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琰

摘要：民国初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在旧与新、中与西的碰撞与融合中翻开了崭新一页。其中，女性服饰直观、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种种变化。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开始在审美关系上发生一种由“衣”到“人”的主客体转向，观照人体本身的自然美，追求简洁、实用。透过女性服饰的演变来解读民国初期审美观念的转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人审美观念的变化，进而梳理20世纪上半叶国人审美观念变迁的大致脉络。

关键词：服装设计；民国时期；女性服饰；艺术风格；审美观念；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J8l

文献标识码：A

梳理民国时期的审美观念，有两个方面的关系值得关注：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二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两个关系贯穿并影响着整个民国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看待事物与世界的态度与方式。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推动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进步，刺激并促进了女性服饰艺术风格的演变。女性服饰艺术的风格演变一定程度反映了人们审美观念的种种变化。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开始在审美关系上发生一种由“衣”到“人”的主客体转向，逐渐去除繁琐、矫饰，观照人体本身的自然美，追求简洁、实用女性形象也因此日益呈现出自然、新颖、雅致、清新的面貌。透过民国初年女性服饰的演变来解读该时期审美观念的转型，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和探讨国人审美文化的过去与当下，梳理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审美观念大致的变迁脉络。

一、旧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审美碰撞与交融

民国初年，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各种新气象与旧面貌交叠并存，这一复杂局面在人们的衣着装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新旧政治力量的角逐在人们生活领域的反映；另一方面，“西学东渐”潮流下，国门敞开，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清王朝两百多年统治的文化交融，满汉两族在妇女服饰风格特点上的审美趣味也渐渐相近、相融，形成了旗装、汉装并存的格局。当时的汉族女装沿袭了上衣下裳（或下裤）的形制，不穿袍，一般上着衫袄，下着裙或裤·彼此不连属，其典型特点即是宽大肥厚，不重曲线，将女性自然形体掩藏于其下，衣饰之于人。则无个性可言。而彼时满族女装则多穿长袍，亦称“旗装”，袖口平且宽大，线条平直硬朗，长及脚踝，满族女子天足，脚蹬比普通女鞋高出两三寸的花盆底鞋或马蹄底木质高底缎面绣花鞋，自上而下、一气呵成，视觉上似乎给人一种身材修长的感觉。同时亦可掩盖女子形体上的缺陷。而旗袍之于女性形体的这种潜在的凸显可能，也自后来的1920年代开始，经由在旧与新、中与西的“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创新，进而成为中国人一种新的审美方向与选择。

在服饰与身体的关系方面，中西方文化历来便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林语堂曾说“中装和西装在哲学上不同之点就是，后者意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则意在遮蔽之。但人体在基本上极像猢狲的身体，所以普通应该是越少显露越好。”“西人女装所以表扬身体美，中国人女装所以表扬杨柳美，女人西装表扬身体美者之美，同时暴露丑者之丑，使年老胖妇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西方文化历来强调客观事物之本原，所谓“重理求真”而倾向“再现”，东方文化则是“重智求善”，更看重客观事物之“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中西方服饰在审美选择上的各有优长，中国服饰注重装饰及意象，西方服饰注重原型与形态的缘由也自然分晓。民国初年，西服尤其是女装对于“人体美”的展示，也引发了当时国人对于“衣”与“人”的关系的重新审视。

二、由“衣”到“人”——审美关系的主客体转向

东西方审美文化对于“人体美”的认知程度一直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趣味多在自然山水之间，因而，在审美对象上，对于“人”这一主体的观照便相对弱化，形成了中国服饰重精神，西方服饰重物质的特点。西方服饰的所谓“重物质”更多带有一种人本主义的色彩，强调和讲究人体美，“衣”为“人”存。

新时期的民国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衣”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人”日趋获得了本该具有的主体地位，遂逐渐呈现出“简洁化”、由“身份消解”到“个性凸显”的“平民化”与“时尚化”的倾向。民国初期，革命洗礼之余音尚存，人们的着装方式也处于一个新旧更迭的大转折时期，满装、汉装、西装，并行于世，但去繁就简，讲求简洁、称身、适体成为女服演变的趋势：这一时期，上衣下裤或上衣下裙成为女性的时兴装束，一些旗人迫于政治原因，也纷纷仿效汉人穿之，这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流人也对女装的这一股“简洁化”浪潮推波助澜。受到来自日本女装的影响，当时以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教会女学生为代表，上衣多着腰身窄小而修长的高领大襟衫袄，摆长不过臀，多为圆弧形，略有纹饰，袖长至露肘或露腕，袖口为喇叭形，约莫7寸，称为“倒大袖”。下身则着套穿式黑裙与上衣相配，起初长至足踝。后渐缩短至小腿上部。袄裙均少施或不施绣纹，旧时多用的耳环、手镯、戒指、簪钗等首饰一概不用，称之为“文明新装”。这种衣着后被一些城市女性视为时髦，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颇为流行。同时，洋货涌人中国市场，更多的面料选择和西方先进、便捷的裁剪、缝纫方式也使得人们对费工费时、繁琐考究的镶嵌滚绣等传统手工装饰工艺逐渐失去了兴趣，遂用之日少。这也为之后改良旗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9年，国产缝纫机问世，随后影响并开启了我国服装生产由手工缝制到机械缝制的转向，传统繁复、精密的手工技艺也逐步退出主流舞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女装呈现出一种简洁、朴素、淡雅的样貌。

