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

城市防洪规划滞后于城建规划，使得城市处于严重的洪水风险中。在对大江大河治理进行重点投入的同时，对中小河流的治理还很薄弱;而中小河流众多，分布广泛，在整个防洪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刘祖林没有想到水真的会从河里冲下来。

他所在的村子叫倪村，位于烔河和炀河呈“人字形”交汇进入巢湖的地方，这个四五百人的小村庄隶属于安徽省巢湖市。刘祖林家的大门正对着炀河，距离也不过四五米远。

2016年7月3日，炀河的大水从刘祖林的家门口淹下来，直到把整个村庄变成一片汪洋。“你就看着水冲着脸刷刷地淌过来。”刘祖林用手比划着，情绪有些激动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只来得及将两个孙子抱出了村口。然后，又回去，将一床被子放在脑袋上顶了出来。

村子被淹后，大部分村民投奔了亲戚。刘祖林没地方去，被安置在放了暑假的烔炀镇中心小学。七八个家庭以床为单位分隔开，住在一间教室里，也算安顿了下来。学校距离村子有20分钟的路程。刘祖林每天都会回村子里看一看。

村口的水已经到了成年人脖子的位置，越往村内水越深。倪村的大门口系着两三只“木盆船”，这是当地居民曾经打鱼用的家伙。刘祖林每天都要站在这个盆里撑着一根竹竿出入村庄。他家的房子只有一层，水已经淹到了大半个窗户，有两米多深。院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只能靠记忆判断大体的位置。

超出预测

53岁的刘祖林是见过大水的人。他所在的烔炀镇，一直都是个水患频发的地方。“烔炀镇”原本名为“桐杨”，因为水患太多，当地人欲以火来克水，就将俩字的偏旁都换成了“火”。上一次的大水还是在1991年，雨下了二十多天。当时，刘祖林也是看着水漫进了自家院子，将倪村整个吞噬。“两米左右的水位，两个月水才下去。”谈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

从6月18日开始，安徽进入梅雨季，开始下雨的时候，刘祖林和村里的人都觉得“水不会大过1991年，至多没过村口的桥30厘米左右”。

大雨是从6月30日开始下的，“房顶乒乒乓乓响了一个晚上”。刘祖林早上起来站在家门口，望着外面的炀河，发现“河面噌噌地往上涨”。7月2日，他家里开始进水，他把一些零碎的不能泡水的物品放在凳子上。村里要求撤离的命令也随之下来，看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劝村里子的人转移，他依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然而7月3日醒来，他发现，河水一夜之间暴涨了几十厘米，家里的水瞬间没过了腰。刘祖林这才意识到“不好了”——“水和1991年不一样，不是慢慢往上涨的。”刘祖林慌了手脚，“没有办法，屋里的东西搞不出来就算了。”

安徽省气象局7月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安徽多地遭特大暴雨袭击并暴发洪水，暴雨红色预警随之发布。这场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波及浙江、贵州、湖南、湖北、江苏以及安徽多个省份。

“从6月30日开始的5天内，安徽所在的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达到了北京市全年的水准。” 安徽省水利厅防汛调度处副处长蔡中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6月18日开始，安徽南部共有10次降水过程，“刚开始雨带还在江淮南北摆动，后来就完全停在了江淮中南部。”

这是一场早有预测的洪水。早在今年年初，长江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曾发出预测称，由于罕见的超强等级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气象水文预测分析，这是1951年以来第三次最高等级的厄尔尼诺事件，且特征与1998年诱发长江特大洪水灾害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高度相似。

安徽省也预测，省内或将遭遇50年一遇的洪水，有可能超过1998年的那场洪水，特别是长江、淮河、大别山流域及皖南地区，出现洪灾的可能性非常大。

安徽省汛前检查的工作甚至提前到了2月份，以往都是三四月份开始。“当时预测，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安徽的降水量要比往年同期偏多两到五成。”蔡中正说，省内紧急启动了分工制，将长江淮河的流域分为5段，每个省领导负责一段。若在平常，一般的防汛是由防办主任来领导，三级响应则由安徽省水利厅厅级领导负责。7月4日之后，安徽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分管水利的副省长索性住在了安徽省防指里坐镇指挥。

