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

说“上上医”，得先从“上医”说起。

据《黄帝内经》载，魏文帝曾这样问扁鹊：“你们哥儿仨都行医，谁的医术最高？”扁鹊立马儿就答了：“要说医术高，还是我大哥呀！他预防工作做得好，能让人不生病，也就是‘治未病。‘上医非他莫属。可是，就因为是‘未病，没有常规的治病过程，大哥反而默默无闻了。我二哥是‘中医，他能‘治欲病，即得病的初始阶段。在乡里，也算有点儿小名气。我呢，是‘下医，只会‘治已病——已成重病、久病的病。对‘已病，我不是动手术，就是下猛药……救的人一多，一传十，十传百，我的名声便天下扬了。”

这事儿，是寓言还是史实，不知晓。知晓的是，“上医治未病”一说能成立。但我还知晓，事情搞不得绝对化。譬如，扁鹊说自己是“下医”，就真的是“下医”了？既然大哥、二哥能让人“未病”、能治“欲病”，可为何还会有人重病、久病缠身，让小弟大显身手呢？所以，“上医”、“下医”的评价凝固不得。“治未病”的大哥，是“上医”；“治已病”的扁鹊，也是“上医”。由此推下去，能把防病、治病结合起来的最优医生，称之“上上医”，是必须的。

医病，通常是对人或对动物而言，但亦可对社会、对官场而言。譬如，那可怕的腐败病，不就是亟待整治的重病、久病吗？

一提起治腐，有人公开或私下总唱那“上医治未病”的调调。其用意、用心，不能说不好。但问题是，由于现实、历史的原因，腐败已然超乎想象。此刻亟须的是“上医”的痛下“猛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这一系列“猛药”，从副国级到村级的贪官，才一嘟噜、一串串挖将出来；吃喝、送礼、浪费、摆谱风的治理，也才有了实效、显效……

如此治腐，似是扁鹊自谦的“下医”，但从国情、从效果看，不能说不是扁鹊夸说的“上医”。对如此的治腐力度与成效，我们只能拍手、鼓掌。倘不如此，风云突变譬如重蹈苏东剧变之“前车”，谁敢说是天方夜谭？就在这时候，只一味嚷嚷“上医”，一再吵吵“治未病”，总想一步到位，怕就有脱离实际、“书生议论”的味道了。

当今治腐的“上上医”，绝未满足于“下猛药”治标、未满足于“强力反腐”，而是一直把“治未病”、把推进反腐制度化作为根本、长远大计来考虑。但实现大计的稳妥之策，无疑是“小步走”、“中步走”。近日，中办印发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不就是建立“带病提拔”问责机制、逐渐扎紧制度笼子、施行“小步走”和“中步走”之策的新体现吗？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