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佛山　528300)



普惠制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

胡锦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佛山528300)

本文系统分析了普惠制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综合考虑银行、证券与保险行业发展情况，构建了普惠制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法与熵值法计算其指标值，并结合包容性增长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普惠制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指标存在正向互动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了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加强金融创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建议。

普惠制金融；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以来，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国家金融发展的重要战略内容。普惠制金融概念的提出源于2005年联合国建立国际小额信贷年，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构建定为未来世界新千年目标之一，具体而言，普惠制金融体系包括几个目标：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消除极度贫困，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1]。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资本稀缺是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以戈登史密斯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认为，在经济与金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金融体系结构，不仅反映着经济金融化的深度，亦能通过影响资本支出的分配、投资效率等因素来影响经济增长。作为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对于完善现代金融制度，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包容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普惠制金融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于普惠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定义与测定方面。Chakravarty& Pal(2010)认为金融普惠指经济中每一个主体都有权利享受金融服务[2]。Fuller and Mellor(2008)认为金融普惠是对所有人构建一个“可选的”、“福利导向”的、可信的、负担得起的并且可以获得的金融服务的愿望[3]。Beck(2007)提出了金融服务八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的可接触性及使用效用性水平[4]。

从国内研究来看，一些学者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对普惠制金融进行了研究。姜霞(2012)对我国普惠制金融体系的运行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普惠制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5]。徐敏，张小林(2014)利用金融包容指数和泰尔指数分别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运用VAR模型、协整和格兰杰检验对中国1985～2012年普惠制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6]。李善民(2014)阐明了普惠制金融的内涵以及普惠制金融扶贫作用机理[7]。李仓舒(2015)运用普惠金融指数与对应分析法对中国普惠金融实践发展进行描述与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互联网普及率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较大，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可能与普惠金融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8]。卢娟红(2015)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进行实证分析[9]。郭田勇(2015)对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国际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金融科技化滞后、信贷可得性不高，且农村地区与世界的差距尤为明显[10]。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普惠制金融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其二，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对普惠制金融对收入分配及居民福利的改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普惠制金融在中国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对其发展水平评估、发展保障机制、政策传导瓶颈等研究还有待深入，对普惠制金融的影响作用机理的研究也有待完善。

二、 普惠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分析

包容性增长是指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11]。普惠制金融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农户以及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有利于消除金融排斥，实现机会均等的经济增长。

1.普惠制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技术创新

在传统金融发展模式下，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注重财务可行性评估，以土地和固定资产抵押作为放贷准绳，以控制风险，而技术创新型企业往往无法满足相关的融资条件，因为这些类型的公司或项目所拥有的主要是未经市场检验的复杂技术和无形资产，项目审批者对具体的技术细节很难有充分了解，因而不容易给予这些项目和企业充分的融资支持。包容性金融发展鼓励金融创新，允许多种形态金融资本发展，发挥大金融机构的规模化与信息集中优势、中小金融机构的软信息优势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优势，从而能够大大减少技术创新投资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包容性金融发展还可以丰富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将碎片化资金集聚起来，实现资金的期限重配，并通过金融工具创新使得各类投资者风险与收益对等，从而让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技术创新型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

2.普惠制金融发展有利于消除金融歧视，实现财富积累公平，有助于从源头上消除贫困。

Claessens和Perotti(2007)认为，通过金融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实际上就是帮助穷人，因为平等的机会将鼓励人们创业，并让拥有好创意的穷人能够获得融资支持以创造财富[12]。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覆盖率，发展微型金融，把长期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范围外的低收入群体纳入服务范围，让有金融需求的群体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的做法，帮助所有个人和群体具有公平获取经营资源的权利、公平把握创造财富机会的权利。一方面，金融为受传统金融歧视的个人、家庭、企业提供价格合理、使用便捷、维护尊严的金融服务，助其提升能力和生活质量，帮助其积累资金，直接使其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通过帮助金融资源公平分配，推动社会群体在实现创业、创新机会上的公平，从而实现财富积累公平的做法，是从源头帮助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3.普惠制金融发展有利于分散经济增长风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普惠制金融将长尾客户纳入金融服务目标客户群体，融资主体的多样性有助于分散经济增长的风险并保持金融稳定。在传统金融领域，银行出于经营成本考虑，倾向于垒大户，偏好将资金借贷给大企业与垄断企业，将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排斥在外，在这种机制下，一旦大企业经营亏损，无法偿还债务，资金链条断裂，风险迅速累积，客户过度集中的营业模式导致金融风险累积。而普惠制金融的发展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空白领域，促使更多的企业享有融资便利，并且扩大了金融产品供给范围，有利于分散风险，实现金融稳定。

此外，在普惠制金融模式下，金融活动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资源配置范围更加广泛，从而消除了资金流动壁垒，促使金融资源在更广泛范围内得到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1980年Sims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这种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它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是由Sims提出一种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估计全部内生变量间动态联系的计量方法，其表达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0xt+…+Bqxt-q+ut(t=1,2,…,n)

