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叶嘉

近代中国茶业三题

苏叶嘉

中国茶业的现代化历程，是中国茶业发展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11月，中国茶叶学会就在桂林举办了“茶叶现代化学术讨论会”，201人参会，发表论文81篇，对茶叶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3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和探讨，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其中不少涉及到中国现代茶业开端或近代化问题。

当今中国茶业与茶文化发展正处于有史以来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开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为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机遇，开启了新征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研究、总结中国现代茶业的起步历史及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既有深刻的历史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概念和方法

首先，要因史制宜地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研究中国茶业近代化问题。“现代茶业”是一个产业形态的概念，而现代茶业的起步，就是一个茶业发展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一定要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从方法上来说，一定要因史制宜，把历史问题放到历史环境中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国现代茶业的开端，需要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联系起来考察。我们知道，中共党史中的“现代史”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这符合中国现代政治发生、发展的历史实际，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中国现代茶业的开端，那显然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不太相符。中国漫长的封建小农经济形态下的传统茶业的现代转型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同步开始的，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始终。从中国历史看，鸦片战争就标志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从世界历史看，18世纪初以后中国大量茶叶的输出，不仅促进了近代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而且在西欧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中国茶业的现代化，正是在大量外销需求的驱动下艰难起步的，中国茶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现代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现代茶业的开端，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近代中国历史中来考察，以鸦片战争作为其历史分野。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现代”的概念，在英语中都是“morden”。中国当代史学与西方经典史学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样，茶业的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而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必须是、也肯定是某个历史节点，那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茶业的现代化之路虽然起伏波折，但一直在向前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茶业是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中国现代茶业的发轫期。如果我们按照党史的划分，从“五四运动”开始来探讨现代茶业的发端，那鸦片战争后茶叶外销刺激下的列强“洋行”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对封建小农茶业的改造和改良历史，将无从谈起。而这一历史时期，恰恰是中国现代茶业的发端，是三千多年封建小农茶业经济开始注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尝试，也可以叫做传统茶业的转型或近代化时期。中国现代茶业的起步，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中国茶史的角度看，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其次，要准确把握好“茶业近代化”与“茶业现代化”及“现代茶业”的关系问题。“现代茶业”是茶产业发展的状态或阶段，“茶业现代化”则是茶产业发展的动态进程。我们既要用现代经济学的产业现代化标准和特征来看茶业发展，又要把中国现代茶业起步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和经济社会背景中来观察。产业现代化必须以先进科学技术武装产业，它和落后技术、传统技术相区别，需要由落后技术向先进技术的转变。它是技术和经济的统一，即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要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产业现代化包括建立新的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现代化两个方面。茶产业的现代化就是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是茶产业体系包括茶产业部门以及茶科学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经营管理水平及经济效益的现代化。产业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产业现代化的水平越来越高。产业现代化也是一个世界概念，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各自的本国特色，但现代化基本要求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标准世界各国都是一致公认的，它包括产业劳动资料、产业结构、劳动力、管理水平和产业科技的现代化，产业资源和产品市场的国际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这个标准看，即使我们现在的茶产业也远未达到现代化的要求。

但是，中国现代茶业不可能一挥而就、一步到位，而是必须经历从起步、发展、完善、成熟的漫长历史演进过程。在开始阶段，往往是某些因素触发了产业变革，现代茶业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促发了茶叶生产组织形态和加工技术的革新。概而言之，主要是通过外销参与并一度主导国际市场的茶叶贸易，和引进机械加工设备开始工业化生产两个方面，从而使中国现代茶业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对先进的工业化生产设备。而这正是中国现代茶业迈出的历史性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其后迄今的茶产业现代化之路。

