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采用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六省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水平差别较大；影响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产业承接中技术依赖明显，中部地区应重点防范技术进步风险；失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指标在经济风险中的权重较大，应注意避免产业承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对资源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TOPSIS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042-005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进入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利用好普惠化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利用产业承接寻求地区经济发展机遇，是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缩小区域差异的关键[1]。中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战略的实施，直接关系到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发挥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然而，近年来中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存在“低端锁定”与“路径依赖”，存在“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的现象。[2]产业承接不是简单的产业落地，而是影响到地区全产业链的形成与稳定。因此，中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防范经济风险，是保障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将自己的传统产业转移到更低梯度国家，呈现的是一种梯度转移过程。随后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产业梯度转移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

根据“比较成本原则”，W. Artllur Lewis提出产业转移是由于该产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产业移出地一般会优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给承接地带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的变化。[3]产业移出国获得了“比较优势的再生”，而产业承接国则可能面临梯度转移风险。根据R.Vemon的梯度转移理论，发达国家或地区会率先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逐步转移中档产品，而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或本地。欠发达国家承接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低档产品的生产，这样使产业承接国或地区容易被锁定在低端产业上，并形成对资源的过度依赖。[4]

Hoover-Fisher和W.W.Rostow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5]，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对发达地区产业的承接必然会给承接地带来技术的改变，进而影响到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经济行为，使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目标，产生经济增长风险。[6]James R.Markusen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对产业移出国的产业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增长，最终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7]然而，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国来说可能会存在负面的影响，不仅不能够给产业承接国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可能会出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的现象。[8]此外，从政府行为角度，Peter Gourevitch认为产业承接地的政府政策对产业承接经济风险存在着重要影响，产业承接地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很可能会出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等经济风险的行为。 [9]

国内学者对我国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研究了风险的形成与作用方式。产业承接地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有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劳动力就业和环境污染的风险。陈建军认为，我国发达地区企业为了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是实现市场扩张和企业成长。[10]因此，欠发达地区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如果承接不当，容易形成“低端锁定”和产业结构匀质化的现象，从而面临产业升级风险。[11]由于欠发达地区处于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产业转移很有可能增大移出地和承接地之间的技术差距，而各承接地为争夺产业移入本地区所产生的内耗也会阻碍技术进步。产业承接过程中如果不注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就无法真正提高产业承接地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形成“路径依赖”，陷入技术僵局。[12]另外，欠发达地区所承接的高端产业会使本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得到相应提高，出现一定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13]，而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的人口流动，又会相应增加产业承接地的人口，从而加大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风险。何龙斌认为，发达地区转移的大多是污染效应较强的边际产业，而欠发达地区为争夺产业承接，甚至不惜降低环保门槛来招商引资，从而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风险。[14]

二、产业承接经济风险评价指标的确定

综合产业转移经济风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影响承接地区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影响承接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二是影响承接地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福利）。根据我国实际，基于重要性原则，本文将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作为衡量地区经济福利的重要变量，将劳动力就业和环境污染作为衡量地区社会福利的变量。

1.产业升级风险指标

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比较常用的是Moore值法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法，两种测度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15]由于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指标比较直观且易于计算，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值来测度产业升级风险。其计算公式为：

Q=

上式中，Q代表地区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kit为i产业在报告期的占比，ki0为i产业在基期的占比，n为各地区工业产业数量，m为报告期与基期间隔的年份数。如果Q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越快，产业升级风险就越小；反之，如果Q值越小，则产业升级的风险就越大。

2.技术进步风险指标

本文借鉴胡鞍钢的观点，从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引进力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测度。[16]考虑可获得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有效专利数指标来衡量自主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由于地区间直接投资的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各地区利用外资（FDI）与自筹资金的比值，来衡量由技术引进而引致的技术进步。

范黎波和宋志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流量与专利授权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17]，二者之间互相促进，有乘数作用。因此本文确定的技术进步指标计算公式为： S=r×q。该式中S代表技术进步指标值，r是地区当年有效专利数，q为地区当年FDI与自筹资金之比。S值越大，越有利于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越小；反之，经济风险就越大。

3.失业风险指标

由于无法获取完整的、准确的就业率和失业率数据，所以本文采用各地区登记的城镇失业率的变化值作为衡量指标，来评估地区失业风险。

4.环境污染风险指标

对环境污染风险指标的测度，本文借鉴赵细康对污染产业的分类方法，将污染类产业分成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轻度污染产业和基本无污染产业四类[18]。并根据污染程度在区间[1，10]内赋值，赋值越大，表明产业对环境污染越严重（见表1）。

