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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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挪威的格伦宁（Erlend Grnningen）医生来说，战争最直观的面貌就是空床。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首府拉什卡尔加市（Lashkar Gah），格伦宁服务的医院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所建立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医院之一。格伦宁任住院部主管，以往，他眼前的这300张病床总是不胜负荷的，“儿科病房和加护喂食治疗中心总是住满了嘈吵的病童和青少年病人，有时更要两个病人挤在一张病床上。”

在1979年被苏联入侵之后，阿富汗就一直处于战争当中。尽管美国和北约的军队陆续撤离了阿富汗，但塔利班及其他武装力量的反复，让这个国家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中。

2016年6月，塔利班又一次占领赫尔曼德之后的这些天，拉什卡尔加市的这家医院病房却变得出奇的安静，很多病床空着，格伦宁感到很沮丧。过去的几个星期，赫尔曼德省各地区冲突加剧，发生的地点也更接近拉什卡尔加市周围，这增加了需要得到医疗救助的人们抵达这座医院的难度。那些成功抵达医院的人，本身就已经久经生死。

一位来自纳瓦区的15岁少女被父母送到医院，她患了脑膜炎，情况危急需要紧急治疗。她的父母告诉格伦宁，女儿已经病了超过一个星期。他们也希望能迅速把女儿送到医院，但无能为力。纳瓦区离医院很近，但外面的冲突实在太激烈了。少女在接受治疗24小时后离世，一切已经太晚了。

一位7岁男孩入院的时候，他的父母告诉医生，儿子是在12天前遭遇的车祸。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在家和旅途中渡过了这12天。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深陷内乱的南苏丹。当地一家无国界医生支持的医院里，一个刚出生10天的，患有核黄疸、严重脑膜炎、颅内压升高，伴随着不能控制的持续癫痫的宝宝被送到医生钟凯甯面前，钟凯甯是来自香港的儿科医生。小婴儿全身已经变成橙色，此前的几天，她的母亲一直带着她穿越丛林。

这些在等待中渡过的7天、10天、12天，是比战争更让人煎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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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振奋的是，钟凯甯救活了那位全身橙色的宝宝，用的是最简单原始的医疗办法。“我们没有检查仪器，没有光线疗法仪器来缓解黄疸症状，没有换血设备（透过逐步换血以移除体内带毒素的血），也没有插管或者呼吸机设备来应对大脑不正常运作、婴孩呼吸暂停的可能情况。就连用早上7至8点的阳光来进行光疗的方法也不行，因为摄氏55度的高温会令她流汗至脱水。”钟凯甯称小婴儿为奇迹宝宝，她的康复让整个医疗队都振奋不已。

在战乱不断发酵的也门，无国界医生赵卓邦不论白天或晚上，都能听到战机、爆炸和空袭的声音。作为护士主管，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管理急症室。一次轰炸过后，有41名伤者在6小时内涌到医院，“我必须尽快按伤势的严重程度和医院的应对能力把伤员分流，以确保最严重的伤员能够即时获得治疗，同时避免团队不堪负荷，要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尽力做到最好。”

对赵卓邦来说，2015年冬至是最坏的一天。

当天，他们接收了7名在空袭中受重伤的人，包括一名头部被炸弹碎片重击的50多岁男子。他的头颅有一道很深的裂痕。他们勉强将他的伤势稳定下来，但缺少神经外科仪器为他进行治疗。他需要转院，但没有任何方法能将他安全送达。赵卓邦知道，他的生存机会并不乐观。

正当他们在急症室忙个不停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来，将一条裹毯和一个袋子放在床上便匆匆离开了。赵卓邦打开毯子，赫然发现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她的脸被烟熏黑，头部右侧不见了大部分组织。其他护士告诉他，袋里装着的是人体残肢。

他们还为一个4岁小男孩做了右前臂的截肢手术，除了祖父，他的所有亲人都在这场空袭中丧生。为了哄小男孩开心，每次包扎后，赵卓邦和同事们都会在绷带上为他画一只手表，虽然他的右臂可能永远都戴不上手表了。

