现在的影响还要大，因为我也会投机。这好比做生意，一定有近路可走，就是暴发户的产生原因，文学也有暴发户，但是这种暴发户是我一开始就不想去做的。

回延津记：“总说大数据的人都是傻子”

提到数字，我还想说一说《温故一九四二》，那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个调查体的新体裁，是好多材料的堆积，里边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如果说有虚构的话就是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态度其实都在最后，饿死三百万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日本人来了发放军粮的时候，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吃还是不吃，这比饿死更考验人，但是灾民吃也不能白吃，得帮着日本人去打仗，打的是自己的同胞。法文版 《温故一九四二》出版的时候，我去巴黎，他们说萨特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写过一个作品叫《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在公交车上，一个妇女上车了，一个德军士兵马上站起来了，说夫人请坐，你到底是坐还是不坐？这个选择是很让人为难的。这是萨特看问题比较犀利也比较“数学”的一件事。有时候很大的事不产生在大数字上，现在总是听人说到“大数据”，小数据产生大问题，分析大数据都不是特别懂数学的人，这一点务必要写上：总说大数据的人都是傻B。

1987年之前我写的东西都特别的幼稚，到1987年的时候就开始写得像样了。（冯）小刚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同意的，比如他拍《我不是潘金莲》，他最大的心态是想做一个重新开始的新导演，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像《水浒传》也好，《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唐诗》、《宋词》、《史记》也好，这些东西对中国人的滋养都是挺大的。《水浒传》描写的是宋朝的生活，施耐庵这个人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发现了在宋朝有两个话语系统，一个话语系统是宋徽宗说出来的，正统的话语系统，还有一个是江湖的话语系统。梁山泊的人在一块儿说的都是江湖上的话，这是特别深刻的。就好像现在也有两个话语系统，一个是正统的，还有一个是微信上的，这两个话语系统很有意思。

《水浒》里面塑造的一些人物，塑造得最好的是林冲，他是游走于两个话语系统之间的人，从八十万禁军教头最后成了一个杀人犯，又到了梁山泊。前一个话语系统给他逼上梁山，后一个话语系统又要把他逼下梁山。女性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潘金莲，潘金莲是游走于这几个男人之间的一个女性。跟他对照的有一个叫潘巧云的女性，还有一个阎婆惜是宋江的小妾，还有一个是林娘子，还有一个是孙二娘，扈三娘反倒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金瓶梅》就等于是《水浒传》里的一段，《金瓶梅》第一次把中国人的心理和潜意识写得特别透彻的一本小说，这个是它很伟大的贡献。特别是把我们心里边自以为是黑暗的那一面写得非常光明。这个袒露还不是一般的袒露，不光是肉体的袒露，还有潜意识的袒露。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农民日报》做记者，后来一直做到了编委。记者这个职业对我最大的便利是我抬起腿就可以走，而且在国内能去很多的地方，包括特别偏僻的地方，还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坐在街边，看所有的人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看男女老少的高矮胖瘦，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有人走着走着突然笑了，有的人老是皱着眉头，因为一个写作者和其他人是没有区别的，你要是说稍微有区别的话，可能他心里的那个柔软的面积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对于人类的情感有时候会感知得更宽阔和深入，更敏感一些。写作不会是“无中生有”，是“有中生有”和“有中生无”，这两点是更重要的。“有中生无”是过去没有才叫无，在“无”的基础上再去“无中生有”这就是创作。作为一个创作者首先要喜欢创作，一个人如果坐不住，爱占别人便宜又特别的枯燥，干别的都没问题，当资本家也没问题——资本家这个职业就喜欢这种人，但是如果当一个写作者，肯定不行。作者首先就要对生活充满着兴趣，另外，这个人得有趣。

雨霖十六岁出国读书前一直跟我和她妈妈生活在报社家属院，我觉得我还是影响了她一些，比如不着急不着慌地坐在哪儿观察路人甲乙丙丁，她也可以看半天，不哭不闹。当年我们就老去菜市场一个鞋匠那里修鞋，他是一个老好人，修东西从来不乱要价，这是讲规矩 ；还有就是他爱干净，总是戴着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看，这叫有职业尊严。这些观察后来都用在了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牛爱国身上。我就管写自己的小说，能把我的作品拍好我又何乐不为？把这个小说给刘雨霖（导演），是因为她给我的改编方向是明确的，我认为也可行。当时就决定要回延津拍了。其实，故乡我经常回，我们那儿搓澡的老王，杀猪的张屠户，做火烧的老李，我都认识，熟络得不得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开拍的，我每天都在，从头跟到尾。有人说我和刘蓓老师那场相亲的戏，是重温当年《甲方乙方》的旧梦……呵呵，这是他们搞的宣传，其实现场还有很多人，范伟也在。

