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所有影响过我的，或者说我爱过的同时代人之中，鲍勃·迪伦是最矛盾的一位。他的矛盾在于他不断否定前一个自己，但他没有因此遁入虚无和分裂，一如他《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这张专辑的名字所显示，他发现了另一面的鲍勃·迪伦，因而日渐丰满、日渐拒绝被定义，正因为此，他完成了一个伟大诗人所需要的自我革命，把命运与作品通过各种撕裂而融合为一体。

因此听到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斯德哥尔摩此举直接向世人宣示了诗歌不应画地为牢，在学院以外草莽生长的各种诗意应该冲破文学史的保守，为未来的诗歌增加更多出入口。悲的是诺奖无疑要为鲍勃·迪伦的多重身份进行一种总结，以后大众看他听他首先会想到“那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明星”，这有违多年来迪伦与各种戴在他头上的帽子的搏斗。

年轻的时候，听迪伦音乐读其诗歌，最强烈意识到的就是这个诗人与我之前学习过的诗人都不一样。当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对这个乱七八糟的繁杂世界，他能够从容地开口歌唱的态度，因为他把自己放置在漩涡当中，而不是旁观和逃逸。我觉得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越来越缺乏的，一种坦荡但是同时又毫不妥协的态度。我曾用“出入大千相”来形容他早中期作品中那种拥抱世界的勇气与自在，惠特曼之后，久违矣。

另一吸引我的是：他的歌里总是有怀疑主义的精神，那是超越别人加给他的理想主义成分的——我们不要以为他就是60年代美国那种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他是怀疑主义者，他和卡夫卡、克尔凯戈尔、加缪等不安但清醒的独立作家更接近。

迪伦·托马斯是英国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但是鲍勃·迪伦把他的黑暗的一面挖掘得很深，把语言上的非理性实验走得更远，且加入了很多貌似游戏的成分，我称之为杂耍风格；然而越是游戏越是让人觉得有弦外之音、惊心动魄，这是熟悉黑暗童谣的读者都懂的。

兰波的“诗人就是通灵者”这一神秘主义观念，带领着迪伦在60年代拥抱迷幻文化，然后抽离，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同道人，他经营诗歌中的幻象与隐喻并非为了获得共鸣，而更多是对日益固化的想像进行挑衅——这是他和整个强调共享的嬉皮文化的最大不同，永远有另一个鲍勃·迪伦期待着他去成为，而不是回归那个已经被接纳的迪伦。

为什么五十年来他都没有得奖，或是现在得奖让很多文学评论者不知所措呢？因为他完全是在文学史以外的一种写作方式。他超越了现当代的文学理论，用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这些东西去套他会显得似是而非。他和美国垮掉一代文学有近似的某种合流，但是也是若即若离的。因为毕竟鲍勃·迪伦是民谣歌手出身，他深知诗歌跟民间的关系更密切，他对想象的大众说话，学院对他束手无策。你能够感受他的魅力，但你没办法解构他，他令诗歌回归到某种初心——因为诗歌来自于对时代的敏感直觉、人对他人的情意与梦去写作就能写出好诗的。

诺奖的评委把鲍勃·迪伦和荷马、萨福相提并论，说他让人回归到古老的史诗传统，这也存在误读。其实鲍勃·迪伦的抱负不是去承接一种文学的传统，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文学里面；另外他不是以史诗的野心去写作的，如果说到荷马和萨福，他是介于两者之间。鲍勃·迪伦一直都很反感别人说他是时代代言人，但是他又无意地做到了这一点——我想他没有叙述这个时代，反而是让时代在他身上发生化学反应一样。

说到时代，迪伦有他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时代，两者相遇也是必然，在诗的魔法下。有什么比在城市街头看到“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的条幅更激动人心？我们记得《答案在风中飘》是迪伦的起点，你可以想到当年的反战、反极权，也可以在今天想到我们的困顿我们的愤怒，我们要掌握的是独立清醒的态度，正如迪伦另一句名言：“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既然答案在风中飘，我们就自己去创造答案，不用再问了。

在对鲍勃·迪伦获奖的反应之中，英国小说家Will Self说得最有意思：“对于这个奖，我唯一告诫的是：这个蕴含着巨大财富的奖其实降低了迪伦的身价，这个奖几乎是文学圈的轮流坐庄，而不是奖励世界级创造性的艺术家。是的，就有点像当年萨特被授予这个奖——他是一个哲学家，有理智去拒绝它。很可能，鲍勃也会这么做。”

我不禁也期待起鲍勃·迪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一辈子对主流定义的反抗，将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我们也知道迪伦拒绝句号，无论它以什么形式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