这种绝望弥漫在日常里。2016年初，就在钟凯甯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来接他的司机杰米就告诉她：“这里不会有和平的，人命毫无意义。”

钟凯甯曾经救活了一个饿了10天、体重只有780克的早产婴儿，她细心观察着孩子的体重一天天增加，确信宝宝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但孩子的母亲却说：“我要把她带回家，让她死去。这实在太花时间了，她不可能生存。”

“虽然看到情况改善，但这里的妇女早已学会放弃太虚弱的孩子，因为她们还有另外9个要照顾。她们不懂科学，只能相信信念。人们从内战学到的就是放手，让活不了的人死去，而自己则要继续活下去。”钟凯甯说，连日里他们一直试图说服村里的长辈，但最终孩子的家人还是签了拒绝医疗护理同意书。

钟凯甯很失望，她和整个无国界医生队伍想要传递给大家的就是：“这些人是重要而有尊严的。我们在这里试着排除万难，让他们看到生命尽管脆弱，但在正确的支持下，也可以是顽强、善良而宽容的。”但当面临抉择时，人性和围绕人性的一切，让他们失望，却无能为力。

这种持久的无能为力让人迷茫，“最终令人心碎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让他们失望”，钟凯甯说，“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紧急救援组织。危机管理（不是发展）一直是我们的使命。未来模糊不清。我们走了以后，谁还会在这里呢？我们能找到其他人来接管这个项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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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北部伊多梅尼，为无国界医生工作的肯尼第一次见到22岁的哈扎姆（化名）时，后者正在一张黑色的保温毯上尖叫，他被4个青年男子抬进帐篷，脸上带着泪，正极度痛苦地嚎叫和挣扎。肯尼觉得他明显需要急诊，“我首个念头是这可能是肾结石或哪处内脏穿孔等急需动手术的问题。”肯尼说。

“但一系列的检查和评估显示结果并非如此，“他的朋友们向我们的文化调停人解释，他刚知道他的姐妹在叙利亚的一次空袭中遇害。身处希腊北部伊多梅尼的他，不堪此极大悲痛，试图严重伤害自己。”肯尼说。

肯尼并不吃惊，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要在伊多梅尼治疗对发生在叙利亚的轰炸有强烈生理反应的病人。一个68岁的老妇人，在4月底的轰炸中失去了她的亲人们后，就经常因昏倒被送进诊所，医生们调查显示，昏倒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有一位7岁的男孩，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被狙击手击中之后，持续尿失禁了4个月，检查结果显示“体格正常”。他们预约了心理医生，也准备好衣服和尿布，但他们知道这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叙利亚轰炸带来的影响和这些逃命的人们如影随形，无法逃避。他们在伊多梅尼遭遇到新的挑战，生活在新的恐惧和未知中—发生在叙利亚的下一个爆炸会不会杀死他们心爱的人，以及他们是否会被遣返回去。

一位病人曾经对肯尼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等死，就像我们在叙利亚时一样，只是这里会死得慢点。”

钟凯甯把她工作的这个地方称为“良善而残酷的天堂”。每天早上她都能走出自己的茅屋，去迎接亮丽的非洲日出。成群的雀鸟在耳边唱歌，这个时候院子里粉红色的雏菊和紫色的杜鹃也纷纷把脸转向太阳。

有时候也会被从树上掉下来的大芒果砸到头，或者遇到从高空俯冲下来张牙舞爪抢她手里面包的老鹰；院子里的野生动物种类多得惊人，小猫、小狗、甲虫和蜜蜂都各忙各的，秃鹰在树叶间盘旋，怪异地伺机而动。“这里有着朦胧的、似是而非的不安和危险，这和平的天堂里隐约带着紧张，但在同一空间里并存着的、迷人又复杂的人情故事，把这些都抵消了。”钟凯甯说，那些苏丹小孩会聚集在围栏外，试着把手伸进围栏的缝隙，想摸摸她这唯一一个亚洲人的脸，他们互相大笑，直至道别。