至于台词，你说我当年追我太太也是见面就聊托尔斯泰，这个太附会了，事儿是有这么个事儿，但当年我们都很单纯，在别人宿舍里见了，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要不多尴尬。她问你们这节上的什么课？我说外国文学。学的谁？我说托尔斯泰。有这样的一个语境，跟电影里还不一样。电影里“尼采知道吗？”“苏格拉底知道吗？”这一看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环境跟话题的背反，这是有喜感的。

电影中人物的职业大都是按照小说里的人物的职业移过来的，牛爱国在书里是一个开长途汽车的（电影里改成个修皮鞋的），我不是总监我也不发言，改电影是导演的事。在片场都是导演说了算，我盯在那无非是看看演员台词说得对不对，戏里大家并不是说河南话，但那个语境和味道要对，我主要就是把这个关的。一、我是搞文字的，二、我就是那里的人。

很多专家在看完《一句顶一万句》之后认为河南的很多吃的东西自己在电影里形成了一个结构。里面吃的场面确实挺多的，比如刘蓓演一个做火烧的，在牛爱国家也有很多吃饭的场面，包括像庞丽娜在工厂的食堂里面工作，电影里还有在开封的小吃一条街，牛爱国跟宋解放夜里在地摊上撸串儿……这些会形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放在电影里会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也是在电影镜头之下出来的结果。小说如果改成电影，人物跟故事是密切相关的，吃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习惯和生活状态，因为人一天要吃三顿饭，在没有其他的人的动作是比这个更多的了，所以这样的场面不单是出现在我的作品里边，其他作品中也经常会写到吃，电影也会拍到吃。像《一九四二》因为主要是反映吃的问题，整个电影就是在写吃，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吃的场面。会有省主席吃饭的场面，也会有蒋介石吃饭的场面，还会有灾民的吃。

我觉得饮食习惯跟地域有关系，这块地方产什么就有相应的吃食。黄河流域基本上还是生北方的作物多，比如像小麦、玉米会多一些，谷类也多一些。像南方的那些流域主要产生的是稻子，有时候一年能种两季到三季。所以在北方因为是面，就容易出面条，到南方的话，跟面条样子一样，就会是米线，这是跟地域有关系的。

除了跟地域有关，饮食习惯还跟穷富有关。河南本该是富庶之地，可历代都不是。除非宋代，宋朝的首都在开封。但总

体来讲，因为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兵祸不断，也就老容易出现像《一九四二》那样的不管是旱灾还是涝灾也好引发的灾异。

所以这里的吃食就总会跟“汤”有关系，就像洛阳水席里面总会加一点水，加一点水都是穷人的吃法，因为东西不够。还有就是把好多东西都掺在一块儿做，这也是穷人的做法，所谓的“烩”。比如说同样是一块羊肉，如果在新疆，用叉子一叉，直接就吃了，或者要么烤，要么做成手抓羊肉。但是你往内地走，到山西的话，就会做成羊肉泡馍，再到河南的话就做成烩面。烩面里面就会有羊肉、有面条，还会有很多豆腐丝、海带丝和青菜，弄一大碗你才吃得饱。你能看到越是贫穷的地区，吃饭的碗越大，跟盆似地，这样才能吃饱。富人家就不一样，菜样多，分量少，他们不劳动饭量也小。

如果说穷生奸计的话，富不生奸计吗？富人有时候会更生奸计。我觉得穷的话确实不好，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能够培养人的善良，还有一种就是培养人的丑恶，但富也一样的。穷人过活艰难，是爱算计人，其实富人更是如此。你查查资本家，百分之九十九都奸诈无比，爱占别人便宜，特别是爱占穷人的便宜，倒是穷人有的时候很善良也很豁达。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我不可能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

对话刘震云

“我说特别好办，就是不办”

