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之允

2013年，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曾举办了一次特展，名曰“鲍勃·迪伦：颜值”（Bob Dylan：Face Value），引发了英国媒体的争议。鲍勃·迪伦（1941～ ，）是一位著名歌手，并非职业画家，在国家肖像画廊这样的公立艺术机构做画展，未免有挤占公共文化资源的嫌疑;英国国家肖像画廊一般只为英国本土的肖像艺术家做展览，定义为展示英国人的精神面貌，作为美国人的迪伦，在英国人看来，似乎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无瓜葛。另外，国家肖像画廊的工作人员在解说这次参展作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几乎不知道迪伦画的这些人是谁，重要的不是被描绘者，而是引发观众的直觉。

1.2013年，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举办“鲍勃·迪伦：颜值”展2/3.迪伦的绘画作品

鲍勃·迪伦在美国一直以其反抗和叛逆的音乐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现在又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么他的绘画成就又如何呢，真的有资格进入世界顶级的那些公共艺术博物馆吗？

鲍勃·迪伦虽然自小喜爱画画，但直到1974年，33岁的他才真正把绘画当作一门艺术来学习。

30岁是人生阶段的一个重要关口，需要做出许多选择，固有的价值观如家庭观念、个人自由、社会道德等都需要重新定位，这一人生转折阶段被法国哲学家萨特称为“理性年代”。就在迪伦重新审视个人存在价值的时候，他从妻子朋友们的交谈中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对人生的阐述和讨论。他发现，这些阐述都受教于一位名叫诺曼·雷本（Norman Raeben）的画家。于是他便去雷本的工作室拜访，看看是否能从这位充满哲理的画家身上寻找到一些答案。

雷本是从俄罗斯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师承美国阿史坎画派（Ashcan School）。该画派反对当时在美国商业上非常成功的学院派和印象派，认为这两种画派都不足以表达民众的现实生活，主张通过直觉的观察方式来描绘事物。该画派的主要描绘对象是纽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以被认为是“纪实创作”。雷本在教授学生绘画时，主要精力并不在技法上，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激发学生观察世界的直觉感官。迪伦第一次去他画室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学画，其初衷只不过是想从雷本那里找到一些人生启示。

雷本问他：“你想画画？”

迪伦说：“呃，在考虑中。”

雷本听完就说：“哦，我不知道你是否配留于此，让我看看你能做什么。”

然后雷本就让迪伦好好看看放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花瓶，30秒后他把花瓶拿走，说：“画！”

不知所措的迪伦硬着头皮去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全凭直觉。画好后，雷本同意他留下继续学。在雷本的工作室，迪伦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得到了改变，他再一次学会了观察普通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整体到局部。这种绘画思维方式，使他找到了改变音乐的途径。他开始尝试移除音乐的“时间属性”，让音乐和绘画一样“一目了然”。

然而，英国国家肖像画廊是世界级别的权威公共展览机构，他们为何想到为迪伦这样一位歌手举办画展呢？这就涉及新美术馆学的问题。与传统美术馆学讲究保存、分类整理和灌输式教育展示的方法不同，新美术馆学重新审视了美术馆作为一个文化场域的定位。美术馆空间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场地，而被视为是一个不断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交流节点。也就是说，与观众的互动和互相探讨是展览的主要目的。美术馆便从“权威”的属性中解放出来，还原其公共服务的属性，把解释权还给社会和民众。

迪伦的展览便是本着这样的想法策划的。给人印象古板的国家肖像画廊希望借此吸引新的观众，特别是热爱音乐的那些人，而不是固有的那些视觉艺术爱好者。这样艺术馆的受众群得以扩大，让更多本来对绘画艺术陌生的民众感受到视觉艺术的魅力。

在布展的策略上，肖像画廊也尽量减少文字说明，让观众在不受其他信息干扰的情况下直接与绘画本身对话。迪伦描绘的那些肖像，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是路人，这些人的具体身份对于观众来说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肖像所传达出来的一种气息：日常的存在、直觉的观察和瞬息万变的容颜。

罗伯特·亨利画作《渔民之子》，阿史坎画派

这次展览的主要推手是策展人约翰·艾尔德菲尔德（John Elderfield，1943～ ），一位现代艺术学者，毕业于伦敦大学，曾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师，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他和迪伦是同龄人，不难想到他对迪伦的时代情结。值得玩味的是，就在“鲍勃·迪伦：颜值”展览后不久，顶级商业画廊高古轩就把这位公共博物馆的策展人请至旗下。如果再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次展览最大的幕后推手其实是商业画廊。

2007年，鲍勃·迪伦的画作在德国一家博物馆展出，第二年英国著名的翠鸟画廊（Halycon Gallery）就开始代理迪伦的作品。2011年高古轩强势介入，开始代理和展出迪伦作品。经过画廊商们的几轮运作和营销，迪伦的绘画开始吸引藏家和投资人。在2013年的那场公共展览的背后，不难发现高古轩的影子。

迪伦学画期间，家里挂满了自己画的肖像素描

博物馆的秩序在21世纪初经历了转型与解构，高古轩的运作方式则进一步模糊了商业画廊与博物馆之间的界限。博物馆名为学术机构，说到底也需要靠商业运作来维持，与商业画廊的合作，既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家之间的勾结”，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资本的构造”。关键的一点是，至少他们给予了民众选择权：如果不满意，可以不参与展览、不买票、不关心相关报道。当代社会的娱乐方式何其之多？没有人强迫谁必须去接受一个艺术展览所要表达的东西。

回头细看“鲍勃·迪伦：颜值”这一特展个案，也许会发现，所谓的时代精神有时也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化构建，其幕后总难说是否有文化资本的介入与操作。这并不代表这种文化构建就一定是好，或是不好。人们可以在看清文化资本交流脉络之后，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