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一, 徐 勇, 汤 青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100049)



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模式及效益分析
——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孙晓一1,2, 徐 勇1, 汤 青1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100049)

耕地流转是我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总结国内外耕地流转相关研究成果和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按照耕地经营主体性质归纳了当前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基于农户家庭收支状况建立了农户家庭收益测算方法，分析了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并对耕地流转的社会、生态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当前耕地流转在黄土高原地区发展迅速，有42.5%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耕地流转后，农民增收效益显著。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存在明显差异，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最明显，农户家庭收益达12 072.99元；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龙头企业主导模式极大促进了耕地规模经营但农民增收效益有限，而政府引导模式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为均衡。地理环境对黄土高原地区耕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黄土高原; 耕地流转; 模式; 效益; 宁夏原州区

耕地流转对于推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耕地流转的实质是耕地经营权(使用权)的流转，是在维护农村土地公有制和稳定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前提下，由农村耕地经营权获得者(包括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及农村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法定代表人)将依法取得的耕地承包经营权或经营使用权，在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下，通过转包、转让、互换、租赁及入股等形式流转给受转方；由受转方在不改变农村土地基本用途和保持耕地质量的前提下，从事自主经营的土地要素配置方式和农业土地经营形式[1-2]。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过程的加剧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土地日益成为制约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耕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地区随之得到了迅猛发展[3-4]。对耕地流转的研究也开始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对耕地流转的模式和效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5-7]。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地区，且由于人类长期的不适当活动，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和农民贫困等问题极为严重。由于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除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生计有效转移，生态环境改善也是其耕地流转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8-9]。因此，在黄土高原推行耕地流转的过程中，必须合理地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流转模式。近年来耕地流转在黄土高原地区同样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流转形式。对黄土高原耕地流转的模式进行总结，对不同模式耕地流转的效益进行分析，可为今后的耕地流转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域、方法及数据

1.1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将位于黄土高原中西部的原州区作为案例区。原州区地理位置处于东经105°57′—106°32′，北纬35°45′—36°31′，南北长约85 km，东西宽约51 km，全区土地总面积2 739.01 km2。原州区属于半干旱地区，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地貌。地形地势西南、东北高，中部低，境内海拔1 500～2 933 m，年均气温6.8℃，常年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0.8℃，常年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19.6℃，年均降雨量300～550 mm，且由南向北逐渐减少，干旱、冰雹、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较多。原州区土壤类型多样，分布最广泛的是黑垆土，土层深厚。清水河水系是原州区最大的地表水系，原州区境内流域面积约为2 050 km2，年平均径流量6 150万m3，其他水系还有泾河支流的颉河和六盘山西侧的张易河，全区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1.36亿m3/a。主要植被类型包括草原植被约11万hm2，草甸植被约4.84万hm2，森林植被约0.33万hm2和灌丛植被约0.68万hm2。全区按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可划分为黄土丘陵、清水河谷平原、六盘山山地和清水河西侧山地四大部分。

原州区隶属固原市，是宁夏南部山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2011年全区常住总人口41.19万人，占固原市人口总数的32.1%，人口密度113人/km2。2011年原州区地区生产总值56.38亿元，占固原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3.6%。原州区城区共有三个街道，农村地区有6个镇和四个乡，2011年农村人口约为36.1万人。原州区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全国旅游扶贫发展试验区，西北地区重要的马铃薯种植加工基地、劳务输出培训基地，区域性物流集散基地和商贸中心。

1.2研究方法

以农户为基本单元设计调查问卷，按行政村对农户的生计状况、耕地经营方式以及耕地流转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评价不同耕地流转模式对耕地经营和农民收益的影响,对比分析不同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和综合效益。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把与农户耕地流转密切相关的家庭收入分为劳动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三个部分。劳动性收入包括农户外出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做小生意等；资产性收入包括农户通过耕地流转等资产经营获得的收入；政策性收入包括农户的耕地补贴、农机化肥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收入。家庭开支包括日常生活开支、生产性开支、转移性开支和特殊开支四个部分。其中与农户耕地流转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生产支出主要为日常生活开支和生产性开支。通过对农户的家庭收支构成分析，评价耕地流转的农民增收效益，测算公式如下：

