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珍

真实再现 史诗叙述
——《大唐玄奘》的文化意义

曾 珍

电影《大唐玄奘》海报

《大唐玄奘》是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名导演霍建起执导、黄晓明主演的一部历史类题材影片。电影真实再现了唐朝高僧玄奘不畏艰难险阻，历时19年前往天竺取经的传奇故事。影片超越了民间文学、神话故事、先期电影中的玄奘形象，客观再现了历史上玄奘西行的真实取经历程，是一部为玄奘树碑立传的艺术作品。电影中，霍建起一改以往充满文艺气息的叙事手法，从“温情题材与唯美表现，以及时时流露的具有散文或诗作意味的艺术情怀”［1］转向了更具宏大历史思考与民族精神展现的史诗化表达。他搁置了平民化、当下性的生活意义的观照，而力图开拓出沟通民族精神永恒性的跨时空图谱，以极具美学意义的影视画面，彰显出隐忍、坚毅、至大包容性的民族情怀。可以说，《大唐玄奘》中，玄奘充满艰险的西行之路既是一场身体的磨砺、个体精神的朝圣，更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怀跨越时空的积淀和承传。

一、 去神话解构的真实玄奘

可以说，电影《大唐玄奘》中的玄奘形象较为客观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使电影具有了人物传记的意味。玄奘形象，实质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在这一系列形象的勾勒、重塑、颠覆、解构的过程中，玄奘形象的真实性渐渐模糊，甚至被取代。而《大唐玄奘》正是从民间性、神话性、解构性中挣脱出来，还原了一个历史而真实的玄奘。

最早的玄奘形象来源于《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史书，前者主要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政治、地理、风俗、民情等，后者则倾向于展现玄奘个人的游历过程。这两部书籍相对客观地记载了玄奘孤游西域的艰险历程与沿途见闻，其间的种种传奇经历，为之后玄奘取经的故事被文学性书写埋下了伏笔。宋元时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以及《西游记平话》、《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等“介于说唱文学和长篇作品之间的产物”［2］重新诠释和塑造了玄奘形象，文学性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外延了记录的历史性，但其主脉——宗教性色彩依然浓厚，玄奘的圣僧形象并未因此冲淡。吴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记》在此基础上对取经故事进行了重新梳理，以更加浪漫奇幻的神话传说淡化了原有的宗教色彩，而玄奘形象也由圣僧入世为凡夫俗子，其西行取经的中心地位也被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超凡英雄孙悟空所取代。于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形象被彻底颠覆——缺少得道高僧的睿智、豁达、富有远见，反而被刻画为慈悲、弘度与软弱、胆怯并显且遇到凶险之事便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外惧化身，似乎雄心壮志的冒险精神和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与不远万里的西行毫无瓜葛。到了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其更是将唐僧形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塑，唠唠叨叨、啰啰嗦嗦成为唐僧形象的新特点，这一唐僧形象离历史真实也便更加遥远了。近几年，多部“西游电影”连番上映，几乎都依循了文学化叙述的主线而以突出美猴王孙悟空的智勇双全、叛逆抗争为故事内核，唐僧在电影中的形象表达和性格塑造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事实上，无论在佛教文化发展还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玄奘法师及其西行，无疑都具有多重人类意志与宗教精神禅化的意义，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式贡献朴素而伟大，尤其是玄奘一心求佛的执着精神、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舍身求法的奉献精神，更是塑化了中国佛教的内省价值导向并逐步扩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大唐玄奘》正是将视角从神话性的解构中挣脱出来对历史性客观叙事的回归，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玄奘。电影以客观的历史担当，拨正了玄奘的西行的坐标，不仅在电影叙事过程中以文字形式进行历史增量提示，而且还在电影结尾以地图的形式做了全景呈现式还原。另外，影片展现的西行途中的艰险，如偷渡出关而遇李大亮、李昌的阻截，第一烽燧险些中箭，莫贺延碛沙漠因缺水差点丧命，高昌国王强留以致绝食力抗，恒河遇险，等等，几乎都可在史书中找到踪迹。而西行中所遇的一行人等，如凉州都督李大亮、瓜州刺史李昌、西域人石槃陀、烽火台校慰李祥、伊吾国王、高昌国王、那烂陀寺大师、戒日王，也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可以说，《大唐玄奘》是一部具有记录片性质的历史电影，它放弃了“西游故事”的奇幻性取向和浪漫性叙说，以客观的态度、历史的精神，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玄奘形象——执着、隐忍、坚毅、励志、进取，具有与其他同题材电影无可比拟的厚重感。

