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这次在天津侥幸被解救下网的那些小鸟，马上又会飞到江苏连云港、江西鄱阳湖、广东雷州半岛……一路等待它们的，也许还是场生死劫。

芦苇荡里的鸟网

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

10月11日，天津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市郊清理大量鸟网，救助还存活的候鸟

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

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偷偷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明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部分。

这些鸟，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

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

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完全无人开发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

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

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眼看着就能体会的绝望。

“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

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

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猎捕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

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

野味

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型雀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

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无法猎食而迅速死去。

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

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是一种攻击性强的小猛禽，擅长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

王建民判断这只奄奄一息的苍鹭是误食了农药毒饵

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

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

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

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南方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

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变成鸟干。

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

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观鸟爱好者也很难观测到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已经跟它们的品种毫无关系了。

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是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

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大熊猫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危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

供给和需求

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

“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

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暴利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

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

“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

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

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

“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

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

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

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

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

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

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

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

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

斗争的智慧

从9月29日到10月15日，志愿者们在天津的鸟网上共发现9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角鸮，其中有5只已经死亡，余下的4只当场放飞了3只，1只因软组织挫伤无法飞行，被送到了唐山的救助站。

在唐山海港区大清河盐场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站，我看见了那只最近被新闻反复播放的东方角鸮。

东方角鸮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猫头鹰，成年角鸮也只有人两个拳头叠起来这么高，以昆虫、鼠类、小鸟为食。站长田志伟每天给这只小猫头鹰喂鸡肉条，十几天下来，小家伙已经精神多了。

47岁的田志伟从2010年开始全职做救助站，救治天津、唐山等地受伤的野生鸟类，就在今年6月份，科研人员从捡鸟蛋人手里没收了209枚反嘴鹬鸟蛋，全都送到了田志伟这里。老田和妻子用孵化器一共人工孵化出80多只幼鸟，“晚上1点睡，早上4点起，一天喂6遍”。最后有一半都成功野化放飞，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人工孵化反嘴鹬的纪录。

现在的救助站里有救治的雕鸮、白鹭、黑天鹅、孔雀、翘鼻麻鸭、反嘴鹬等受伤野生鸟，田志伟从盐场引过来淡水，自己挖了一条水系，几个带网的池子分别给不同鸟种做野化。他兴致勃勃地让我看监控录像，每天后半夜，救助站的露天水池里就飞过来一大批水鸟，密密匝匝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一大早5点钟，又扑啦啦成群飞走了。“到了冬天水鸟更多。”田志伟很得意，“来我这白吃、白喝、白住，哈哈！”

这些监控其实也是田志伟保护自己和病鸟的工具：从我们进房间开始，病鸟的治疗室、观察室、户外野外区域，都安装了监控。老田出门也带着一沓“野生动物接受凭证”，和唐山林业局“关于建立唐山市大清河盐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的批复”复印件，收到病鸟后一式两份给对方存底。做志愿工作不是仅靠一腔热血就能坚持下来的，这些做记录的流程，会让田志伟这样单打独斗的志愿者避免更多的麻烦。

田志伟算是当地森林公安的协警，这也是帮助他护鸟的一个兼职身份。晚上19点多，老田叫上了一名志愿者，开着越野车出了城——今天刮了一天风，这正是盗猎者抓猛禽的天气。

还没真正出城，我们就在港口附近的市政绿化树林里看见了两束手电筒光，上下来回晃动，伴随着狗叫和摩托车发动机声。

“抓野兔的。”老田把越野车开到人行道上，关了火，跟志愿者两个人对着树林大吼了一声“出来！”就要往里面跑。

里面的盗猎者已经发现了动静，手忙脚乱地来不及收手电筒，两个摩托车轰鸣着突然加速冲出小树林，擦着田志伟身边逃了出去，跟车跑出的猎犬慌得一路狂吠，鸡飞狗跳地一溜烟跑远了。

刚刚凶神恶煞的老田一下子放松下来，笑嘻嘻地回到车上——如果盗猎者的摩托车停在外面，他会先悄悄把车钥匙拧下来，再守株待兔地抓人，像这种正骑着车的，老田一看就知道拦不住，叫两嗓子吓唬走就行。

“他们摩托骑那么快，你把他拽下来肯定是要受伤。要再开车去撵，出事了怎么办？”田志伟说，有些志愿者不考虑后果，凌晨三四点在山路上拦鸟贩子，“大黑天突然冲出来个人抓他，他都得以为是拦路抢劫，一紧张冲到山下不就出人命了？”

