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咏

父亲从来都觉得城里的房价太贵，一堆钢筋砖头值不得那么多钱，便总劝我等跌些价后再买。等了好几年，没见房价有回落，倒见证了房价翻跟斗似涨，我终究扛不住，打算以涨了近一倍的价钱买套商品房。

母亲数落父亲，怪他对房市判断失误，耽误了儿子买房。父亲却煮熟的鸭子嘴硬，要我再扛几年，就不信房价不降。母亲白了父亲一眼，说：“男人成家立业，得先有一个窝。”为房子，母亲没少埋怨父亲，说没住过像样的房子，全家9口人，在父亲不足40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住了近二十年。期间，有过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可父亲把机会让给了同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家才搬进他单位新建的筒子楼。

“你先住我们的房，我和你妈搬到老屋去。”父亲为支持我跟房价打“持久战”，居然打算搬到乡下老家去住。我自然是不肯，执意购下了新房。

“我们有老屋，怕什么！”这样的话，我从父亲那里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可唯独那次，我没反感，反而怦然心动，是温馨，还是揪心？说不清楚。我突然想到，自己按揭了20年的新房子，会不会也成为后人嘴里的“老屋”？父亲常说的老屋是曾祖父建的，两间修有高耸马头墙的建筑，背山面水，屋前有棵树龄三百多年的大樟树。

本地话中，“老屋”是打上岁月印记的老房子，更是特指前辈留下的祖宅。老屋，不仅是财富的积累、精神的传承，更是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有了老屋，人生便拥有了更具象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父亲是有老屋的人。所以，不管生活多难多苦，他总是踏实而幸福。父亲年少失怙，成年后参加土改，端上了令村民羡慕的“铁饭碗”。老屋，对于命运已和城市联系到一起的人而言，其实并无多少实际利益，极少甚至压根不会再去住，可老屋始终是父亲的牵挂。担心没人住的房屋破败得快，平日里父亲就把老屋托付给堂兄照看，赶上清明扫墓或过年团聚，父亲每次返乡都少不了去老屋小住几日。从老屋的屋檐下望去，能看到祖坟。父亲对老屋的爱，其实是对故乡的眷恋。

我没在老屋生活过，当时觉得田野要比阴湿昏暗的老屋有趣得多，但凡被关在老屋里，少不了东刻西划地搞破坏，也少不了被父亲告诫一通：“要爱护，这老屋以后要传给你，你还得传给你的后代。”

老屋没被我破坏掉，却被父亲卖了一间给堂兄。那是1976年，五姐被检查出患肝炎，长期治疗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陷入困境。父亲决定先卖一间老屋给五姐治病，不够就再卖。靠卖一间老屋的钱，五姐的病治好了。父亲那天很高兴，喝了不少酒，感谢先人的老屋救了急，然后又痛哭，说：“愧对先人。”又说等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老屋买回来，不能让老屋败在他手上。

父亲的愿望却迟迟没能实现。堂兄的家境一直不见起色，建不起新房，又不停地添丁，买下父亲的那间老屋一直满满当当。堂兄知道父亲的心思，便出了个主意，要父亲去乡里“走后门”批块地，盖几间房子。可父亲既不善于也不屑于去找关系、走后门。

怕触景伤情，接下来的10年里，父亲都没有回过老家，剩下的那间老屋日见衰败。直到有一天，村里托人捎来信：“老屋的屋顶塌了一角。”父亲这才匆匆回家，把老屋修葺一番。

父亲原打算退休后回老家生活，可等到退休，他反倒少回老家了。老家不断有人进城打工，每当老家来人，父亲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管吃管住，好让进城的乡亲有个缓冲适应期。老家来人，成了家里的负担，母亲便有了意见，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母亲每次都要对老家来人诉说“城里生活不易”，可没人在意。

“城里混不下去就回老家！反正还有几间老屋。”在堂兄弟们眼中，老屋是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故乡有老屋，城里的颠沛流离就算不得什么了。

2010年，老家成立开发区，征地拆迁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家老屋也被夷为了平地。父亲是村里第一个签订征地拆迁合同的。当时村里派人找父亲，说希望老党员、老干部能带头。父亲虽然很难过，可还是去做了乡亲们的工作，说：“人要看长远，有了开发区，就不用背井离乡打工了。”

父亲没能看到开发区的建成。2012年10月，父亲去世了。临终前，他抓着我的手，说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我，没有守住老屋传下去。我顿时泣不成声，说他已给子女留下一栋永远不会倒塌的“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