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

作为一名教师，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监考。尽管属于职责所在，我却一向不喜欢监考。我自己承担的课程，只要没有必要，一向都是开卷考试，而且通常允许学生回家完成。但是每到期末，总有一些监考任务。虽然一般只是短短两个小时，我却总是如坐针毡，难受至极。究其原因，无聊是一方面，毕竟监考期间不得心有旁骛，至少不得看书看报或查阅手机；最重要的一方面，却是我不喜欢监视人的感觉，也不喜欢学生被监视。

必须承认，在有限的监考经历中，我确实发现过作弊的学生。身为一位教师，尤其还研习最讲究程序正义的诉讼法，我对于作弊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真到考场上，我还是倾向于对作弊的学生手下留情，一般只是稍加提醒，顶多只是调换座位，杜绝其再作弊的可能。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严格处理作弊，不仅需要将学生逐出考场，还得让其背负记过乃至开除处分。我的一念之差，对学生的成绩、学业甚至人生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说实话，作为一个经历过学生时代的过来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学生的父亲，我几乎总是于心不忍，不愿意亲手扼杀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前途。如此一来，每当发现学生作弊时，面临内心感情与规则的纠结，我可能比学生还更难受。比如有一次，一个曾被我警告过的女生在交卷时再次抄袭他人答案，而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进行，让我人生第一次气得全身发抖，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正因为不想面对“忍，还是不忍”的挣扎，我在监考时总是很尽责，不仅在考前反复强调纪律，在考试中也总是一丝不苟，来回巡查，及时警告有作弊迹象的学生，将作弊意图扼杀在萌芽之中，避免发展到真正作弊后不好收拾。这一策略确实有效果，但依然让我越来越厌恶监考。一方面，当我不得不对学生们严加监视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学生都变成了潜在的作弊者，他们的每一个异常动作都让我心生怀疑。几分钟前还青春洋溢的学生，似乎突然之间就变得面目模糊，随时可能挑战我的权威，所以需要我严加警惕。另一方面，当我在考场中来回巡视时，当我目光凌厉地检视每一个可疑的小动作时，我发现自己似乎也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尖刻、冷酷且满怀疑心的人，一个因为掌握处分大权而下意识里刚愎强横的人，一个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甚至害怕的人。

一直以来，我都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尽量做一个有知识、有品位也有风度和包容心的人。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这一要求似乎并不太难，比如我同多数学生的相处都很融洽。但一到监考的考场，一听到开考的铃声，我似乎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冷酷模式，迅速带上一张严苛的面孔，以一种警惕而充满怀疑的眼光，以及下意识里“别跟我玩花样”“信不信我抓你”的心态面对学生。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我，至少不是我自己期待中的我。所以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内心充满后怕，也庆幸监考只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的日常工作也如监考一般，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如何对待我周围的世界。

这是因为我个体的原因吗？很可能不是。心理学研究发现，环境会有效地塑造个人性格，个体会根据环境设定的角色去有意或无意地放大人性中的某些方面，从而做出与角色相适应的行为。换句话说，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相对确定的剧本，人们一旦进入该角色，就很难跳出角色规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选择。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斯坦福监狱实验”，其中随机选择扮演狱卒或囚犯的大学生，在模拟的监狱环境下仅仅几天，就无一例外地进入角色，进而引发一系列在普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虐待、侮辱、自暴自弃和歇斯底里等行为，最终使得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正是因此，我们通常所称的一些“职业病”，比如律师好争辩、警察疑心重、屠夫喜残忍等，或多或少都有角色影响的因素。很多时候，这种角色限定都指向好的方向，比如作为教师和父亲，我在对待学生和女儿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但另外一些时候，某种特定的角色会放大我们人性中不太美好的一面，而如果我们不加警惕，甚至因为完全融入角色而乐在其中，则可能导致完全扭曲的人格和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