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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的非典型“科大范儿”

2016-10-27王珊

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24期
关键词:研究院

王珊

当年12岁的高一学生张亚勤执意要报考中国科大少年班。很多年后,他的人生轨迹从职业科学家转换到商业科技领域;从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转换到百度总裁,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科大人,他却划出一条“非典型”的人生曲线。

张亚勤的办公室设在百度大厦六层,简洁的房间里除了一些必要的办公设备外,最显眼的,就是一块长达3米的大白板。入主百度的时候,张亚勤提了一个要求,“办公室大或小都没关系,但是白板一定要大。”最终,百度给他配备的这块白板,完全比得过在他微软办公室的那一块。

白板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创意,有奇妙的,也有荒诞的。张亚勤试图把微软的文化而不仅是一块白板,“移植”到百度来: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鼓励竞争性思维,以及做事雷厉风行。他努力给身边的人提供开放式讨论的机会,作为一个随和的领导者,哪怕是刚入职的小姑娘都称他为“亚勤”。

“亚勤”入职百度已有接近两年时间,从跨国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到本土公司总裁,这样的跨越可谓不小。对于选择加入百度,张亚勤并没有思考太久,“这是一种冲动,一种感觉,对于选择,我并没有给自己拉一个checklist。每次我做决定的时候,不是看数字,而是看感觉。”

从这些话里,你简直听不出这是一个理科生的思维,不过,这么说的时候,张亚勤满脸诚恳。他还说,他脑海里经常会涌现一个模模糊糊的画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面朝着大海或者无尽的山脉,努力踮起脚向前看,似乎想找到世界的边界。

听起来,这个小孩就是他自己。

“合肥很小,科大很大”

1978年,张亚勤12岁,那时候他的确是个小孩,不过,这个小孩却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大志向——当年就要参加高考,而且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这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

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一年,全国科学大会更是“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这种形势下,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不仅名噪一时,而且他直接促成了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

看到宁铂的故事时,张亚勤还在山西太原刚刚上高一。在当地,他也是个出名的神童:9岁小学毕业,11岁读初三,12岁读高一。拿一份报纸给他,他只要看几分钟,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诵出来。“我想和他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我要上中国科技大学。”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6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张亚勤竟然学完了高中三年的学业,并最终成为1978年参加高考的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张亚勤是中国科大少年班招收的第二期学生,宁铂是第一期。

实际上,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前,张亚勤都不知道中国科大所在的城市是哪里。他的母亲拿出一张旧地图给他看,地图上有各种不同规模的城市:北京用一个大大的红五星代表,其他大城市的标志是三个圈;太原算中等城市,是两个圈;而中国科大所在的合肥,只有一个圈。“原来我要跑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啊!”这是张亚勤对中国科大的第一印象。

那年9月初的一天,母亲将他送到太原火车站,微笑着说了句“你能行”,就看着张亚勤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太原到合肥有1000多公里,张亚勤坐了整整一夜车,但他这并不影响他满心的兴奋,因为他将要进入一所令人激动的学校。一到合肥,更让他激动的是,到车站来接他的“老生”,正是只比他早一些进入中国科大的偶像宁铂。

张亚勤说,从那以后,每次做决定,他都会想到那个独自背着行囊南下的小孩。“人生是丰富的,到处充满激情和生动。”说话的时候,张亚勤向外比划着双手,似乎想把一腔的热情倾倒出来。

王永如今是中国科大信息学院副院长,他和张亚勤是少年班同学,又都是选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选系后的第一次电磁学期中考试后,张亚勤悄悄地凑到王永身边,告诉他成绩下来了。“前四名都是少年班的,第一名是你,第四名,嘿嘿,是我。”在王永的印象里,此后张亚勤的成绩都相当不错。

张亚勤看过一部电影,叫《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当时,张亚勤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而当时,整个中国科大都没有几台计算机。