这些时刻让钟凯甯忘记这片土地上的苦难，还是要到病房，看着自己仅有的一个听诊器，仅有的一台氧气机，才又意识到自己能做的是如此的少。所有的东西都会不停坏掉，再重新修好使用，比利时籍的助产士告诉钟凯甯：“这就是无国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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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国界医生，钟凯甯把她的病人们治好送回家，但他们的家并不安全。“我们是把他们送回无止境的贫穷、营养不良、疾病和暴力的循环当中，担忧着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还担忧着当无国界医生在数月后关闭项目，把资源拨至处理其他更严峻的危机后，他们可能无处可去。这些人需要教育，需要发展，但这些从不是无国界医生的工作，无论他们的需要和痛苦有多么大。”钟凯甯说。

糟糕的是，无国界医生的境遇也并不好到哪里去。他们也同样时常处在危险和恐惧中。

2015年10月3日凌晨2时8分至3时15分，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昆都士医院遭到美军一连串空袭轰炸，每次相隔约15分钟，其中设有重症监护室、急症室和物理治疗病房的医院大楼，在每次空袭中都被重复准确击中，周边其他建筑物则几乎完好无缺。

作为一个中立的组织，无国界医生根据病人的需要提供治疗，不论病人的种族、宗教或政治立场。而昆都士医院是阿富汗东北部唯一的同类设施，4年以来，医院一直免费提供高质量的创伤急救及肢体创伤护理。

为避免医院被轰炸，无国界医生早已按照惯例向联军和阿富汗的军事及民事人员，提供了创伤医院的GPS座标，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在2015年9月29日。尽管这样，轰炸还是发生了。

2015年，有75间由无国界医生管理或支援的医院遭到轰炸，这违背了战争规范中的最基本一项—应为医疗设施和病人提供保护，不论病人是平民还是参战者。无国界医生高级人道事务专员霍夫曼（Michiel Hofman）为此发表声明：“叙利亚的天空正挤满不同的空军力量，它们支持两个军事联盟—分别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在内的联军。冲突中，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就学校、医院和其他受保护地点，遭受频密得吓人的袭击和破坏而负起责任。”

美国国务卿克里声称：“俄罗斯正在叙利亚使用‘愚蠢的炸弹”，暗示美国的炸弹比较“聪明”。对此无国界医生表示无法信服，阿富汗昆都士医院即是被美军轰炸的，同年10月至第二年1月期间，3所在也门由无国界医生支援的设施都先后受袭，其中两次确认为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所进行的袭击，都采用了英国的设备、美国的瞄准目标建议。“这些袭击都被称为‘错误，即准确度不足，甚至更糟的，是缺乏对医疗设施的尊重。”霍夫曼说。

霍夫曼认为，4个国家都没有恪守曾经一致通过的要保护叙利亚平民的决议，相反，他们都把各自的军队塑造成反恐的人道主义者，投掷炸弹的同一支空军，也同时在叙利亚被围困地区投掷食物。但这少量食物除了只能带来极少的援助以外，“稍胜于公关伎俩，只会带来更多混乱。对于叙利亚人来说也十分危险─当听到飞行引擎声音时，他们怎么知道飞机投掷的是食物还是炸弹？抑或两者皆是？”霍夫曼说。

无国界医生认为有关谁的炸弹“愚蠢”、谁的飞机最为人道的论述，只是在这场持续升级、已带来灾难性人命伤死的战事面前，装模作样。

他们退出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同时，因为“欧盟国家对移民的危险做法”（欧盟和土耳其在3月签定协议，为土耳其提供财务及政治补偿，以阻止已到达欧洲海岸的难民），无国界医生也宣布将不再接受欧盟与欧盟成员国的款项。

1971年，无国界医生创始人之一的库希内在尼日利亚内战中目睹了平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之后，决定成立这个不理会政治和信仰界限，以受害者利益为先的救助组织。在那之后，这个组织就一直在为此战斗，他们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却始终保有最纯粹和原始的愿望，正如钟凯甯说的：“希望和失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辗转难眠，等待雨水来临。”

（本文信息来源：无国界医生（香港）官方网站，无国界医生（美国）官方网站，TIME，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