护鸟宣传、抓人入刑是一种办法，对于田志伟、王建民这样坚持了多年的志愿者来说，更多的寻常日子里依靠的是民间智慧。

当晚在乡下，我们巡视了几片稻田，没有发现盗猎者。志愿者一路都在拿手电照稻田，看是否有竖起的竹竿，老田常常在田间突然停下车，竖起耳朵听有没有诱鸟器放鸟鸣的录音。“离老远听见我们汽车的声儿，人早就跑了，我到这就把东西给他收了。去年这附近有个村一直有人抓鸟，我挨着个去了一个月，前半夜、后半夜不定时地来看，最后消停了。”

田志伟统计了一下，一套完整的捕鸟设备需要一个50块钱的电瓶，一个30块钱的功放器，四五个单价10块钱的喇叭，每米1块钱、至少150米连喇叭的电线，2块钱一根的竹竿，和8块钱20米、一插插好几百米的鸟网。“你收一次，他至少损失四五百块钱，来回多收几次，他一算这个账就再也不买了。”田志伟的救助站里现在堆了一大堆鸟网和音箱，天津猎人习惯用插U盘的低音炮，唐山人是用读卡器，老田又开玩笑：“回头我给你个功放器，拴一圈喇叭，晚上你去广场跳舞。”

田里的水稻马上就要割了，一只鹌鹑被田志伟的手电筒光吓住，半天才反应过来，照着直线飞走了。“这放一条狗就直接逮住了，还有人放鹞子，就是松雀鹰，专门在田里抓鹌鹑。”

等到稻田割完，又是抓猛禽的季节。盗猎者用地网，拴一只鸽子或者另一只猛禽做诱饵，自己在田里挖个坑躲在旁边，猛禽一过来就拉绳，把鸟整个扣在里面。巡护就是要用望远镜先看一遍稻田，如果干干净净的田里突然多出来一只不飞的鸽子或猛禽，远远把车绕着开过去，准能看见抓鸟的人。“但是我们一过去，提前得有150米吧，这人准跑了。有一次我带了一个派出所所长一起追，给我们累的，所长最后气疯了，说逮着这个人非得打他一顿。”

去年11月中旬，田志伟终于抓住了一名盗猎者，在田埂上堵住了对方的车，叫警察把人带走了，最后把人拘留了5天。

持久战

每年从八月十五开始，天津、唐山就开始有候鸟陆续抵达。先来黄胸鹀，然后是麻鹩（南朱雀）、栗鹀、红眉鹀、小鹀、青头鹀;9月4、5日来红喉歌鸲、蓝喉歌鸲;10月1日前后，来云雀;10月5、6日，来燕雀（“燕雀不值钱，没人逮。”李青说）。11月来东方白鹳，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只有3000多只，在中国能观测到的也就1500只左右。

2012年11月，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发生了东方白鹳投毒案件，有人用农药克百威毒杀这种珍稀的大型水鸟，以高价卖给餐馆。王建民、田志伟等志愿者抢时间解救了13只中毒的东方白鹳，最后成功放飞。

11月马上就要到了，这一轮拆鸟网的活动刚刚告一段落，田志伟、王建民又要开始准备检查湿地的投毒情况。就在这几天，在郊区的鱼塘，刘懿丹就发现了三只被农药下毒的苍鹭，其中两只已经死亡。在10月10日，科研学者在曹妃甸的水域里发现了80多只死鸟，这些死鸟被判断是因病而死，老田跟志愿者们就把鸟都埋了，但老田不太相信病死的解释：那些死掉的翘鼻麻鸭、反嘴鹬、绿翅鸭都离奇地出现在同一片水域，而且个个体型不小，不像生病的样子，死鸟出现的时间也很集中，恐怕还是因为被下了毒。

10月14日，田志伟又开车去了趟曹妃甸，在上次埋死鸟的区域，他又捡回来两只病怏怏的翘鼻麻鸭、一只绿翅鸭。这几只鸟在浅滩上奄奄一息，只有基本的应激反应，一抱起来，整个脑袋都无力地直直垂下。

田志伟现场给鸟注射了阿托品，这是解农药最有效的一种针剂。他当场量了一只翘鼻麻鸭的体重，2.77公斤，“多肥，这不可能是自己生的病”，其他几只死去的翘鼻麻鸭被老田当场埋了。这种水鸟羽毛洁白，非常显眼，老田怕有人过来捡走，也怕有猛禽扑过来吃，如果有农药，对人对鸟都会导致二次中毒。

而那些被毒杀的鸟，就是带着身体里的农药被送到了餐馆。从镀锌的厂子里带出的氰化钠、从农田里带出来的克百威，泡上小鱼、玉米，被撒在天津填海造陆中已经在急速缩小的湿地水域，变成了候鸟的致命诱饵。

在一年又一年的重复工作中，志愿者们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王建民记得这些年每一轮媒体的集中热点报道，在每一次大规模讨论、集中抓捕后，猎鸟的风气会暂时削减一段时间，时隔一两年又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