二、 史诗叙事的苦难表达

《大唐玄奘》在还原大唐高僧玄奘的西行取经历程时，以史诗化的手笔转达了这一真实的朝圣之旅，其苦难表达成为史诗叙事的主体，但却并非终极目的。

影片开始，玄奘西行天竺，并非如《西游记》中所述，是唐太宗亲授通关文牒，在出使身份上，他也并未与太宗结拜兄弟，被封“御弟”。电影还原了玄奘未得恩准、偷越国界的历史史实，而且他的“偷渡”背景也并非是盛唐的恢弘气象，而是饥荒肆虐、蝗灾泛滥的现实艰难。电影中玄奘西行的最初目的是源于传入中土的佛经被多种多样解读且争议繁复，此行便是为了求取真经、弘扬佛法。而天灾之下，百姓的饥不择食、流离失所，使玄奘的西行更添了几分佛家拯救苍生的意味。但是，这一具有普渡众生、造福后代的伟业却始于玄奘的个人意愿，并未得到皇廷的允准。不难想象，没有得到唐王朝恩准的西行，玄奘的取经之路自然苦难重重。电影将这一系列苦难以线性叙事的手法铺陈开来，凉州、瓜州遭阻，险被遣送回长安；葫芦河收归心性未定的石槃陀，险遭其杀害；第一烽燧，险中流箭身亡；八百里莫贺延碛沙漠，险因缺水丧命；高昌王国，绝食力抗国王的强留；凌山大雪山，险被雪崩埋体，等等，影片写实性地再现了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的重重艰险。而在玄奘一步步克服苦难的同时，他也在用佛家的慈悲之心、包容之性感化着所遇之人。如石槃陀因得知玄奘没有通关文牒，为自保而动了杀念，玄奘感知到了他的心乱，席地而坐，喃喃诵经，平复了石槃陀心中的恐惧与不安。再如第一烽燧的大将王祥，玄奘以佛心佛理化解了他的苦闷，使王祥十分感激并帮助玄奘继续西行。再如，一心向佛的西昌国王，对玄奘虽然隆礼有加，但却有着我执与内心之贪，最终玄奘以绝食力抗，并以爱与慈悲感化了他，使其成为自己西行路上的最好护法之一。由此可见，玄奘西行取经之举既是漫漫长途的一段苦难修行，更是寻求真理的精神超越之旅，史诗笔法的苦难叙事在此获得了超越苦难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说，影片中苦难表达的背后是对执着精神、奉献精神、无畏精神的超度与张扬，以及对信仰力量、灵魂追求、众生普渡的彰显。电影中的苦难叙事最终以成功取经、荣归大唐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而众人倾都罢市，由宽广壮丽的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口的迎接盛况，以及太宗亲为译经题写圣教序，更成为对玄奘十几年苦难历程取回真经的国家肯定。但是，电影的终极目的并非世俗意义或当下意义的圆满，从玄奘随难民偷渡出关，到西行路上的艰难险阻，差点命丧途中，再到天竺游历、无遮大会辩经，在苦难历程与异域取经中，电影赋予了玄奘超越个人修行之上的信仰意义和文化意义，在塑造了不去天竺誓不回的玄奘西行的壮阔史诗的同时，更诠释了一个人甚或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

此外，电影中还处处彰显着一种佛家境界，如金黄色的色彩选择、莲花意象、梵语表达、佛理阐释，等等，这些都使电影的史诗叙事具有了庄严肃穆之感。加之电影在拍摄时多用大全景、远景、景深镜头，在真实展现玄奘西行历程的重重险阻的同时，更使影片带有史诗级的影像风格。

三、 民族精神的美学象征

《大唐玄奘》集中刻画了大唐高僧玄奘的艺术形象，剔除了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戏说式解构并回归真实性的人物重塑，于壮阔的自然背景之上图谱了一段九死一生犹未悔的心灵旅程，在导演霍建起严谨而不失审美意蕴的历史追寻下，玄奘19年的取经险阻以及回归大唐后苦心孤诣的译经历程，更成为民族情怀、民族精神的美学象征。

影片中的玄奘具有坚持真理、坚定信仰、包容开放、矢志不渝、普度众生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玄奘西行取经的动机并非是受唐太宗小乘佛教无法超度亡灵的委托，而是为普度众生，弘扬佛法。所以，即使没有唐王朝颁发的通关文牒，一路忐忑前行，没有悟空、八戒、沙僧的加持护航，自行涉险，玄奘依然决意前行，誓不回头。自然之险、人为之险，常使玄奘处于岌岌可危的性命之忧中。但这并不能成为玄奘执意西行的阻力，诚如石槃陀问“天竺在哪里”，玄奘说：“在心里。”已然昭示了西行之路无论身体是否最终被毁灭，其精神早已到达佛教圣地，抵达佛学境界。苦难无法阻碍玄奘的向佛之心，世俗荣誉的诱惑亦无法动摇其执着之念。西昌国王以全民奉养终生力挽玄奘，玄奘却以绝食明志，感化和消解了西昌国王的执我与贪念。玄奘正是“舍身取法”的“中国脊梁”，这既是民族精神的传承，更是一种在佛教史和佛学意义上的开拓。当然，玄奘取经的价值意义还不止于此，其从印度回国后建立了翻译道场，悉心从事翻译事业，开创了佛经翻译史上的新纪元，为弘扬佛法，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所言：“玄奘是世界文化名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理念。他用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用中国文化的理念，阐释了佛教文化的精神。玄奘法师是完成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贡献者。他把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传播到世界，使世界文化更为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是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最重要的贡献。”［3］

［1］赵翌.“柔光镜”里的温情人生——霍建起电影风格分析［J］.电影评介，2006（10）:48.

［2］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11.

［3］增勤法师:玄奘的地位在世界上无争议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603269024-1.htm.

曾 珍，女，贵州毕节人，电影评介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从事学术期刊编审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