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洋

我想起一位诗人对托尔斯泰的叩问：一切成熟了的，都必须低垂着头么？确乎，成熟的人，当是要谦卑着、虚着心的。又逢岁尾，军装上代表军龄的资历章该增加一年了，每次更换它们时我都能轻松地回忆起在南方部队时，小草硬得会在训练匍匐前进时划破脸颊；还有那八月份的南京，就连昆虫也仿佛白天被烤干了喉咙似的在夜里懒得鸣叫；也能轻松地回忆起在北方部队时，冬天的帐篷生火返烟会呛得眼睛生疼；还有岗楼里的年夜饭，菜油即使凝固了也会狼吞虎咽吃得一干二净。然而，当年摸爬滚打的尘埃还未落定，却时常与友人讨论从军是否值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转业的老连长留下的一盒军龄资历章。打开那盒资历章，大多已经旧了，有的甚至已经磨得破损。

初识连长是在我毕业分配到连队的冬天。一个下着雪的傍晚，我从机关坐火车到了山里的基层，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夹杂着清脆的番号声，打头的虽看不清面庞，但积在迷彩服上厚厚的雪却勾勒出他健硕的轮廓。“应该是个粗犷的硬汉吧。”我不禁联想到美国大片里扛着火箭筒的施瓦辛格。待部队休整完毕我在连部等着向他汇报并自我介绍，不经意间扫了一眼他的办公桌，角落里居然摆了一排资历章，细细数了数军龄：10年，居然碰上个老连长。见面后印证了我的猜想：果然很“老”，他的抬头纹很深，甚至融化掉的雪水顺着纹路在肆意流淌；棉帽下被压成一团的头发却还是显得稀松，若不是健硕的身躯和洪亮的嗓音提醒着我，实在想不到他才不到三十岁。连长打量了一下身穿常服的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资历章说：“才第一年啊，年轻有为！”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那天说的“年轻有为”重点是在“年轻”二字。刚下连队的我总觉得自己和那些“老炮儿”、山里的老兵不一样，作为受到过象牙塔熏陶、科班出身的新鲜血液，大显身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是第一步，却没想到第一步就栽在了这些“老炮儿”身上：身为排长的我，带兵方法被几名老兵提出了质疑。带着郁闷和委屈我找到了连长，他微微一笑指着桌角的资历章说：“看，这个资历章的第一年，我也是骨干，也是这么过来的。”整整一下午，在聆听他传授带兵经验之余，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一排资历章背后的故事。

慢慢地，我也融入了这些“老炮儿”们的圈子，谈笑风生中他们说：“别小瞧了连长这排资历章，我们服！”诚然，那次跟随老连长一起抗洪抢险的经历让我历历在目。2012年夏天，辽宁连降暴雨，导致辽阳太子河水位暴涨超历史同期，我部受命加固所在镇的堤岸两侧，连长白天带领全连官兵扛沙袋垒河堤，晚上准备次日防洪方案还要巡视堤坝。一次夜间巡视之余，走进他屋我竟意外地发现他在腰间贴了几处膏药，还未上前询问，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老毛病了，我当兵第八年军区大比武时候扭到的，还好拿了个第一名。”那时我才知道军区比武第一、荣立三等功的“硬汉”身上也是有伤的。

其实“硬汉”不仅有伤，还有“软肋”。我始终觉得老连长是个细腻的人。每年老兵欢送会上，他总是哽咽着给退伍老兵最后点一次名，陪他们唱最后一遍连歌，望着老兵离去的身影，他的眼角总是红红的。恰逢每年的初冬，迎着凛冽的寒风，他总不停地擦拭眼角，说：“外面风大，吹得眼睛疼，回屋吧。”而回到屋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办公桌角落的资历章，沉默好久，粗略算来，这些年他带的兵应该有三五百人了吧。而就是这样细腻的东北硬汉，每每询问他的经历时，他总会淡淡的点上一颗烟，沉思一阵说：“都是故事了，问你嫂子去吧。”

我不敢去问老连长或嫂子这些年他吃了多少的苦才有今天如此的坚定，但对于自己曾经选择的从军路也不再有迟疑。因为成熟的人谦逊地低头，不是出于什么“必须”的外力，如秋日田野火红的高粱，他们的低头正是出自他们饱满的内心。

收起老连长的资历章，我在想：当自己不再年轻的那一天，会不会有个小男孩傻乎乎地看着我，偷偷地想，他是我以后的模样。或许，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