每天各地都会将险情报备到安徽省防指，根据统计，千亩以上的大圩漫破的有106个，万亩以上的则有5个，各支流的险情也有1000多处。“刚开始的时候，守卫的人也会去加高堤顶，进行阻挡，但是后面水大就加不了了。”蔡中正说。

巢湖市也漫破了30个小圩。“没有想到水情这么大。”巢湖市副市长夏群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巢湖的防汛基本是按照1998年洪水的规格准备的，但是今年的洪水却呈现了“点状分布”的特点，“1998年的大水是在长江整个流域。”

巢湖市区就位于这个“点”上。7月1日，巢湖市日平均降雨量超过270毫米，巢湖散兵镇桥湾村单日降雨340.8毫米，突破1950年雨量观测站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7月1日巢湖市区开始出现内涝，作为城防总指挥的夏群山下令打开20个排灌站，将市区的水排到巢湖和长江里去，“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抽了一个中型水库的量。”此时，巢湖的水位还只有10米左右。

随后，伴随着新降水，巢湖的水位上升得很快，到达12.66米，超过了12米的保证水位。保证水位是指在人为力量下可以保证水库安全的位置，超过了水位则意味着人力的无奈。夏群山记得很清楚，巢湖到达保证水位的时间是7月4日早上7点06分。随即，巢湖市防汛的预案也从“全面防、全面保”，转向了“重点防、重点保”。

如今的巢湖就像一个不会漏水的“大水缸”，与和它相邻的长江水位几近持平。“我们曾经有句话叫做‘关起门来慢慢淹，水排不到长江去，没有任何办法，虽然有排涝机械，但是对整体来说，它是杯水车薪。”一位当地工作人员说。

与满溢的巢湖水相对的，则是巢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要变空的物资库，“一开始还能满足，但现在防浪布、油布，还有打桩用的木材已经很紧张了。我们一边往外调用，一边往里调拨，但周边的地区面临同样的水灾，市场很紧张。”巢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军说。从6月30日开始，刘军就没回过家，吃住都在办公室，差不多每一分钟他都在通话，两部手机、一台固话，几乎被打爆了。“你慢点说，我的头都蒙圈了。”他冲着电话那头嚷嚷着，边说边记录对方的需求，每天的汛情发布、物资调配运输都需要他经手。

开闸泄洪

大水来得猛烈。7月1日23时20分，为了保证合肥市庐江县西河流域圩区的安全，安徽省防指命令东大圩蓄洪区开闸泄洪。当时，西河的水位达12.51米，超保证水位0.61米，且继续上涨。

蓄洪区是分洪区发挥调洪性能的一种措施，它是指用于暂时蓄存河段分泄的超额洪水，待防洪情况许可时，再向区外排泄的区域。建立蓄洪区，是牺牲局部利益，保证重点城市、重点地区安全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这是东大圩蓄洪区建立以来的第六次开闸泄洪。

东大圩蓄洪区耕地面积6.5万亩，设计蓄洪库容2.3亿立方米，安徽省白湖监狱就位于该蓄洪区内。7月1日当天，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转移。监狱的每名服刑人员分到一个箱子和一个大袋子，用以将所有随身物品打包入内，然后排队登上了开往其他监区的大巴车。转移用了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负责这项任务的民警甚至连一件换洗衣物也没带出来。让一位民警最感到惋惜的是，他忘记了将压在桌子台板下由女儿绘制的全家福拿出来。

7月1日晚，当所有撤离工作完成后，东大圩进洪闸缓缓开启，浑黄的西河水以每秒230立方米的流量进入东大圩蓄洪区。

安徽省防指在6月28日就提前向合肥市、安徽省司法厅下发了《关于做好东大圩运用准备的通知》。“下决心使用蓄洪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看所在区域是否超过保证水位，同时考虑上下游的来水量和雨量，目的是减缓下游的压力。”蔡说。

