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龚 寒

俞德超：做中国自己的创新药

文|本刊记者 龚 寒

俞德超2006年辞去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到中国，2011年在苏州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他的愿望是做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

俞德超，中国“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重量级专家。他不但是全球首个抗肿瘤病毒类药物“安柯瑞”的主要创始人，还发明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克隆抗体新药“康柏西普”，填补了中国眼底病致盲患者的用药空白。2014年2月，在连续十年排名全美第一的巴斯康姆帕默（Bascom Palmer）眼科研究所举办的年会上，大会主席对在场的眼科医生们说，“康柏西普是第一个在美国之外研发出的高端生物药。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请关注来自中国的力量。”

俞德超2006年辞去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到中国，2011年在苏州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他的愿望是做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

从放牛娃到科学家

俞德超走进会客室，头发有些花白，身上穿的是半新的公司纪念T恤。作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如日中天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比想象的要朴素许多。

俞德超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山脚下，18岁以前的人生是边上学边在山里砍柴、放牛。1982年，他考上了浙江林学院的经济林专业，成为家乡的第一位大学生。

1989年，他跨专业考取了中科院分子遗传学专业的博士生，1993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博士后站留学。毕业后，他谢绝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先后供职于包括Cell Genesis、Applied Genetics在内的多家生物知名药企。

俞德超所投身的生物药领域，采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开发药物。因为药理活性高、毒副作用小，在肿瘤、糖尿病、血液类疾病等重要治疗领域应用广泛，正在成为全球制药领域争夺市场的制高点。

俞德超发明的全球首个抗肿瘤病毒类药物“安柯瑞”，其原理是利用工程病毒，精准靶向肿瘤本身，有效避免误伤。同时病毒能在肿瘤细胞中自我繁殖，令其裂解。裂解后释放的抗原，对已经转移的肿瘤细胞同样有效。相比化疗，这一药物疗法的副作用明显降低。

俞德超

2006年，俞德超放弃在美国的高管职位，回国投身中国生物制药的发展大潮。历经7年的研发与试验，2013年，他发明的“康柏西普”正式在中国上市。这让眼底病致盲者告别传统的激光治疗方式，并能够在24小时内重见光明。

眼底病是全球三大致盲病种之一。伴随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患有眼底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老年患者有数千万。在康柏西普上市之前，中国该领域的治疗药物尚为空白，患者要么选择极其昂贵的美国进口药，要么接受无药可治的事实。

“视力正常的人不能理解盲人对光明的渴望，尤其是后天失明的盲人。他们除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外，1/3的病人还会临床表现为忧郁症。”俞德超接触过许多眼病患者，目睹了许多人失明后的身心痛苦。

专业的临床比对显示，康柏西普比药业巨头诺华公司生产的药物具有更好的持久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价格却只有后者的1/4，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为此，诺华公司主动将单支药品降价2000元人民币。

对于俞德超来说，职业生涯里的快乐有时很简单，例如某个眼科医生给他打的一个电话：“我那位双目失明的病人，今天早上起来能自己走路了！”

“做出的药能帮到他人，改变他人的生活，那种内心感受到的幸福，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俞德超说。

因为出色的治疗效果，康柏西普被评为“中国眼科学界50年最大科技突破”之一和“中国最具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药物命名委员会命名的国产药物。

中国正在努力追赶

作为一名严谨的专家，俞德超对中国生物制药的问题并不讳言。他告诉记者，从全球来看，生物制药市场约占整个药品市场规模的32%，而中国这一比例却不到5%。

“全球卖得最好的10个药，8个药是生物药。但中国卖得最好的20个药里，生物药一个都没有。”俞德超说。

在国际上，通常用哺乳动物细胞的“生物反应罐”的规模和单位产能来衡量一个国家生物制药的产业水平—美国是130多万升，韩国67万升，而中国仅有3万升。

“规模小必然带来成本高，老百姓用不起，就无法享受到今天世界医学进步带来的成果。”俞德超举例，今天中国乳腺癌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但是因为价格过高，能采用最好方案—一款美国进口生物药—来治疗的却只有4000人。

俞德超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国，一方面是身为浙江人的经商天性；另一方面，他在国外看到了这一点：中国能制造一切，却没有造出让世界认可的药，尤其是最能代表医药进步的生物药。

为了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俞德超积极参与了行业内多个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制定工作，以及为500多家同行企业做培训，教给竞争对手如何规范地做事情。

“这算不上什么高尚的情怀，只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大家一起来好好做事，让中国老百姓最后能吃上放心、有效、便宜的药。毕竟与生产手机、家具不同，做药是一个考验良心和底线的行业。”俞德超说。

在俞德超的天台山老家，他看到多个身患高血压或糖尿病的邻居，因为没有得到最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出现了偏瘫等后遗症。“我希望有一天能对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有药，而且是你们用得起的安全的药，你们可以健康安心地生活。”

制药车间

在俞德超看来，要加快中国创新药研发，必须从基础研究、审评审批和支付体系三个环节下功夫。

“创新是需要钱的，尤其是创新药研发，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企业只有通过药品销售获得合理回报，才能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才不会重复低水平投资和制造仿药。”俞德超说。

回国10年，俞德超看到中国的生物制药发展很快，正在努力追赶国际发达国家。“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在改进，虽然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方向是对的。”

“中国政府并不是今天才谈创新，只是创新在今天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比过去，现在中国政府谈创新更加落到实处，例如创新成果转化规则更清晰、允许科研人员占有股份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俞德超说。

让中国创新药走出国门

2015年3月和10月，信达制药与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公司两次达成产品开发战略合作，获得首付及潜在里程碑款等33亿美元。这是中国人发明的生物药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卖出了国际价格，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金额最大的国际合作。

除了海外授权的费用，未来礼来制药公司还需支付给信达高达百分之十几的销售提成。“这正是创新的优势。”俞德超说。但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这一合作改变了中国生物制药的创新生态和商业模式。

信达制药和礼来制药此番的交易金额，作为行业标杆，会重新定义未来中国生物制药的出口价。而在商业模式上，以往中国制药公司可能需要先高投入十年，直到新药上市后才有回报，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则能通过海外授权持续地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俞德超告诉记者，自己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钱，之所以会有全球最好的投资人主动递来橄榄枝，除了企业的实力之外，更是看中了中国生物药的发展前景和广阔市场。

2015年6月，信达生物公司作为中国优秀创新型企业代表，应国务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第六次中美创新对话”，俞德超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创新的演讲。

“在中美创新对话上，美方代表说，美国人向中国人购买创新药，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是好事，希望通过两方合作，来共同造福全球患者。”俞德超说。

俞德超说自己是书呆子，目前，他是70多个专利的发明人，钻研仍在继续，“有时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会跑去捣鼓捣鼓。我想，真正想做创新药的人，都有那个情怀，希望探索每个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去干预疾病，甚至将它逆转。搞创新的人的初心，大概就是这种对科学的好奇心。”俞德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