我们要客观公正地看清“现代茶业”和“茶业近代化”、“茶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在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把中国现代茶业的起步问题放到中国茶业现代化的大历史中来考察，前者是后者的开始，后者是前者的延续，现代茶业发展有起跑线，但茶业现代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它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历史轨迹和主要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中国现代茶业起步蹒跚，举步维艰，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兴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中国茶业发展基本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到19世纪末外销驱动下的畸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中国茶叶的外销较之以前逐年迅速增长，从出口总量来看，到1880年至1888年达到鼎盛时期，年均输出210万担以上，其中1886年达到最高峰2217295担。茶叶出口外贸港从广州一地，扩大到沿海、沿江各港口，其中以上海、汉口、福州、杭州等地最为著名。上海开埠后，成为长江中下游茶区新兴茶叶出口港，洋行、茶栈、茶庄、茶商云集，形成了买办和洋行内外一体的茶叶购销体制。福州作为武夷红茶出口集散地，1842-1890年的半个世纪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茶之都”。湖北羊楼洞集聚了大批俄国茶商和近10家砖茶制造厂，为出口俄罗斯茶叶集散地，有“茶港”之称；《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成为浙西、皖赣茶区的茶叶外销集散地，茶行、茶场、船运、堆栈、过塘、茶箱、报关、保险等兴起，茶号林立，茶馆密布，商帮云集，交易兴隆，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茶都”。此外，宁波、厦门、温州、九江等地开埠后，也成为茶叶出口、转口的重要城市。茶叶外销的兴隆，也刺激了一批出口名茶的诞生，除原有的福建“工夫红茶”外，还有浙江的“平水珠茶”、“遂绿”、“严州苞茶”、“龙井茶”，安徽的“屯绿”、“祁红”，湖南的“黑茶”等。晚清民国时期活跃在中国商界的两大商帮“徽商”和“晋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叶外销的繁盛。但是，这种外销的繁盛，并没有改变农户分散种植的传统茶叶生产形态，中国茶业呈现过度依赖外销的“畸形”繁荣。

羊楼洞砖茶

二是清末民初到抗战爆发前的外销下降和茶业改良阶段。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生产的茶叶在英国、美国等茶叶市场崭露头角。中国次等的工夫茶在上海的离岸价格，已经高出印度和锡兰上等茶在加尔各答和锡兰港口的离岸价格，其价格优势给中国茶叶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华茶出口总量出现大幅滑坡。1887年至1927年40年间，中国茶叶出口总量总体上从1887年的215万担呈现下降趋势，1889年跌破200万担。“一战”后欧洲茶叶进口锐减，美国市场遭到日本茶叶的排挤，中国茶叶出口开始“惨落”，从1916年的154万担迅速跌破百万担，到了1927年只有87万担，比1886年减少了61%。对外贸易的一蹶不振，导致国内茶叶生产、销售随之衰落，茶叶生产规模急剧萎缩。针对这一情况，有识之士开始了以振兴茶叶出口为目的的“茶业改良”运动。

中国近代茶业改良，主要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政府农商部、茶商实业家及茶界有识之士倡导、参与的通过学习印度、锡兰、日本在生产、销售领域的先进技术以挽救中国茶业，增加华茶出口为目的的改良运动。茶业改良主要包括种植、加工和销售三个领域。

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促进了茶树栽培技术的进步，例如对茶树品种的选育和繁殖，对开辟新茶园土壤、气候、地势等环境条件的选择，从茶树生理基础出发对茶树种植方式、施肥、中耕、除草、修剪、改造、植保、灌溉等措施进行改进，以获取茶叶的高产稳产。政府农林部也有组织地开展茶叶科研，开办试验茶场，改良茶种，通过开办茶叶业务讲习班，来介绍科学种茶知识，培训种茶技能。清宣统二年（1910）二月十五日，浙江“茶务讲习所”在杭州茶业“劝业公所”内成立，这是清代茶业教育的一件历史性大事，标志着近代茶学教育的开始。根据1935年4月1日刊《东方杂志》第32卷第七号何伯雄《西湖龙井茶业概况》介绍，从栽培、制作、管理等方面提出一整套“龙井茶叶之改良”具体方法和措施，龙井茶的采摘和揉搓、焙炒、拣剔、包装等加工技艺的标准化生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这一阶段的中国茶业在种植、加工方面取得可圈可点的进展，一系列茶叶试验场和茶业公所纷纷设立。如1905年江苏成立“江南商务局植茶工所”，1915年安徽祁门茶业改良场（占地最多时达562亩）、江西宁茶振植公司等相继设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先后开设有临安东天目金罗坪茶叶改良试验场、淳安示范茶场、浙江省茶业改进所三界茶场等茶场。此外，湖南、四川等产茶大省也纷纷建立试验场。这些茶叶公所、试验场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和国外先进生产方式，扩大茶树种植规模，大面积开辟茶园并对茶园实行集约化管理，引进茶叶制造机器代替手工加工茶叶，力图在生产加工领域实现茶业近代化，从整体上改变中国茶业的落后面貌。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等鼓励拓展茶园、推广茶种、改进茶叶烘焙和包装技术，使得1871-1896年间台茶出口猛增将近12倍。1897年福州第一家商办的“福建焙茶公司”试用机器生产；1898年初广东商人唐翘卿在汉口成立资本六万两的“两湖茶叶公司”，用机器仿照印度之法进行茶叶加工；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碾压机器；安徽祁门兴植茶树的贵溪人胡元龙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华商在福州、建宁也相继开办茶厂，用机器焙制，和俄国人进行竞争。1893年浙江温州诞生第一家现代焙茶公司，试用机器焙茶。到1895年温州有五家公司用从外国洋行引进印度西洛钩焙茶机，用新法焙制绿茶出口。到20世纪初，浙北茶业大有发展，仅绍兴一地的茶厂就达十几家。1916年，唐翘卿创立了著名的“华茶公司”，为华茶扩大出口量做出了巨大贡献。民国六年（1917）3月，杭州茶商阮裕隆等组织制茶研究所采用机器改良制茶。民国七年（1918），杭州茶工方念祖和福州花茶技师吴依瑞、吴寿中父子，到日本静冈茶叶组合中央会议所机械研究室，传授花茶、毛峰、大方等茶叶生产技术。民国十四年（1925），茶叶专家吴觉农从日本引进绿茶初制揉捻机、粗揉机等茶机，在杭县林牧公司试验机制蒸青绿茶。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处长赵连芳在安徽省祁门茶业改良场首开机制红茶业，购置国外茶机在县城凤凰山及历口两地分设机械制茶工厂。1935年浙江省三界茶业改良场购置日本蒸青茶机加工绿茶。1937年，张天福在福建崇安引进日本红茶机械加工机制红茶。