Q：刘老师近来很忙，两个剧组抢着去参加各自的影展，跑电影节，先谈谈这个体会吧。

A： 去参加电影节主要是为了配合导演们的工作。《我不是潘金莲》在多伦多电影节获得了费比西奖，这是国际上著名的影评人评出来的一个奖，影评人很挑剔也很专业，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对电影的眼光，所以这个奖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电影还在圣巴斯蒂安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这两个主要的奖项在一个比较重要的电影节上一同获得这个肯定也是对《我不是潘金莲》的肯定，也是对于小刚导演的肯定。

我觉得小刚导演早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导演了，无非是他一直没有一个别人给他贴的标签，其实别人贴不贴标签对于一个人是不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作品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有时候这会是一个作品跟时间之间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是因为小刚在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暗自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是，首先这部电影要拍给自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不顾及观众，也不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恰恰是这部作品大家的看法也很好，国际上也给了他很多的奖。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因为《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一个非常中国的故事，担心国外的观众或者说在电影节上会不会大家看不懂。没想到大家看的特别懂，甚至比中国人看的还懂。这本书出版之后现在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在英文版出了一个礼之后《纽约时报》马上就出了一个书评，说是用一种特别幽默的方式来描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过去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是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发现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喜怒哀乐和自己的爱情，也有自己追求真理和为一句话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今年金马奖上《我不是潘金莲》获得了五项提名，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小刚、对冰冰、所有演员和部门以及对这部电影的肯定，唯一遗憾的是金马奖上没有提我们的摄影师。

Q：我们说说《一句顶一万句》，这部戏比较特殊，一来是你最著名的作品，二来是自己的闺女执导，三来你们还回到老家去拍这部戏。

A： 《一句顶一万句》是雨霖导演拍的，出来以后反响也很好。首先是丝绸之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釜山电影节上也是进入了唯一的竞赛单元，在金马奖上也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接着也入围了香港的亚洲电影节和开罗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还入围了斯德哥尔摩电影节，包括10月份在汉堡会有一个中国之夜，《一句顶一万句》是闭幕影片。还有像洛杉矶的一些影展都邀请了《一句顶一万句》主创人员。这些活动我去不去不重要，重要的是导演去就可以了，我无非是有时候在旁边敲敲边鼓，捧个场，站个台。

其实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不是特别忙，真正忙的是两个导演，因为他们的影片都会在11月份上，《一句顶一万句》11月4日 ，《我不是潘金莲》11月18日，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在11日，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的标题是“三星并立”，因为三部电影中有两部都是改编自我的作品，所以说“三星并立，刘震云据其二”，有的又说是“刘震云月”，我觉得这些提法真是不重要，这些跟我其实不会发生根本的关系，发生根本关系的还是导演，他们无非是把我的作品给改编了一下，本来也没有想都在2016年推出电影，如果一个作者一年有两部电影也挺讨厌的，我觉得一部就可以了。但正好凑在了一年，最后又凑在了一个月，于是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Q：但作为原著作者与两部电影的编剧，你不点头就拍不了，我们谈谈这个授权的问题。

A：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是2009年的作品，当时出版之后确实也有一些导演想要改编成电影，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导演。当这些导演想要改编成电影的话有时候会跟我讨论一下，接着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因为《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有一百多个人物，它的跨度从上个世纪的民国一直到现在。如何把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大跨度的年代容纳到一个电影里这让导演感到很困难，好像把一百多头骆驼关赶到一个冰箱里。导演们问我怎么办，我说特别好办，就是不办，因为我同样也感到困难。我从来不主动把自己的作品给哪个导演改编。

刘雨霖前年初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说想把《一句顶一万句》改成电影，我就问了她这个问题，怎么把这么长的历史跨度放到一个冰箱里。她说确实是一百多个人物，但是她可以放两个人物，一个是牛爱香一个是牛爱国，一个在结婚一个在离婚，结构上也是一个电影的结构，这么长的历史跨度，电影确实吞不下去，但是中间截一段是可以的，一百多个人肯定容纳不下，但是两个人是可以的。于是我就同意了，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另外也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我觉得她提出的这个方向是可以试验的。

“时间是检验电影的唯一标准”

Q：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最多的一位，你内心到底怎么看待这种转换的形式？

A： 经常有人问我说：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到底流失了多少东西。我认为如果不流失就不是电影，因为电影跟小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小说会特别注重从哪儿来，就是一个人、一个细节、一句话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特别是心理描写的东西，有点像在厨房里做菜的过程。这些对电影都没用，电影就是上了桌之后的菜，色香味俱全就行了。一个人在那儿心理描写半个小时不动，观众早就走了。