当时的中国,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水平和世界水平相差很远,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主张开放的中国科大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教授们已经开始和国外学术界直接交流。无线电系的老师和学生们交谈,提到的都是刚刚看到的国外最新科研进展。这些让张亚勤分外兴奋。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合肥很小,科大很大。”

张亚勤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他在校期间,中国科大邀请的演讲嘉宾就有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科学大家。最难忘的一次是听霍金的讲座,那是霍金第一次来到中国。学校的水上报告厅挤满了人,张亚勤好不容易才在演讲台下面找了一块空地,席地而坐。

到现在,张亚勤都记得报告的题目——黑洞形成的理论,还记得“半维空间”“黑洞辐射”等专业词汇。“我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很难听得懂,但是特别亢奋,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无穷无尽的。”霍金的演讲让张亚勤对知识更加渴望,这种渴望是中国科大校园能够从各个角落无形中赋予一位少年的。

许多年以后,张亚勤也应邀在中国科大作了一场报告,水上报告厅也是挤满了人,甚至报告厅门上的玻璃都被挤碎了。张亚勤很重视这次在母校的演讲,他特意让秘书将他前一天的时间空出来,专门用来为报告做准备,“我一想到自己当年那种对知识的渴望,我觉得他们也是,他们就是当年的我。”

那一次,张亚勤就站在当年霍金所在的讲台上。在他十多年前席地而坐的那个小空地上,也有一个孩子,一直满脸兴奋地望着他。在讲座进行的两个多小时里,讲台上的张亚勤好多次看到他,脑子里不断闪回到当年的自己。

讲座结束时,会场里的师弟师妹追着张亚勤问:中国科大教给他最多的是什么?张亚勤的回答是:“她给了我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让我觉得,这一辈子做事情都需要有一种理想。”

“灵感的启示”

1986年,张亚勤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录取,刚满20岁的他登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当时,在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文革以后的第一场出国热潮席卷全国,中国科大8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没有出去的,反而显得异类。

张亚勤

张亚勤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导师瑞曼徳·比克赫尔茨教授,是全世界无线通信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IEEE)院士。

入学第二周,这个张亚勤眼中非常有个性的老头儿就交给他一批IEEE杂志收到的投稿,要求其“两周内读完,给出意见”。要知道,将稿件投到IEEE的文章,无论是论文方向还是研究成果,都有独到之处。而且,那时候,很多通信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张亚勤来说还非常的晦涩难懂。

面对压力,张亚勤更多的是兴奋而不是退缩。他去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专业书,外加一本大辞典,以一天两本书的速度迅速消化了知识。那两个星期,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每看完一本书就演算、验证论文里的推导。“我是突破型选手,很容易忘我地投入到项目里,直到问题解决。在吃了两个星期的三明治后,我猛然觉得自己开窍了。”这种状态一直伴随着张亚勤到今天。

在规定地时间内,张亚勤将每篇论文的演算结果交给了比克赫尔茨教授,并附上自己的点评,教授毫不掩饰对张亚勤的夸赞,“和张相处一个星期,你会觉得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财富。”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告诉张亚勤,“你现在就可以写博士论文,你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

张亚勤将这样的爆发力归因于在中国科大的学习,“本、硕阶段的学习是积累修建大厦的原料,博士阶段就是通过思维系统和方法论,将这些散乱的知识点构成自己的知识框架。”

在事业成功之后,张亚勤曾多次提到母校中国科大,“我其实是在科大长大的,”张亚勤说,“12岁到19岁正是人生定型的阶段,进校时是一张白纸,毕业时已经有了完整的人生观和心态,也学到了很多技能。”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进入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的一家研究院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但张亚勤对未来的职业期待很高。