B=I-P

(1)

(2)

(3)

式中：B——农户家庭收益；I——农户家庭收入；P——农户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生产支出；N——农户样本数；xik——第i个样本农户的第k项家庭收入；xit——第i个样本农户的第t项家庭支出。在本研究中，k包含了打工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小生意收入、退耕还林补贴、农机化肥补贴、粮食籽种补贴、低保金、养老金、耕地流转租金、土地征用补贴10个小项，t包含了食品开支、水电煤开支、交通费、通讯费、生产用品开支、生产人力开支、生产水电开支、耕地租用金8个小项。

1.3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以及固原市各区县的统计年鉴。案例分析数据主要来自课题组农村及进城农户的入户问卷调查。实际调研在2012年通过访谈的形式完成，共做调查问卷419份，包括行政村基本情况问卷21份，农户问卷205份及进城农户问卷193份，问卷有效率97%。调查涉及了原州区的全部6个镇和两个乡，共计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做调查问卷10份，案例村数占原州区行政村总数的11%。

2　研究区耕地流转特点及模式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在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中，共有42.5%的样本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其中59%的农户将耕地流转出去，34%的样本农户转入了其他农户的耕地，且有6%样本农户既有耕地转出，同时又租种了他人的耕地。从参与流转的耕地情况看，调查样本的农户耕地总面积为215.4 hm2，其中参与耕地流转的耕地面积为87.1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40.4%。从耕地流转的地理分布看，不同乡镇的耕地流转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耕地流转程度最高的中河乡有83%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而最低的炭山乡和官厅镇仅有17%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耕地流转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河乡、头营镇和张易镇等乡镇主要位于清水河等川道区且多与原州城区距离较近，而耕地流转表现不明显的乡镇多位于偏远山区。

图1原州区农户耕地流转分布

对原州区耕地流转状况的分析发现，耕地流转与农村地区的耕地构成和农业基础条件具有密切关系。原州区属黄土高原丘陵区，其耕地可大致分为川地、梯田、坡耕地三种类型。如图2所示，在参与流转的农户耕地构成中，川地面积约占其耕地面积的63%，而未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中，川地面积仅占其耕地面积的17%。参与耕地流转的耕地中，川地流转面积占到了耕地流转总面积的81%，比川地在参与耕地流转农户耕地总面积中的比例高10%，而梯田和坡耕地在参与流转耕地中的比例不到20%，耕地构成对于其流转具有重要影响。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灌溉条件上。干旱是宁夏黄土高原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水浇地与否对粮食作物的产量影响很大，以玉米和马铃薯为例，在正常状况下，水浇地玉米的产量可以达到15 000 kg/hm2，马铃薯可达到2 000～2 500 kg/hm2，而旱地在全年雨量较好的前提下，玉米的产量也仅约为400 kg/hm2，马铃薯为500～1 000 kg/hm2。研究调查过程中发现，水浇地多为川地，而梯田和坡耕地等产出相对较低的耕地几乎没有通过人工灌溉进行耕作。在参与调查的样本中，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户均水浇地面积为0.18 hm2，约占其耕地总面积的17.8%；而未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户均水浇地面积约为0.17 hm2，约占其耕地总面积的15.2%。

图2原州区样本农户耕地构成情况比较

原州区耕地流转通常以村集体为基本单位，由农户、合作社、企业、政府等多方面共同参与进行。根据耕地经营主体的性质，原州区的耕地流转主要体现为以下4种模式。

(1) 农户自发模式。农户根据自身生活生产的需要，自发地将承包的耕地通过互换、转包、转让等方式进行流转的模式。农户自发模式是农村地区最常见的耕地流转模式，多采用转让、转包、互换等相对简单的方式，农户是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农户自发模式的耕地流转具有流转范围小且简单，灵活性强，总体规模庞大的特点，对农民的非农生计转移具有重要影响[10]。

(2) 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农业合作社根据农业发展方式调整的需要，对所属集体内农户的耕地通过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进行整合，对耕地进行统一管理，以更好地发挥合作优势的耕地流转模式。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可以有效发挥村集体中农业带头人的生产优势，通过农业生产合作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农业合作社多以村集体为基本单位，耕地流转的参与者信息公开程度高，容易带动农户的广泛参与。