Q：作家是你的第一身份，但在影视圈你也是知名编剧，怎么看待两重身份？

A： 剧本和小说是非常不同的，首先是重视的东西不一样，因为电影的节奏要求很快，像一条大河一样重视的是落差和瀑布，但小说是大海，重视底部的涡流和潜流。电影像一头豹子，奔跑速度特别快，但是小说像一头思考的大象。所以说当小说被改成电影的时候是一定会有流失的。《一句顶一万句》从民国到现在，这么长年代的跨度，一百多个人物，起码要流失98个人物，就剩下两个人物。我改编剧本的时候并不困难，我不是一个编剧，因为编剧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职业，我从没有专门写过剧本。小说改剧本是很容易的，凭空去创造一个剧本是不容易的。我认为特别好的编剧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家，直接就能写剧本，那是一种创作，我这只是改编。而且我没有改编过别人的东西，改编的都是我自己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如果我改编的是自己的作品，对这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熟悉，所以改编对我而言并不困难，接下来就是导演的事了。

Q：对于这两部电影的票房，你有何期待？

A： 第一，票房不该我管，第二，票房不说明所有的问题。好电影应该有好票房，但是有好票房的不一定是好电影。好多电影真的是拍得够傻B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好的票房，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电影这几年“大跃进”出来的结果，炼出的钢铁都是废铁。但这二年，特别是这两年观众观影的习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喜欢看特别绚丽的视觉画面和看明星，看全阵容的小鲜肉明星开始转成看有内容的电影，看“走心”的电影。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的时候一部电影里是亚洲的全明星，但没有票房，有的走心的电影反倒票房也不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票房能说明问题但是票房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对电影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拍出一个好电影。我觉得跟电影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时间”，“时间”是检验电影的唯一标准，这可以作为另一个标题：“时间是检验电影的唯一标准，而不仅仅是票房”。

Q：你早期的作品，包括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一系列的城市题材小说，都可以看到你人生的轨迹，但在近些年的作品中，你似乎又把自己藏得很好。

A： 任何作家写作都要借助自己的早期的生活经历，“有中生有”，包括都市生活也是我的生活。其实“谈”的话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你只有在理性的状态下才会去“谈”你怎么样去创作一个作品，如果你要是靠理性去创作作品的话那是非常麻烦的，有时候依靠的可能更多的是感觉，因为大家一谈的时候就会说“这两部主题有点儿靠”。其实这个对于作者是不重要的，作者首先重视的还是人物，其实《我不是潘金莲》的体量跟《一句顶一万句》是不一样的，因为 《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百多个人物，从民国一直到现在，《潘金莲》只是二十年，而且《潘金莲》只是一个主人公，我觉得它最好的是第三部分，《我不是潘金莲》那部分，这一部分能够考量出一个作者的结构能力，前边十九万七千字是前言，最后写到了史为民，同时写出了小说的价值所在。

Q：谈谈未来，你会创作出怎样的作品？

A： 每一个作品在创作的时候你都会想去尽力把它写好，但是对于你的创作来讲它就是一个阶段，下一步我肯定会写的越来越质朴，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不同，越来越好看，因为小说的前提必须是好看，如果你拿起来味同嚼蜡还不如直接做蜡去呢。也许是岁数大了，也许是这一次近乡情怯，我现在会想起早先在延津的一些朋友，比如“文革”时代我有个同学叫冯秀益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物，就像张志新一样，他看什么都比别人稍微远一些，我没有这种长远的目光，他有，另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没有他聪明。一个过于聪明和看得太长的人的痛苦和孤独是我们常人所不了解的，更何况这个人产生在民间，并不是产生在庙堂，所以他最后有一个那样的结局（精神病）也是比较正常的。我还没有想清楚这个故事的结构，我特别想将来有一篇作品以纪念我这个朋友。

Q：那么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呢？

A： 我生活得很规律，清早一般六点半起床，能跑到八点半，然后吃早饭，写作，上午写三个小时，下午写三个小时，如果不在写作状态我就读书，有时候会出去，在街边呆着，就这么简单。至于改电影的话是因为正好是两个电影上映，我是出来帮人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