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蓓容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书画鉴藏史

神物护持

陆蓓容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书画鉴藏史

天翻地覆见人心。易代之际，遗民心曲见于书画的不少，而贰臣也不免用书画来表达政治立场，王铎（一五九二年～一六五二年）画给宋权（一五九八年～一六五二年）的《枯兰复花图》就是一件。

宋权是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进士。甲申之年，刚刚官拜顺天巡抚。「受事甫三日，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上吊在了煤山。一个月内，吴三桂又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多尔衮长驱直入，闯军节节败退。宋氏向清军借力攻打李自成残部。事定，所复四路二十一州县。他承认新朝，不过似乎无意为官。清廷不许，仍以巡抚命之。于是上疏请论崇祯庙号、减轻民负，并向当道荐举人才，又疏请革除明代沿袭已久的军籍制度、为近畿农人请求减租，俾生民稍得喘息。从正史来看，建立了这些功业的他确实颇有才干，是个好官——风雨飘摇之际有所树立，也不妨是值得尊重的选择。

王铎与宋权算是河南大同乡，前后脚中的进士，在京中当到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鼎革之后，官位几乎没动。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他两人被任命为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正副总裁官。夏五月，宋家一丛枯兰忽然复花，王铎来观时画下此图。卷端兰叶葳蕤，舒垂盛放，端的是尽态极妍。并有长跋一段，借花之灿烂芬芳，譬喻宋权入清后的功业赫赫，把宋氏比成超拔出尘、不与平常花卉为伍的兰花，又将他为新朝做出的种种贡献，譬喻作百世不绝的馨香。

宋权死后，这幅画到了儿子宋荦手里。当年在宋氏书斋中围观王铎作画的前辈们也都有了子孙。康熙戊子年（一七〇八年），宋荦在画后留下题跋，十分高兴，说大家比一比，还是我们老宋家最为光荣，后继有人。大概也是他，请万经（一六五九年～一七四一年）为这幅画写了引首。那之后，画上有「纬萧草堂画记」藏印，应当归过宋荦的儿子宋至，又归了孙子宋韦金——这宋韦金却不是宋至的儿子。在宋韦金的账簿里，这画列在「手卷一等」，大抵认为是很好的东西。然而小注写明「与张甥，在仪封」，又有一笔将条目勾去。仪封在今河南兰考附近，与宋氏故家商丘相去不远。这位张甥暂未考出，不过至少知道，宋家先世功业的纪念，就此到了外姓人手中——这大概是乾隆末年的事。

十几二十年后的一八一三年，画归无锡邹春农，此时上距宋荦去世正好一百年，画也是六十多年前旧物了。我未能查出这位邹先生的详情，仅知道他和词人严元照（一七七三年～一八一七年）有交往。严氏称之为丈，并应命在卷尾题了一阕小词。邹氏的另一位朋友华希曾也有题跋，而卷端又有「曾在锡山华氏」印，那么邹氏之后，此画可能短暂地归他所有。

不知什么时候，卷端突然冒出「万十二渊北氏收藏印」一枚，却是我意想不到的插曲。它的主人万承紫（一七七五年～一八三七年），字渊北，南昌人，道光初年官至同知。万氏晚年自称「壮岁游吴楚间，购求名贤真迹，不下二十寒暑」，看来开始买画时已不太年轻。此作流入其手恐怕不会太早，至少总在华希曾之后吧。

本来呢，华希曾在广东巡抚家里当过西席，是千真万确到过广州的。这便不难解释何以下一位收藏者，就是名头相当不小的南海人吴荣光（一七七三年～一八四三年）。可是万氏与吴氏基本同龄，坦白说，这会儿还真不敢肯定画是先到广东才被卖掉，还是先在江苏归了老万，又不知怎么跑到广东，进了老吴的家门。不过吴氏以后，此卷确实就在广东藏家手里拼命绕圈了。道咸之际，江南被太平军搅得一塌糊涂，丧乱之下，十室九空，书画遭厄不少。若非广东士人撑住东南金粉气，艺术史上怕要少一批好东西。它先后归过番禺潘仕成（一八〇四年～一八七三年），南海伍元蕙（一八二四年～一八六五年），高要何瑗玉，可能还经过新会罗天池（一八〇五年～一八六六年）的眼，终于到了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布政使方浚颐（一八一五年～一八八八年）家中，进入了《梦园书画录》。

华希曾跋

严元照书《清平乐》

何澄跋

卓秉恬书吴荣光诗

明 王铎 枯兰复花图卷全卷纵三二·六厘米 横一〇三五·五厘米苏州博物馆藏

这一圈兜完，它想回江南去了。有一位从清末跨进民国的收藏家宣哲（一八六六年～一九四三年），自言少时在岭南，从方氏手里得到此卷，相伴五十载，终于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上卖给国民党元老何澄（一八八〇年～一九四六年）。宣哲是高邮人，长居沪上，而何澄退出军政界之后就隐居在苏州。他们都曾留下题跋，何氏的两位朋友叶恭绰与王薳也有补白。综合起来，这次转手的来龙去脉便很清楚。

抗战期间物资匮乏，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只好不断增发货币，挽救财政赤字，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成了普遍现象。一九四〇年正是法币「断崖式下跌」的一年，宣哲卖画时，首先承认自己是因「米薪之贵，古所未有」，不得不卖些藏品贴补家用。当时有一位广东商人想买，他又不免有点儿天真地想，如果卖到广东，此生只怕无缘再见，还不如卖得近一些，再见也不难——封建时代嫁女儿也不外如是了。于是他下了决心，就作价「美金十铢」，把这画卖给何澄。我没能查到那一年的大概汇率，不能比较这相当于多少法币。事实上，在那样的动乱年代，汇率对日常生活也没什么意义，哪怕数值还不太难看：法币不断增发，又不能任意兑换外币，它实际的购买力只能越来越糟。以此为背景，反过来理解美金，或者能有些不同的体会：数目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够硬、够稳、够安全。民国时候，书画买卖多是用美元和黄金来付款的。

何澄大概真的很爱这幅画，他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好手刘定之来做装裱，修成后焕然一新。宣哲果然在一九四一年元月重见此作，感慨之余，也很有几分欣慰，为它侥幸没有在战火中化为劫灰。又过两年，何澄亲自写题跋的时候，宣哲已经去世，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的王秋湄也不在了，而抗战还没有结束。国家昏乱，友朋凋丧，三百年前那一幅对新政权和新事业充满期待的画反倒寿如金石。

何澄于一九四六年因脑血栓去世。五十年代，他的子女将先人所遗园林房产捐赠国家，书画静静地躺在屋里，直到扫除时发现并移交，《枯兰复花图》也在其中。它是观察书画聚散情况的绝好例子，不知经历了几番兵火，几度舟车，偏偏几乎每代都流传有绪。套用一句前人说滥的话，自然是「神物护持」；而我却要说，在每一个书画流传的故事里，真正护持作品的，永远都是那些心意拳拳的收藏家。

王铎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