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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袋行动”互联网时代的慈善新模式

2016-10-28黄鸣鹤

民主与法制 2016年27期
关键词:福袋资助者微信

世界是紧密相连的,互联网时代,地球成为村庄,人类没有孤岛。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去破坏旧有的生态平衡。

“福袋行动”,最早源于腾挪旧书籍的现实需要。家中有女,从小鼓励阅读,订阅、购买的少儿读物不少,时光流逝,孩子渐大,各种读物却越积越多,溢出阁楼,甚至挤压我书房已经爆仓的书架。

从互联网检索到一些愿意接收图书捐赠的边远山区小学地址,装箱寄出,不意在2009年左右认识了当时在贵州威宁新发乡宝塔村民族小学担任特岗教师的刘习聪。从此开始了一段互动接力的慈善之旅。

“福袋行动”中的法律思维

看过这样的报道,微信或微博上留有西藏或大凉山某地小学教师接纳旧衣物的信息及联系方式,各种捐赠衣物纷至。事实上,地址已是多年前的,接收人员已换岗,或捐赠的衣物远远超过受捐地所需要,而公布地址的志愿人员也无力将捐赠的旧衣物转至实际需要的地区,旧衣成堆,爱心却无法帮助真正的需求者驱离寒意。

解决方案:城市的爱心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城市人流较密集的地下通道或公共地域觅一墙,简单涂鸦标识,捐者将旧衣洗过消毒后悬墙,需者自取。墙无监控设施,施与受,互不见,不识,亦无中间转运成本。

现代慈善,需要解决的是:于受者,需要帮到点、暖到心;于施者,需要目标明确、效果可视、透明公信、参与感等问题的解决。

福袋计划的参与者目前主要是厦门法律界人士,以法院为主,也有部分如人大、党政群团、高校、自由职业者,最早只是一个零散的自发性活动,然后在测试运行中不断迭代,再加上新情况的出现、解决方案的众议,行动方案逐渐成熟,成为可复制模式。

法律人做事,一在于严谨,二在于通过机制设计,促成痛点解决。“福袋行动”引入的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思维,从用户体验出发,即先找到受助班级的真正需求,区分短中长期、物质与精神。

与刘习聪老师(2014年调到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平口小学,任六年级住宿班班主任)通过微信、电话进行充分沟通后,找到了要求点:

1.平口小学的基本情况。学校位于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大型水库——柘溪水库腹地,离县城112华里,离市区504华里,是益阳市最边远的小学。目前学校到县城不通公共汽车,主要以轮船解决交通问题,轮船是库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许多孩子的上下学也是靠轮船解决交通问题。平口小学是湖南省最大的库区小学,学生多为水库移民子弟,现有在校学生1439人。

2.孩子们的需求

2.1.“孩子,让我们的爱温暖你瘦小的身躯”

2015年的冬天特别冷,位于湖南中部库区的平口小学更是冷,由于学校没有取暖设施,刘习聪老师依当地取暖办法,在教室前后起了两个地炉子,烧的是当地炭农生产的木炭(一百斤260元人民币),这项开支颇为巨大,一天一般要烧十几斤木炭,学校经费中不包括此项开支。所以,为了让孩子不受冻,温暖行动包括:筹集500斤木炭(微信转账,由刘习聪老师在当地购买,同时建议其尽可能关照烧炭翁夏爷爷),基本可以支撑班级的地炉子炭火不熄直到放寒假。另外,班上孩子一人一副小手套,由刘习聪老师义捐;班上孩子一人一个保温杯,还略有剩余,交刘习聪老师处置;班上女孩儿一人一个电热饼。

2.2.“一把小雨伞”项目

刘习聪老师在微信群交流中提到当地经常下雨,学生需要雨伞,于是,雁哲发起雨伞募捐,两天内集齐了50把雨伞,邮寄给刘老师。但没想到当地风俗,部分家长出于封建迷信(谐音“送散”),明确要求自家孩子不能接受礼物,部分雨伞未分发出去,交由刘习聪老师处置。

2.3.“福袋结对”项目

“福袋结对”项目由刘习聪老师在班上,由孩子自由填写自己希望得到的小礼物,同时,制成福袋,袋中卡片上有孩子的姓名、年龄、性别、家庭情况、个人愿望等,大部分的孩子希望得到书籍、学习用品,或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等体育用品,或布娃娃、望远镜、鞋子之类。福袋制成后,由志愿者随机认领,认领者可根据卡片上孩子的愿望,择一二项目满足,也可根据“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与学习成长”的原则,自行决定帮助的方式;同时,福袋计划建立微信聊天群,志愿者可在群中了解自己所寄包裹到达情况,结对孩子家庭及学习情况,与刘习聪老师互动“如何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等等。