后来进入美国桑纳福研究院则为张亚勤打开了更大的门,张亚勤也在此完成了由科学家到管理者的转型。他一直将桑纳福研究院老板吉姆·卡恩斯视为人生中终身受益的大师。“他是真正的高手。”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电视行业迅速发展,计算机和手机开始崛起的时代,然而,计算机、电视、手机要想走向融合,必须要攻克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视频压缩技术,如果视频信息量很大,存储和传输都将是很大的问题。张亚勤的团队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最终,DVD、数字电视、视频电视的出现都得益于该问题的解决。

张亚勤进入时,桑纳福研究院已经改制,需要研究人员自谋生路。

最开始跟客户谈判的时候,张亚勤还是一股“科学家思维”,会首先考虑技术有没有意义,项目做出来后对科学、对产业的影响又多大,而很少会考虑项目本身有多大收益。“好的技术一定要把握进入产品期的最佳期,超前和实用的结合,是最佳时点,这样别人才能付给你钱。”张亚勤的这些结论都是他东奔西跑得来的。为此,他还特意去哈佛商学院给自己“洗脑”。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张亚勤觉得只是逻辑方式的转变。他分外感谢当年在中国科大所受的教育。作为一所不断前进的大学,中国科大强调基础知识的训练,按照教学计划,张亚勤五年的本科时间有三年都在打基础。“课程设置很满,但其实就像练功,尤其是练内功,磨练人的性格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张亚勤说,西方的教育强调公理和逻辑推理,科大的培养和这些如出一辙。

1997年,在进入桑纳福的第三年,张亚勤就成为了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主任,这是当时中国人在视频领域获得的最高职位。同一年,他当选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美国总统克林顿为此给张亚勤发来贺信,称他的工作是“灵感的启示”,贺信中的一句话是,“你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

“五分钟理论”

今年50岁的张亚勤信奉“五分钟理论”:“见一个人,5分钟之内,我就会感觉到和这个人是相互吸引的还是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

正因这个“五分钟理论”,张亚勤在科大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当时,19岁的他在老师家里第一面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第二次见到这个女孩,他就毫不犹豫地要求和她约会。“我相信命运,当时见面五分钟,我就觉得应该是她。”

在中国科大求学时就形成的“五分钟理论”伴随张亚勤到现在。做出从桑纳福研究院到微软的决定,他也只用了5分钟。

1998年,张亚勤在美国的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他也成为了猎头们竞相争抢的香饽饽,但他始终没有因此而动摇,一直到李开复打来一个电话。

一切源于1998年初比尔·盖茨的一次访华。当他在清华发表完演讲之后,盖茨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与大学生的交流与在美国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些满脸稚气的学生更加才华横溢。在飞回美国的飞机上,盖茨做出了一个后来改变历史的决定:选择在中国投资8000万美元,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负责人正是刚从SGI公司离职的李开复。当时正是微软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市值一度逼近6200亿美元。

那时,张亚勤和李开复并不认识,但是李开复“中国+创业”的理念打动了张亚勤,电话只讲了五分钟,张亚勤就做出了“愿意回国看一看”的允诺。李开复说,“在中国创办研究院是一个挑战,前人没有做过,你可以创造历史!”

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卡恩斯为了挽留张亚勤,甚至许诺他将来很可能给他公司CEO的位子。张亚勤的妻子也担心丈夫回国后被边缘化:当时回国创业的多,但是做基础研究的几乎没有。她当时劝丈夫,等国内研发条件再好一点,再考虑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张亚勤依然决定回来,“做成了,就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

十几年后,李开复在自传中写道:“张亚勤的到来,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李开复眼中,张亚勤的加入不仅代表着他个人,他的到来也意味着微软中国研究院竖起了一块金字招牌。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亚勤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宣传大使和“猎头”,研究院成立之初的顶级研究员,很多人都是因为张亚勤而来的,其中就包括同样是中国科大毕业的李世鹏博士。

李世鹏两次获得中国科大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张亚勤非常喜欢这个小师弟。“科大人之间交流非常简单、直接,而且科大学生做事很靠谱,并愿意接受挑战。”在桑纳福,李世鹏曾在两个月内突破高清电视芯片的关键技术。