三、从“身份消解”到“个性凸显”：“平民化”与“时尚化”

1912年10月，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正式的服饰法令——《服制》（民国元年十月初三），共两章十二条，对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和用料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清代的朝褂翎顶一律废除，而西式服饰则列人其中。其中对于女子礼服的规定比较简单：上装着长衫，“衣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对襟用领，左右及后下端开”；下装着长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有裥，上缘两端用带”。此外，“周身得加绣饰”。《服制》法令的最显著特征，即是以西洋服饰作为礼服。而与此同时，清朝具有鲜明等级色彩的官定服饰虽然消亡，但满族服饰中的长袍、马褂、旗袍、坎肩等却作为中国传统服饰被保留下来，并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西并列，新旧杂陈，便自然地成为民国初年女装的特征。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技进步、交通便捷，人们活动增多，服装为配合行动而普遍收窄以便于活动行走。清末民初，女性服饰虽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尽能事效仿西方而如此为之，却也是配合时代的需要：中国女性力求解放，穿窄瘦衣服使行动自如，能投身种种社会活动。这一点可以上海地区女装为例，根据年龄、身份的不同还有更明显的差异：“少女装给人活泼、轻捷之感，暗示对她们的行为约束已大大简化，身心发育的文化环境较前有长足改善。少妇装的上身部分大胆吸取洋装的紧身原则，裙装加长，裙摆放大，与上装构成强烈反差，这暗示社会对女性的审美眼光开始向西方标准靠拢。劳动妇女服装体现实用原则：布头巾、无领布衣、肥裤、布袜、布鞋。”随着民初西方文明的介入与社会风气的开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女装西化的进程，引起了服饰质地式样的日渐多样化，衣着逐渐成为女性们表现自我、彰显个性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服装的变化不再局限于图案、色彩和质地，开始向款型、风格等领域延展，更加趋于多元。西方印染技术的引入，印花逐步成为衣纹图案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手段。服装面料由厚重变得轻薄，形制造型也由过去的掩盖身体特征和差异而转向有意识地展露人体的曲线美，由宽大渐变为合身，并开始注重悬垂性的提升。女子们开始争相追逐服饰的时尚化，而其中青楼女子的“奇装异服”则在不经意间引领了这股新式服装潮流。

1912年3月20日载：“穿着猩红袜裤，脚高不掩颈，后施尾辫，招摇过市，其始不过私娟所为，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女装潮流的领导者，不再如过去那样是王公贵妇的专属，而转向了青楼妓女与女学生，各阶层女性纷纷向她们看齐。这也是身份消解后女装革命的一次大逆转，亦成为中国女性服饰“民主化”继而“时尚化”的一个开端。在这场改变女性旧有形象与身份的革命中，妓女成了首当其冲的“时尚先锋”。特殊的职业和身份，让她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出入茶楼、戏院、公园等公众场所，社交的广泛与礼节的少束，往往使其能够得风气之先，在衣饰选择上也是不循规矩，“敢为天下先”。传统的衣衫裙裤也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曾经的宽衣大衫转向了紧身窄袖，并成为“时髦”的潮流。在内在变革与外来文化的多重刺激和影响下，女性审美也开始打破旧有的保守格局，混杂纷繁，殊无体例，在日新月异的迅疾变化中，一种主观意识强烈的“时尚化”开始萌芽。

此外，作为中国近代女装的典型代表——旗袍，在民国时期也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下“兼收并蓄”，不断获得新的改良和发展，成为女性争相追逐的时尚尤物。“民国时期最初的旗袍仍然保留着原来满族旗袍的基本样式，宽大、平直，下长至足，面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传统满清旗袍以锦、缎为主要面料，往往叉经由多重镶嵌滚绣，无形间增加了衣物的厚度和重量，平直宽肥的视觉效果自然无法凸显女性本身的线条之美。经由改良过后的旗袍。先于1914年左右的上海地区流行起来，后影响范围波及全国。

虽然民国初期的女性服饰在装扮风格特点上已经相当新潮和西化，但含胸、颔首、削肩仍是女性的典型形体特征，新式的服装与传统的体格，使女性形象呈现出一种纷繁却又显杂乱的面貌，与民初动荡的时局一齐构成了一种交错而有序的矛盾图景，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繁杂的碰撞与融合中变化得丰富多样。人们的审美意识较之以往而获得了实在的进步。民国后期的女性服饰不断朝向简洁、实用、美观、适体而发展，不仅愈发展现了女性优美的体态，也是适应女性不断走向社会的必然。民国初年女性服饰演变的一个最明显特点，即是将审美关系的重心由“衣”之客体转向了“人”之主体，开始日趋重视人的存在与需要。这也是民国初年女性服饰风格之“主体性”增强的一个最直接、最生动的表现。

透过民国女性服饰艺术风格演变的种种变化，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服饰不再注重身份象征、装饰等功能而逐渐成为了一种从形式上服务于人的需要。人的感性需求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审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一种趋于自然、讲求实用、追逐时尚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观念得以形成，并以衣装为起点，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延伸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