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孟 威

书法史讲座（四）

文/ 孟 威

在汉字演进过程中，隶变、草化、楷变是尤为关键的三个环节，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奠基、建立、形成的三个重要标志。隶变，一般是指由秦系文字中小篆一体向汉代隶书的演变，而今日看来，隶变则同时发生于小篆的形成过程，古隶或秦隶是隶变的潜伏期，由秦隶而汉隶是隶变的完成期。在战国、秦、汉三个历史时期，汉字突破了篆法，形成了隶书，完善了隶法，产生了草书，打破了篆、隶之正体，衍生出草法，萌芽了楷书，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在常见的书法史书籍中，通常被描述为篆亡而隶生、隶亡而楷生的“你死我活”的更替，或是篆而隶、隶而楷、楷而行、行而草的线性发展模型。近百年来，先秦、两汉、魏晋间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渐渐地揭示出尘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真相。

我们先谈一谈隶变，隶变发生于战国中期，是学界一致认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将此种解体篆书的字体称作古隶或秦隶，古隶与今隶相对，然而今隶一词在古代又指别于汉隶的楷书。因此，我们倾向于使用与汉隶并称的“秦隶”这一概念。根据四川青川县出土的秦木牍，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推行秦田律的重要证据，自战国中期隶变的发生至汉武帝时期汉隶脱化成形，“隶变”前后历经二百余年。有关隶变的原因，大都以“篆体实繁难，而人情趋简易”为首选，并以“化曲为直、易圆为方、省减并连、变换笔顺、调整取势”为特征。在这表面的理由与特征背后，是否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原因或原理呢？ 《剑桥中国秦汉史》曾推测：“这种激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赵平安先生的《隶变研究》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解说，有关隶变的发生，正是符合汉字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与原理性的结果。在此，对隶变形成的某些外在因素略加补充：一、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其做工日渐精良，汉字书写的点画丰富程度自然有所提高；二、作为书写材料的简与帛，其使用范围的扩大，纸的诞生，都为充分地表达毛笔的复杂运动提供了可能，从书写到书迹，真正实现了“一手的表达”，而不再经历范铸、凿刻等“二手的转译”；三、秦汉之交，作为政府统一行政的文书，其工作由简趋繁，其制度日臻完善。

若以运用波挑的笔法、完成蚕头燕尾的波画视作隶变的“结束”或说“完成”，隶书趋于成熟的典型标志，就在这一标志出现于简帛的同时，草化的现象也随之发生。早期的草化，可以视作篆书某些笔画的草写，则有人称之为“草篆”，而进入秦隶阶段的简帛出现的草写亦被称为“草隶”，因此，可以肯定草化是推进隶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技术因素，反过来隶变过程中的草化又演生出草体的雏形，之所以这样论述，是因为将草书视作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序列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悬泉置西汉帛书》《居延·隧长病书牒》正是自西汉而东汉成熟隶书与草书同时并行的证据。

百余年来，对各地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已形成一门简帛学，或称简牍学。简牍与帛书的出土地域不分南北，形制多样、内容丰富、书体各异的简牍不断地从地下涌出，形成了一座汉代简牍书法的宝藏。简帛可分为文书和书籍两大类，而文书又可分为书檄、律令、簿籍、录课、符券、检楬六类，每一类细分可达数十种。在此，选取较为有代表性的几种如下：

1.《居延汉简》

▲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额济纳河流域，即古居延海，1930—1931年，额济纳河两岸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地首次发掘获简牍一万余枚，学界称“居延旧简”；1972年、1973年、1976年，于破城子、肩水金关、甲渠塞第四燧等地二度发掘获简牍近两万枚，称“居延新简”。内容包括文书、信札、簿册、经籍、杂类等，多为木简，简中带有纪年者：自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至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时间跨度二百多年，出土数量三万余枚，为目前最为盛大者。不仅保留着两汉间篆、隶、草诸体流变的线索，还提供了简牍中简、牍、册、检、觚、符等多种形制的实物。

2.《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先后计五批，1906—1908年、1913—1915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曾两度掘获汉简计788枚；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又获43枚；1972年，敦煌马圈湾发掘汉简1200枚，前四批简中纪年自西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至新莽地皇二年（21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始于1987年发现，1990—1992年陆续发掘，得汉简三万五千余枚，有字简达两万三千余枚，简中最早纪年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2年），同时出土帛书、纸书十数件，疑为东汉晚期之作，见本节“帛书”“纸书”。

3.《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墓主为长沙丞相轪侯家族。马王堆出土书迹中，帛书计十二余万字，简牍计九千余字，还有漆器上的漆书、针刻文字，印章、封泥等。其中帛书共计26种典籍，涵盖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术等方面，对先秦以来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学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若依断代区分，分为二期：一、战国晚期或秦代（前206年以前），《老子·甲本》，不避刘邦之讳，定在高祖称帝（前206年）前，《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春秋事语》与《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似为同调，篆意虽存，隶法萌生，可视为“隶变”过程中的早期书迹。二、西汉初期（前206年—前177年），《老子·乙本》，改“邦”为“国”；《五星占》，五星行度表中的年表列至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与二者风格接近的有《周易》六篇等，字形多呈扁方，波挑之主笔鲜明，汉隶的基本面目已初步行成。

▲ 马王堆帛书·周易

4.《敦煌悬泉置帛书》《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

《敦煌悬泉置帛书》，计10件，内容为完整的书信，此封书信分列10行，九行为成熟的隶书，末行作标准的章草，隶书与章草并行的现象历历在目。

《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亦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有文字麻纸计10张，书体有类似隶书、章草、楷书多种，或被定为西汉晚期，或被定为魏晋时期，而裘锡圭先生称：“在某些出敦煌汉简的地点，也发现过极少量的字纸，可能是东汉晚期的东西。”是纸张用于书写的首例。

纵观两汉书迹，隶变是关键，通乎汉字古今之变；草化是核心，开启书法笔道之源。被后世传述的曹喜、杜操（字伯度，避曹操讳，后世改称杜度）、崔瑗、张芝、刘德升、王次仲、蔡邕、梁鹄、师宜官等多位书家相继涌现出来，其中曹喜擅长小篆，杜、崔擅长章草，惜无可靠书迹传世；“芝学杜度，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书断》），遍观《淳化阁帖》中所收《八月》《冠军》《终年》《欲归》《二月》诸帖，惟章草之《八月帖》较为可信，其余今草、狂草诸帖多有争议；被尊为行书“缔造者”的刘德升，所幸有钟繇、胡昭二弟子的继承，尤其是钟繇的发扬；八分隶书“正体化”的“主创”王次仲，其成果是否被蔡邕“窃取”；兼善诸体的蔡邕，代表着官方规范的“正体”、儒家勘定的经典——《熹平石经》，其署名权皆归于蔡邕。若以此考察汉代书学，或可得出一个“以体名家”的书史，亦可视作仓颉造字、史籀作籀文、李斯作小篆这一记述传统的延续。若进一步追问，其实这是一个汉字字体的流变过程，书家则肩负着整理、规范、发明、创造的具体工作。至此所不同的是，在面对隶变后“汉字与书写者之间突出起来的矛盾”时，草化成为一个极为完美的解决方案，草书将汉字书写引向了最具神妙的书法之路。在人与天合、技与道近等相关理念的共同作用下，西汉的文吏之书彻底蜕变出东汉的文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