其中，yt为k维内生变量向量，xt为d维外生变量向量，p、q表示滞后阶数，A1,A2,…Ap与B0,B1,…Bq是待估系数矩阵，μt是k维扰动向量，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也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为研究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设定了两个代表性指标：

1.普惠制金融发展指标(IFI)

目前，普惠制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尚无统一标准，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WB)、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已经设计了一套核心评价指标体系，但这套指标体系中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取。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权威的有Sarma(2010)与Chakravarty(2010)的多维测度方法。从国内来看，由于缺乏专门针对于普惠制金融的统计数据，国内学者基本都利用了一些简化的指标体系来反映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胡国晖(2013)认为银行业发展状况可以反映我国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与可获得性维度设计了普惠制金融评价指标[13]。杜强、潘怡(2016)认为单纯运用银行发展指标和数据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普惠制金融发展状况，设计了八大指标构建中国区域普惠制金融指数[14]4〗。总体来看，国内学者一般地从金融服务可得性与金融产品使用情况维度来设计普惠制金融指数。

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指标的科学性、简明性与数据可得性，综合考虑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状况，本文设置了以下指标体系来反映普惠制金融发展体系，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历年统计指标选取

由于普惠制金融发展评价体系涉及多个指标，因此必须确定各指标权重以综合反映其总体水平。借鉴Chakravarty(2010)设计的反映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的实值函数，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具体公式为：

(1)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正规化处理，由于上述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因此处理方法为：

根据该方法得到各指标权重(见表1)，综合比较各项权重的赋值，可以发现，银行、保险、证券为代表的金融产品的使用情况对普惠制金融水平影响更大，而服务的可得性对普惠制金融水平的影响较小，即金融业网点数量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对地区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相较而言，金融业服务的总量与品类对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影响。进一步地，我们对金融产品使用情况维度各指标进行比较发现，保险密度与证券投资账户数对普惠制金融水平发展影响较大，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发展比较成熟，而证券业与保险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期，其业务总量更能代表居民享有金融服务的总体水平。

2.包容性增长指标

对包容性增长的衡量一直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魏婕(2011)、于敏(2012)、杨永聪(2015)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设计了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也有一些学者直接利用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编制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简称DLI)来反映包容性增长水平，这一指数涵盖了经济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六大方面内容，可以全面反映包容性增长水平。由于现有的DLI检测指标反映的是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本文取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DLI指标平均值反映国家普惠制金融发展总体水平。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指标的可比性、连续性及一致性，本文选取了2000-2013年的统计数据，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中，如果数据非平稳，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问题，导致回归预测无效。一般地，在经济计量中，通常采用单位根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为消除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普惠制金融与包容性增长指标数据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为LNIFI、LNDLI，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判断其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ADF检验结果

注：表中，c代表截距项，t代表时间趋势，q代表滞后阶数，D代表一阶差分。

从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形下，变量LNIFI和LNDL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故可对它们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

2.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选择与单位根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要选择滞后阶数。利用eviews8.0测算LNIFI、LNDLI之间的评价统计量，如表3所示。根据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当滞后期阶数为1时，AIC、SC等评价统计量的数值达到最小，因此，以滞后期阶数为1建立VAR模型。

表3　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对应准则下的最优滞后阶数

根据2000-2013年统计数据得到VAR(1)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相关系数分别为0.996802和0.954367，这说明第一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

表4　VAR(1)模型估计结果

接下来，检验VAR(1)模型的平稳性，根据eviews8.0所反馈的模型单位根图表，模型单位根都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行深层次计量分析。

3.协整检验

由于LNIFI与LNDLI是同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为判断二者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一般地，在计量经济研究中，有两种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即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与Johansen协整检验，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采用的是一元方程技术，而后者采用的是多元方程技术，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假设和应用上所受的限制较少。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判断普惠制金融与包容性增长时间序列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迹统计量检验

从表5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在5%的显著水平上，序列LNIFI、LNDL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得到的VAR模型是平稳有效的，因此可以运用广义VAR模型分析普惠制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冲击响应，刻画出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选取滞后期数为10的脉冲响应模型，软件反馈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普惠制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从长期来看，普惠制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其影响幅度相对稳定，经济包容性增长也会反过来促进普惠制金融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普惠制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小微金融与农村金融融资体系。一方面，完善间接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创新小额信贷业务模式，并适度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另一方面，健全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完善发行市场、流通市场和风险管理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为小微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服务。此外，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培育多类型的农村合作金融，推动农村社区性、资金互助项目和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

二是加强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加强金融支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生产方式改变的信贷投放力度，积极开展信贷产品创新，重点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园区及绿色食品基地的发展，探索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资本化方式融资，吸引民间资本为农村小微金融提供融资服务。加强促进科技、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科技金融创新发展，开展知识产权、专利权质押融资，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壮大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改革创业板市场，支持和引导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规模。

三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作为互联网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新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具有覆盖广、成本低、可获得性强的特点，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最佳路径选择。一方面，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共赢，加强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创新，提供金融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具有虚拟化、跨国界经营、高技术等特点，其风险管理更复杂，监管难度更大。因此，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高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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