通过对地区各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加权求和，可计算各地区产业对环境污染的指标值，其计算公式为：

？棕=？姿i

式中？棕为环境污染指标值，？姿i为产业i的环境污染赋值系数，为产业i占地区工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棕与地区的经济风险成正比，？棕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产业承接的地区经济风险越大。

三、产业承接经济风险的TOPSIS评价

TOPSIS法是逼近于理想解的技术，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并加以改进，求取各地区各测评对象与理想解的接近度，来衡量经济风险的大小。

1.经济风险指标值计算

为增强横向比较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中部各省近十年经济风险指标值的相对数值（变化率）。经济风险四大指标的变化率计算公式为：

产业升级风险指标I1属于变化率指标不需要调整，所以式中i代表的是其他三个经济风险指标。？兹i为i指标的变化率，Ii0是i指标在基期的指标值，Ii1是i指标在报告期的指标值。其中，I1和I2是逆向指标，I3和I4是正向指标。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6）以及中部各省2006、2015年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建立经济风险评价的初始矩阵Mij（见表2）。

为满足模型对数值统一性的要求，对表2中的数据先进行正值变换，再进行指标属性的趋同化和归一化处理，得到决策矩阵Nij：

2.指标值权重的确定

为避免或减少主观赋权法的随意性，本文利用变异系数计算各指标权重，客观反映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对以上决策矩阵Nij运用变异系数计算公式： vj=（j=1，2，…，m）可计算得到4个指标的权重：wj==|0.1067 0.4978 0.1861 0.2094|，由计算结果可知，技术进步风险变异系数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风险，而产业升级风险和失业风险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较大，注重对产业的承接和引进，追求经济的高增长。所以总体上，经济福利风险权重比社会福利风险权重要高，以上权重的分配基本上能反映经济风险的实际情况。

将矩阵Nij各列分别乘以相应权重，得到矩阵Zij：

3.模型求解

根据矩阵Zij确定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最优方案由Zij中每列的最小值构成，最劣方案由Zij中每列的最大值构成：

每一个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Ci有：

如果Ci越大，越接近最劣方案，经济风险也就越大（见表3）。

4.经济风险评价分析

根据表3的排序结果，中部地区的经济风险水平差别较大，安徽的经济风险水平与负理想值的相对接近度最小，仅有0.035，而最大的是湖北，高达0.876。按照Ci值大小，本文将中部六省的经济风险划分为三类：风险较高型、风险较低型、低风险型（见表4）。

表4中湖北的经济风险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两项风险指标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该地区产业承接过程中对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对资源的依赖较为明显。山西、江西和湖南属于风险较低型，但山西除了环境污染风险指标较小外，其余三个风险指标均较高，尤以失业风险最大，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山西小煤矿实行“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山西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湖南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失业风险方面，江西的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方面。安徽和河南属低风险型，河南是农业大省，失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最低。而与其他省份相比，安徽各项经济风险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产业承接力度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TOPSIS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各省产业承接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价，并通过横向对比排序，大致反映出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的总体经济风险水平。评价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各省经济风险水平差异较大，在四个主要经济风险指标中，除了产业升级风险较为接近外，其余的三个经济风险指标差异明显。（2）变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影响中部地区产业承接经济风险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风险，产业承接中技术依赖明显。（3）中部地区的失业风险总体上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为中部地区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反映出中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4）经济风险指标中，除技术进步风险指标外，失业风险与环境污染风险指标在经济风险中的权重较大，产业承接中的失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与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为：（1）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错位发展，确定产业承接重点，避免承接地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同时要利用好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方面的拉力，结合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比较优势寻求”的推力，有效降低产业承接成本和相应的产业承接风险。（2）中部地区应重点防范技术进步风险，避免因产业承接而导致“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应提高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注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增强所承接产业的关联效应，带动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3）中部地区应根据国家产业布局政策，明确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编制符合区域实际的产业承接规划，避免对产业低层次、重复承接。搭建好产业承接创新平台，在增加承接地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和拓展就业空间。（4）正确设计产业承接与产业结构升级、环境保护关系的体制框架和制度政策，避免因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对资源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并通过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有效降低产业承接带来的环境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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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明 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