“福袋结对”项目中,已经有34个孩子被结缘并得到包裹礼物。

2.4.孩子,推荐你认识一位哑吧老师

小学一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说,有什么不认得的字,不要老来问我,要学会去问你们的“哑吧老师”。老师说的“哑吧老师”,指的是《新华字典》。

向刘习聪老师了解学校情况时,请其帮忙了解一下班上孩子《新华字典》的拥有率,刘习聪老师(语文老师)回答是:不用调查,我可以直接回答你,一本也没有,拥有率为零。

十分讶异。仿佛刘习聪老师所在的小学并不是在21世纪的中国,或者是因为贫困,或者是因为家长没有给学生买字典、学校也不强调学生用字典的缘故。总之,让“孩子们拥有一位身边的哑吧老师”成为我们的行动目标。经与刘老师联系,决定目标是募集150本《新华字典》,任务由黄鸣鹤法官担任完成。在一周时间内,黄鸣鹤通过微信朋友圈征集、图书义售等方式,完成了150本《新华字典》的募集任务,字典已在去年“双十一”期间交付刘老师分发给孩子。

2.5.孩子,读一本书,行万里路

城乡孩子的差异之一是孩子们的阅读量差异,教育研究者发现,城市的孩子更聪明,原因之一在于从小家庭能为其提供较好的阅读条件,通过阅读接触更多课本之外的世界,开脑洞,塑世界观。乡村留守儿童,除了电视、电脑外,针对性的课外读物较少,于是,决定给孩子买一些课外书,同时,建立班级阅读资料角。利用2015年“双十一”淘宝促销的机会,选择了《十万个为什么》《植物世界》《跟着地球跑》《中国名著》等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近二百册,邮发给刘习聪老师,由其配发,或依捐赠者意图给指定孩子,或班级共享。

如何调动供给端的参与热情

“福袋行动”的优点主要有:

1.可视性与即时对话

长期以来,慈善特别是捐资捐赠助学的主要障碍包括:

一是传统结对助学模式中,捐赠者无法得到捐赠款物到达受资助孩子的信息反馈,无法确认受赠人是否确实得到帮助,再加上某些助学工程存在的中间成本高、捐赠款物被挪用的负面报道,使得捐赠人心存疑虑,不愿继续。

“福袋行动”建立了专门的聊天群,捐赠人和受赠地联络老师可以通过微信在线即时交流,通过手机拍照、信息截屏等方式,确认捐赠物资的在途、接收、分发、使用的场景,可视性高,信息及时且通信成本低(大部分情况下只消耗手机流量);

二是在传统的结对助学模式中,慈善组织鼓励双方通过写信、电话建立联系,关注孩子成长。但实例说明,施受双方的见面并不一定是愉快的,对于部分资助者,愿意付出物质,未必愿意介入孩子的生活或让受助孩子介入自己的生活。此外,实践中受助孩子家长可能存在“攀高枝”的功利心态,以孩子为由,向资助者提出过高要求或以交流探访为名过多介入资助者生活,从道德的高度软暴力绑架资助者,造成资助者的恶感。

在“福袋行动”中,互联网和手机微信功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资助者可以选择与孩子建立通信联系,也可以选择资助孩子而完全不让孩子知道资助者的存在。同时通过与联络老师的微信交流,了解孩子学习情况,成为一位隐形却始终站在后面的“远方的好人”。

2.针对性与便捷性

传统慈善模式中,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曾经在网络上或手机微信上,转发某少数民族地区或贫困山区急需大量旧衣物捐赠的信息,大批旧衣物汇至,远远超过当地所需或联络人的处理发放能力,结果是大量的爱心物资被当成废弃物处理,而后续捐赠物仍陆续寄至。

“福袋行动”通过捐与受双方的交流互动使得捐赠有了针对性,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比如教室地炉所需要的木炭、孩子的保温杯、电热饼、雨伞,都是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孩子的切身需要,连数量都是根据男女孩儿的比例确定后,通过电子商务网站下单。同时,电子商务的购物模式一是可以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高的适宜产品;由店家负责直接邮寄,可以节约物流成本;志愿者通过移动终端动手指即可完成捐赠,便捷省心。

3.挑战性与传播性

“福袋行动”中,确定某个资助项目之后,比如需要150本《新华字典》或需要50把雨伞,即可由某位志愿者认领任务,认领任务并不是由志愿者全部负担这项捐赠的全部开支,而是这位志愿者必须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或聊天群发起捐赠动议,号召每人捐一本《新华字典》或—把雨伞。

“福袋行动”给志愿者提供了操作指引。

①在电子商务网站找到合适的产品,明确单价及购买数量;

②通过微信向朋友圈介绍福袋行动的宗旨和行动方式;

③向朋友圈说明众筹项目行动所需的资金,比如每人捐一本字典12元或一把雨伞25元,通过微信转账或微信红包完成支付;

④在电子商务网站上一单购物,同时将订单明细截屏存档;