(3) 龙头企业主导模式。拥有先进生产条件的农业企业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对农户承包的耕地通过租赁、股田制等方式进行大幅整合，以实现耕地的规模经营并带动农户共同受益的耕地流转模式。龙头企业拥有较雄厚的资本、技术条件和先进的农业管理水平，通过耕地流转对耕地进行整合，发展集约农业和规模农业，能有效地发挥生产优势和市场优势[11]。龙头企业还可以通过“反租倒包”等方式将耕地租给农户经营，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12]。

(4) 政府引导模式。政府部门利用掌握的政策信息和资源，帮助和指导农户或其他部门改善耕地经营方式的模式。政府部门主要包括能够直接参与耕地流转的乡镇级政府和村委会。政府部门具有行政能力和公信权威，且往往掌握较多的耕地流转信息。通过合理地引导可以有效提高耕地使用的合理性以实现耕地整合的综合效益，是耕地流转的一种辅助模式。由于黄土高原的生态脆弱性，政府引导模式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特征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特征比较

本研究所归纳的4种耕地流转模式在原州区各个调研乡镇均存在，且包含了转包、转让、出租、反租倒包、股份合作、股田制等多种流转形式，但不同乡镇的耕地流转模式和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农户自发的耕地流转在原州区分布较为分散，在所调研的每个乡镇均普遍存在，主要发生在具有亲戚关系或邻里关系的农户中，流转过程租金较低，流转范围仅限于自己承包的耕地，因而流转规模通常较小。

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耕地流转主要出现在头营镇和彭堡镇等清水河谷川道区，流转后的耕地主要为温室蔬菜等的集约经营；流转后的耕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合作社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和农产品的收购，保证了参与农户的经济收益。龙头企业主导模式的耕地流转主要出现在中河乡等拥有较大片川地的乡镇，通过“企业+农户+基地”的方式对流转后的耕地进行经营。政府引导模式下的耕地流转主要出现在张易镇等小城镇建设比较突出的乡镇，政府并不直接参与耕地流转，而是通过引导的方式带动农户对耕地进行统一种植、管理，间接实现耕地流转。由于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特征不同，因此不同流转模式下的耕地流转农户参与情况、耕地构成等也存在很大差异(表2)。

表2　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耕地流转情况

3　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效益分析

3.1耕地流转的农户增收效益分析

利用上文提出的农户家庭收益测算公式，对样本农户的家庭收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年收入31 864.12元，基本生活生产支出为23 309.73元，年收益为8 554.39元；而未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年收入24 966.40元，基本生活生产支出14 787.54元，年收益为10 178.83元。从年收益看，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低于未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但对两者的收支结构进一步对比分析(图3)可以发现，除政策性收入外，参与耕地流转农户家庭的各项收支构成均高于未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特别是劳动性收入、日常生活开支、生产性开支与未参与流转农户相比均大大增加。这表明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更倾向于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且更愿意将耕地流转的收益用于日常消费和提高生活的质量。未参与农户的政策性收入较高，主要是由于具有较多的退耕还林补贴。如果不考虑日常生活性开支的影响，则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平均年收入可达23 823.92元，高

于未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21 391.14元。因此，总体看来，耕地流转切实产生了明显的农民增收效益。

图3参与耕地流转与未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户均收支情况

通过对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表3)发现，不同耕地流转模式均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益，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农户自发模式和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最显著，户均年收益达1.1万元以上，而龙头企业主导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相对偏低，户均年收益分别为4 636.78元和7 128.35元。

表3　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户收益比较　元/a

在农户自发模式的耕地流转农户中，农户家庭的平均外出打工年收入为17 457.14元，在4种模式中最高。表明通过耕地流转产生了明显的劳动力转移效益，农户的非农生计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农户自发模式通常只在有限农户间进行，因此耕地流转前后的耕地经营规模变化不大，直接的耕地流转收入和耕地租用支出也差别不大，分别为1 780元和1 060元。