当代茶圣吴觉农

在茶叶销售上，提倡华茶大规模直接运销国外市场，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华茶成本，提高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当时已经有少数华商在德国自行设立商店销售华茶，还有的茶商直接投交茶叶到伦敦茶业拍卖市场进行交易。杭州等地的茶叶内销和转出口交易在当时是一枝独秀。据《杭州海关十年报告》，从1896年开埠到1937年，经杭州关出口的茶叶累计多达25万6694吨；其中1922年-1931年年平均出口茶叶7520吨，货值6117260海关两；1931年杭州市区制茶厂、作坊有77家，茶馆555家，每值新茶应市之际，四方商贾云集杭州，其中有“关东帮”、“天津帮”、“冀州帮”、“烟台帮”、“扬州帮”、“上海帮”和“福州帮”等。

20世纪30年代初,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在其《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一文中大声疾呼：“我国倘不积极着手改良(茶机)，将来难免受他国之驱逐，殆无疑义者也。”华茶改良运动使华茶从种植、加工到运输再到销售都不同程度地向近代化迈进，曾经给身处困境的中国近代茶业带来了一线希望，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茶业的落后局面和华茶出口衰落的趋势。随着抗战的爆发，这一波的茶业改良运动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所打断，吴觉农等1935年提出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付之东流，中国现代茶业发展在关键时刻嘎然而止，与其他许多产业和领域一样，没有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转型，定格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定位上。

三是抗战爆发到解放前夕的凋敝阶段。抗战期间，东南茶区大多沦陷，外销中断，物价飞涨，茶园废弃，中国茶业几乎断绝，唯有西南云贵地区尚存一线命脉。1939年9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共同在贵州湄潭创建实验茶场，开展茶叶生产科研和实践，采用4台三桶式人推木质揉捻机生产功夫红茶和炒青绿茶；后来浙大西迁也为湄潭茶业和科技进步带来助力，西湖龙井生产技艺得到应用；1943年，西迁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还办起了“农茶桑职业中学”。1939年范和钧、张石城在云南省创建初精制红茶厂，配有克虏伯揉捻机、杰克逊烘干机和其他精制设备,制出了金毫显露、条索紧细、味鲜浓醉的“滇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立了兴华茶业公司，购进日本圆筛机、风选机、阶梯拣梗机及切茶机等精制茶机，以适应当时出口茶拼配加工的需要。随后，吴觉农在杭州成立了之江机械制茶厂。当时上海市接收日本茶商经营的精制茶厂，“标卖”精制茶机，杭州春贸联记茶厂从中购得园筛机、平抖机、选别机、炒锅机和滚筒机一批，开展茶叶的机械精制。民国三十六年（1947）吴觉农以上海兴华（一说兴农）茶叶公司名义，从台湾购进一批成套眉茶精制机械，并向上海市订购了双锅炒茶机，在杭州长明寺巷开办之江茶厂，开展茶叶的机械精制。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吕增耕采购新昌早期细嫩烘青回潮，进行自行设计的滚筒机压扁式龙井茶试验，辅以手工辉干，制成绍兴平水旗枪式龙井茶。这一时期，人力畜力的木质揉捻机、手摇杀青机、脚踏木质筛分机、滚筒机等简易制茶机具也开始在浙、皖、湘、鄂、赣等省应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现代茶业几乎处于凋敝状态。