⑤通过微信与受资助班级班主任联系,请其将收货、物资分发的场景手机拍照回传;

⑥在微信朋友圈出示订单明细截屏、收货情况、发放现场相片等,向参与物资众筹的捐赠者公示,同时也建立未参与者对项目活动公信力、效果的信心。

挑战接力的趣味性,在于任务承担者必须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些工作并不是无趣的,而是对自己在朋友圈号召力的一次微检测。某个意义上,挑战项目的完成,也是对自己在朋友圈内形象的正面营销,毕竟,一位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和行动力的朋友,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都是受人欢迎的。

4.程序与工作机制的可复制性

“福袋行动”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模式的可复制性。任何一位志愿者,在了解行动的宗旨、纲要、行为模式之后,即可动手启动以自己为“中核”的“福袋行动”,包括受资助班级的寻找确定、资助的项目等,而在他的行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成为“福袋行动”的项目担当人,进而如同风中蒲公英的种子,御风而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落地生根发芽,开始下一段生命的绽放及旅程的酝酿,爱心火种由此生生不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问题的发现及启发

2015年我们开始“福袋行动”之前,针对不发达地区山村小学儿童的资助已经进行多年,或许可以说,“福袋行动”是以前资助者碎片化、个体、单向、缺乏统筹性的助学行动的集约化升级版。在互联网时代,融入了“微信、电子商务、群聊、点对点交流、痛点发现及解决方案”这些时代高频使用、最新版《现代汉语辞典》也未必收录的新词元素。也可以说,2015年,厦门法律人以安化平口小学为对象的行动,是互联网语境下一种新型慈善模式的测试过程,通过测试,发现问题,而通过问题的解决,完成产品的迭代与升级。

“福袋行动”的参与者大都不是高收入阶层,他们所捐出的,都是自己并不丰厚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他们没有资助孩子的义务,因为在公民与国家签订的宪法契约中,公民已经将救助贫弱者的义务委托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弱者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和第四十六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我们也因此付费(我们日常的每一元消费,平均约有30%进入国家税赋),因此,平口小学孩子们冬天是否受冻的问题,理论上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点,而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现在去争论当地财政是否有能力提供条件毫无意义,孩子们在那里,冬天很冷,我们知道这事,所以做了。我们并不是施合,而仅是在践行中国传统的一种价值理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在冬天中免于受冻之余,口袋中还有26元钱,可以买十斤木炭,让千里之外57个孩子免除一天的受冻,在温暖的教室中诵读《孟子·梁惠王上》。

此刻,你心中自在明亮,心中善念,三界感存。

在资助的过程中,刘习聪老师不仅一次表示出惶恐,特别是当他了解到有一位捐赠者一次性捐出1000余元,她是法院合同制聘用的司法辅助人员,捐出的金额几乎是她半个月的工资收入时,这种不安在交流中隐现。

刘习聪老师的惶恐与不安,除感恩捐赠者的善良外,也在于许多受捐赠的学生家长,在接受捐赠时的冷漠与木然。

对于刘习聪老师的不安与焦虑,我们认为:受捐赠者及其家长是否表现出感恩,并不重要,慈善是一种平视而不应该是俯视,任何的心理优势位差将扭曲慈善的本源。受捐赠者父母的漠然可以理解,因为贫困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无力感,必然榨干生命体对于世界的敬意,心灵的绿洲长期缺水,沙漠化势所难免。孩子们因留守状态亲情的缺失与生活上的无人关注,不能要求他们与城里同龄的孩子同样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而福袋结缘满足孩子获取小礼物的希望,就是唤醒他们对世界情感的过程。

所以,对于受资助者,感动可以,感谢可以,感恩也可以,但一切不可强求,需源自内心泉涌。对于“福袋行动”的参与者,福袋之名,有福的不是受施者而是参与者,当参与者打开福袋参与行动那一霎那,已接通心灵的福音之泉,所做的一切,能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改变千里之外的一个孩子,很重要,也很不重要,随心、随缘,做了就行,结果随他去。

“福袋行动”形式上是给孩子提供一些物质帮助,如学习、体育用品、生活衣物等,实际上,我们更关注孩子心灵的成长。

根据孩子们的愿望纸条适当寄送礼物,是告诉孩子们,再偏远,人类彼此间并不是孤岛,社会也不仅是以血缘亲缘为关系纽带,父母虽在远方的城市打工,但远方的城市,给留守的他,送来了一个包裹。

提升孩子们阅读的兴趣,是让孩子们通过书本,了解他们所陌生的远方,了解另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所思所想,以免当他们长大、进入城市时,因陌生而害羞害怕,因文化隔阂而彼此厌憎对立,甚至彼此仇视。

此即“福袋行动”的意义所在。

(文中图片由刘习聪老师提供)

责任编辑:阮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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