在农业合作社引导模式下，农户在耕地流转后，对转入的耕地多实行精细和集约化的经营，对耕地的生产投入和产出均明显增加，耕地流转的收入和耕地租金分别为2 070元和2 412.5元。从分析结果看，参与农业合作社引导模式耕地流转的农户卖畜禽产品和卖粮菜的收入分别为10 000元和9 169.23元，生产性开支8 817.83元，在4种模式中均为最高。同时由于农村土地的束缚，日常生活性开支较低，而总的收益最高。

在龙头企业主导模式下，农户的耕地部分或全部流转给了龙头企业，因而耕地流转收入在4种模式中最高，为4 137.43元。耕地流转后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更自由地从事非农生计，外出务工收入16 562.50元，仅次于农户自发模式。从对数据的分析看，耕地流转的农户增收效益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收入大大减少，而生活生产成本显著增加。

在政府引导模式的耕地流转农户中，农户家庭的平均收益7 128.35元，在4种模式中处于中等的水平，而具体的各项收支数据也基本适中。政府在引导耕地流转中主要通过农业生产补贴等方式进行农业技术、产品的推广，使得农户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

3.2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分析

促进农民增收并不是耕地流转的唯一目标，耕地流转还应包括社会和生态等效益[13-16]。耕地流转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背景，生态效益也是耕地流转必须要考虑的要素。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关指标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社会、生态效益存在明显差异(表4)。

表4　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社会和生态效益比较

耕地流转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农户通过耕地流转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得到转移，耕地的经营方式通过流转得到优化。在农户自发模式下，劳动力脱离农业转向非农就业是农户参与流转的重要原因，耕地流转后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比例和务工收入分别为27.6%和17 457.14元/a，在4种模式中均为最高。农业合作社引导模式耕地流转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耕地经营方式优化，耕地产出大大提高，但由于劳动力没有从耕地中转移，农户的非农收入不高。在龙头企业主导模式下，农户将耕地流转给龙头企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非农收入大大增加，同时耕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农户通过流转获得的耕地租金收入最高，但农业经营收入减少。在政府引导模式下，政府主要发挥引导、调节的作用，农户依然是耕地经营的主体，耕地的经营方式、作物比例、劳动强度等均未发生较大变化，社会效益并不明显。

当前黄土高原地区耕地流转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参与耕地流转农户响应生态退耕的程度。在4种耕地流转模式中，农户自发模式的户均退耕还林还草面积为0.88 hm2，在4种模式中最高，这类农户往往积极响应退耕还林还草，且耕地中的坡耕地比例较高。在农业合作社引导模式下，耕地经营集约化，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减小，因而退耕的耕地面积比重在4种模式中最高。龙头企业引导模式下的农户耕地主要以川地为主，且耕地流转后实行规模化经营，参与退耕的耕地面积及比例均较低，生态效益不明显。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农户更多地对耕地经营进行优化，耕地的经营方式、作物比例、劳动强度等均未发生较大变化，退耕耕地的面积和比例均较低，因而生态效益较低。

3.3耕地流转效益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调研涉及的7个乡镇，耕地流转模式的区域分布差异明显，头营镇、彭堡镇以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为主，中河乡以龙头企业主导模式为主，张易镇以政府引导模式为主，开城镇、炭山乡、官厅镇以农户自发模式为主。为分析耕地流转农民增收效益的区域差异，研究按照调研乡镇对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家庭生计综合状况进行了分析(表5)。结果表明不同乡镇耕地流转的农民增收效益存在很大差距，农户的户均家庭年收益从高到低依次为头营镇、中河乡、张易镇、彭堡镇、开城镇、炭山乡、官厅镇。其中，最高的头营镇农户户均家庭年收益为12 466.99元/a，而最低的官厅镇仅为4 400.00元/a。彭堡镇的流转农户户均家庭年收入和户均家庭年支出均为最高，而炭山乡均为最低。从外出务工情况看，距离城区最近的彭堡镇农户年外出务工天数为247 d，为除炭山乡、官厅镇未做统计外，各调研乡镇最高，开城镇114 d，为最低。生态效益与耕地中的坡耕地比例具有很大关系，各调研乡镇的耕地结构差别很大，以川地为主的彭堡镇、头营镇等生态效益不显著，而耕地以坡耕地为主的炭山乡、官厅镇生态效应最显著。