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

纵观中国现代茶业蹒跚起步、昙花一现的艰难历程和辛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兴衰起伏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是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我们要看到外销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园扩大、产量增加和适合外销的茶叶品牌，但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格局，机器生产的引进只是局部提升了茶叶加工的科技水平，改善了生产设备，但没有根本上改变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外销驱动因素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它造成了中国现代茶业一开始就属于外向型经济，没有自主性地位，产业主导权控制在外国洋行和买办手里，产销结构失衡并取决于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从而失去产业主体地位。

中国现代茶业发展艰难，过程缓慢，有过短暂而畸形的繁荣，最终逃脱不了骤然衰落的命运。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缺乏安定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患不断，政权更替，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南京国民政府“实业救国”开创的“黄金十年”期间，茶业改良虽然颇有起色，但旋即因为抗战爆发而功亏一篑。二是外国洋行资本勾结买办资本控制了茶叶产销，民族资本难以抗衡其垄断和压迫。如砖茶产销，以汉口为中心，一直以晋商茶栈为主导，但1863年后俄商逐步控制了砖茶的产销，1864年汉口有9家俄国茶商，他们每逢春季就前往茶区，直接收购茶叶，不但很快控制了茶叶贸易，并且进一步从事砖茶制造。70年代中期，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机器砖茶厂，使用蒸汽机、水压力机加工制造砖茶。90年代中期，汉口俄商砖茶厂共拥有砖茶压机15架，茶饼压机7架，日产茶砖2700担、茶饼160担。期间俄商还在九江开办茶厂3家，在福州、建宁、延平等地开办茶厂分厂10家。三是生产方式落后。茶叶种植基本上保留着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像印度那样占地以千英亩计、雇佣大量工人的资本主义茶园未曾出现。茶叶加工总体上沿袭着手工为主的落后生产方式，满足不了外销市场的需求，也缺乏应有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四是印度、锡兰、日本茶业的兴起。19世纪80年代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业的兴起，对以往中国茶叶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地位构成严重挑战，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机械化加工技术及拍卖销售等产销方式对中国茶业形成巨大产业优势，瓜分了世界茶叶市场，导致中国茶的外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锐减。五是茶农受到多重剥削。茶农销售茶叶严重依赖茶栈、茶庄和水客等中间商和外国洋行，完全没有侃价权、询价权、知情权，不得不承受收购价格、贷款利息、克扣欺诈和茶税厘捐等多重盘剥，茶叶从茶农到洋行往往要经过多次转手，多一次转手即多一层剥削。处于分散、孤立和狭小状态的中国茶农,是洋商和中间商剥削的最后承担者，他们无力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小农生产方式。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现代茶业的发展，一是不能完全依靠外销市场，应提高茶叶消费水平，促进内需，做大国内市场，实行内销为主、外销为辅、内外销统筹兼顾的方针；二是要大力发展茶科学技术，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茶业生产力水平，在种植和加工中提升茶业生产科技含量，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茶叶深加工和新产品开发领域大有潜力，还大有文章可做；三是要摆脱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落后生产组织方式，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之路，探索新型产销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四是优化茶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和生态环境，积极倡导茶为国饮，扶植茶业发展，减少销售环节，发展茶电子商务，保护绿色有机、优质安全的茶叶生态环境；五是茶业兴衰与国家发展密切关联，国强则茶兴，国弱则茶衰，两者一荣俱荣、一败俱败，茶业发展要与国家发展接轨。当今中国茶业要与“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相结合，才能复兴中国茶业的世界强国地位。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以史为鉴，知往鉴来，中国现代茶业虽然有一个艰难坎坷的开端，但必将有一个光明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