张亚勤本人也是如此,他信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与合作。不懂得周旋,有时候使他在人际交往上有些吃亏:在与人合作发表论文的时候,署名基本上都是把别人的名字放在前面。一旦出了纰漏,作为第二作者的他却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时间久了,周围的人逐渐知道了张亚勤的真诚。“其实你宽厚地对别人,别人也会宽厚地对你。”

张亚勤很少表现出焦虑的情绪。“他要做一件事情,总是稳扎稳打,他不着急,你跟他急也没有用。他就是通过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响周边的人如何处理问题的。”李世鹏说,“不需要去说服,张亚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他到哪里,就是对这个地方最有力的证明。”

在飞回中国的航班上,与同行的人谈起即将开始的事业,张亚勤抑制不住地兴奋。上飞机前,他喝了点酒。“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很大,直到旁边有个人生气地喊‘shut up(闭嘴),我们才放低了声音。” 那一刻,张亚勤觉得自己好像又成为了那个背着行囊南下的少年,满怀激情与希望。

在张亚勤和李开复的努力下,2000 年6月底,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员已经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 余篇论文;申请注册了40 项美国专利;做出60项新技术,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化到了微软的产品部门中。

微软在北京中关村的研发团队几乎变成了中国IT产业的黄埔军校。到了2004年初,张亚勤被调回美国总部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统领微软全球移动通信及嵌入式产品业务。

当张亚勤受命负责移动通信业务时,该部门因业务进展缓慢而被称为“粘在骆驼上的一只蜗牛”:缺人、缺资金、在领域内也没有建立起来信誉。比尔·盖茨当时对张亚勤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未来,我等于把未来交给你了。”

3年后,微软的Windows Mobile已占据全球窗体顶端智能手机操作系统25%的份额——“蜗牛”成长为一头“骆驼”。由此可见张亚勤的战略性眼光。

“亚勤绝对是一个技术天才,在这种天才面前,你的挫败感会特别强。”李开复如此评价张亚勤。

从2009年开始,张亚勤就多次说过:“当我对某项工作驾轻就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段工作生涯即将要画上句号,我会主动寻找另一个能够让我兴奋的工作。我是个不停追逐下一个‘兴奋点的人。” 他也曾说自己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总希望尝试感兴趣的、不同的事。

2014年9月8日,微软公司确认了张亚勤的离职。当天,张亚勤表示,“已经兑现了最初加入微软时的承诺,使命达成。”“对我来说,微软就像是母校。对微软的情感和对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情感很相似,我希望母校越来越好。”

无论怎样,百度是张亚勤的下一个兴奋点。对于再次创业,张亚勤满是希望和信心。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对百度新业务的介绍和推介。“人生几十年,至多一百年,老做一件事或待在一个时空很boring(乏味),有的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而我是希望选择多做几件事。”

现在,张亚勤每星期都会练一两次高温瑜伽。“我需要释放自己,同时练练耐性。”虽然有自己的“五分钟理论”,但他也希望能够磨磨自己的性子。

张亚勤喜欢一本名为《思考,快与慢》的书,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写的,讲述人有两种思维,一个是靠直觉,另一个则是通过数据做决定。“人的直觉很准,也很重要,但也有错误的时候,直觉会让人浮躁,需要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安静下来,跑步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人的长时间独处,都是很好的修炼。”

2013年,第一届少年班毕业30周年,张亚勤回到母校。为了怕被“追星”,他穿着汗衫、戴着墨镜偷偷进了食堂。他要去找一道菜——菜梗肉片,这是他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道菜。“可是,怎么就没有30年前的那种味道了呢?”

对这道菜的执着让人感到,张亚勤自己仍旧是科大少年时的“那种味道”。他也说,“我现在还是,想事情很简单,直来直去。比如说,我跟你讲的话,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你对我讲的话,我也绝对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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