表5　调研乡镇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家庭人口及耕地情况

从按不同乡镇的分析结果看，区位和交通条件对不同区域的耕地流转增收效益具有一定影响。距离城区越近的乡镇，农民家庭收入和支出越高，反之越低。耕地流转效益的区域差异更多地受到不同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在耕地流转效益较为明显的乡镇，耕地中的川地和水浇地比例均较高，耕地条件较好，而耕地流转增收效益较低的乡镇多位于黄土丘陵区，耕地条件较差。家庭规模对耕地流转效益的影响并不明显，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为5.1人，略高于未参与耕地流转的农户家庭(4.9人)，但参与耕地流转农户的外出务工总体收入明显高于未参与耕农户。

4　结论与讨论

耕地流转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当前黄土高原地区耕地流转发展迅速，有42.5%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耕地流转形式多样且区域差异明显。黄土高原耕地流转可以基本归纳为农户自发模式、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龙头企业主导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耕地构成与水浇地比例对耕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影响很大。当前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的耕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农民增收效益和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效益存在明显差异，农户自发模式极大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效益突出；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最为明显，耕地经营得到极大优化；龙头企业主导模式促进了耕地的规模化经营，耕地产出提高；政府引导模式的综合效益最为均衡，是对耕地流转其他模式不可或缺的补充。区域差异对耕地流转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

按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理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个体农户能够经营的耕地面积会逐渐增加，通过耕地流转，推进适度的规模农业和集约农业发展，促进农户的非农生计转移，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城镇化。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耕地流转所带来的农业规模经营效益有限，在推进耕地流转的过程中，必须合理选择耕地流转模式。具体思路为：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耕地经营情况差异，选择主要的耕地流转模式，并与其他流转模式相结合共同发展。在具有集中耕地的大面积川地区优先采用龙头企业主导模式；在耕地条件良好，利于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的地区优先采用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在生态脆弱的以坡耕地为主的区域重点采用农户自发模式，并与政府引导模式相结合；而在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应积极加快生态移民和退耕还林。

耕地流转问题本身就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关键，黄土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加深了耕地流转问题的难度。本研究将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的耕地流转归纳为农户自发、农业合作社主导、龙头企业带动和政府引导4种模式，主要是基于实践层面对黄土高原耕地流转状况的总结。近年来耕地流转在黄土高原农村地区发展迅速，不同耕地流转模式效益的分析存在一定的时效性。本研究仅对耕地流转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进行了初步的定量分析。实际上耕地流转对于农民生计转移、生态流域治理等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以扩大样本调查规模和案例区范围为基础，进一步对耕地流转的综合效益进行量化分析，以更客观地对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的耕地流转模式和效益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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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attern and Its Benefit in Rural Areas of the Loess Plateau—A Case Study in Yuanzhou District of Ningxia

SUN Xiaoyi1,2, XU Yong1, TANG Qing1

(1.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AS,Beijing100101,China;2.Universityof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s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 in China. Based on the formal study about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d the field survey in Yuanzhou District on the Loess Plateau, we conclude the primary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attern of rural areas on the Loess Plateau.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s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farmer family, we developed the farmer household benefit analysis formula. With the formula, we analyzed the benefits of farmer income, and evaluate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through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spects. The current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on the Loess Plateau is developing fast and 42.5% of farmer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land transfer. The farmers′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enhanced significantly. Of the four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atterns, farmer spontaneous pattern is the most widely existed pattern on the Loess Plateau,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spur pattern has an evident rural residents′ income benefit which can up to 12 072.99 Yuan per year, leading enterprise driving pattern can largely promote the scale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but the farmers′ income benefit is limited. Government directing pattern has the most balanc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on the Loess Plateau is crucial to the choic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attern.

Loess Plateau;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attern; benefit; Yuanzhou District of Ningxia

2015-06-20

2015-07-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449,41301121)

孙晓一(1986—),男,山东海阳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农业与乡村发展。E-mail:sunxy.10s@igsnrr.ac.cn

徐勇(1964—),男,陕西榆林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信息协同服务与农村发展、土地利用与人地关系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E-mail:xuy@igsnrr.ac.cn

F323.2; F301.24

A

1005-3409(2016)03-012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