东大圩只是省级的蓄洪区。在安徽，国家级的蓄洪区有18个。最为知名的要数王家坝的蒙洼蓄洪区，有18万人口和18万亩耕地，库容量7.5亿立方米。要调度国家级蓄洪区，必须要由国家防总下命令。王家坝地处淮河上游、中游的结合处，对淮河中游的防汛调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千里淮河第一闸”。作为淮河第一道安全屏障，蒙洼至今已有12个年份15次蓄洪。“淮河在王家坝闸以上河道比降较陡，落差达178米，而到了中游比降突然变缓，河道落差仅为16米。下游又有洪泽湖的顶托，所以淮河一遇大雨，极易在中游形成洪涝灾害。”王家坝水文站站长李守会说。

根据天气预报，长江流域的大雨有可能北移。届时，淮河上游如果出现大雨天气，王家坝很有可能再次开闸泄洪。7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王家坝。李守会向李克强报告了王家坝的情况，“总理问我有没有信心，今年要不要开闸，我说，上游流域的雨如果能够下到50到100毫米的话，王家坝将超过警戒水位27.5米。”李守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天，水文站上报水位和水量已经从一天两次变成了2小时一报。

不过，相对于长江流域汹涌的大雨，王家坝一直风平浪静。王连三今年已经78岁，他见证了每一次王家坝的开闸泄洪。“不泄水怎么办，淹就淹了吧。”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水也是1991年，当时，村里的土房子遇水就散了，“没有高地可以去，就只能爬到树上去。”根据记录，1991年洪水，安徽省境内22个行蓄洪区全部启用，保证了淮北平原和淮南蚌埠等重要城市和京沪铁路的安全。

作为蓄洪区的蒙洼地区，各方面发展非常落后。当地教育基础设施薄弱，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力当中文盲、半文盲和低文化人员所占比重较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文盲率6.72%，而蒙洼蓄洪区所在的阜南县为21.2%，比全国文盲率高出14.48个百分点。蒙洼地区的经济也很难发展起来，李守会说，“现在宣传上说发展了很多地方性产业，其实比例都是非常小的。”

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列入国家蓄滞洪区名录的地区，若遇大洪水分洪，国家将给予补偿。蒙洼蓄洪区的老百姓一亩地可以获得860元钱的补偿。“必须要提高蓄洪区补偿的比例，现在国家级蓄洪区有补偿，而东大圩这样的蓄洪区只有省里的少量补贴。”蔡中正说。

截至7月11日11时统计，安徽省累计受灾人口833.3万人，因灾死亡22人、失踪2人，农作物受灾面积694.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56.2亿元，其中农业损失94.4亿元。

台风威胁

距离刘祖林所在的烔炀镇30公里的巢湖市区也面临着被洪水漫顶的风险。巢湖大堤已经在雨水中浸泡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包括夏群山在内的所有人都担心，堤坝时刻会出现崩塌、滑坡等重大险情。而且，台风就要来了。

中央气象台7月7日发布的消息显示，1号台风“尼伯特”预计8日凌晨至上午以超强台风的强度登陆台湾，9日早晨至上午以台风级别的强度登陆福建。

这让所有巢湖大堤上参与抗险的人都不禁抽了一口凉气：大风比大雨要更可怕。巢湖北岸大堤在乡镇段有50公里，城区则有8公里左右，最怕从南边吹来的风。如果大堤垮塌，则意味着整个巢湖失守。“风浪是巢湖抗洪防灾防汛当中最怕遇见的，6级左右的风，巢湖大堤上基本上不能站人，超过7级的话则不能上去人，浪甚至有可能直接打到背水坡上，造成堤坝的松动。”

1991年洪水后大风的到来所造成的惨象依然历历在目。夏群山就经历过那个时刻。1991年7月6日，经历了多次强降雨的巢湖市终于迎来了晴天。然而，下午六点左右，巢湖市上空刮起了8级大风。随后巢湖市最大的圩区漫破，当时水位还没有达到保证水位。所有到巢湖市的路都不通了，到合肥必须要绕行到宁汉高速。“一个大浪打过去，冲击有5米远，对于堤坝的冲击力很大。现在想起来都会害怕。”夏群山说。

当时，为了对台风的到来做准备，不少民兵把背水坡的树木的枝干砍掉，扔进水里，以减缓风力形成的巨浪。水下行道上的一棵大树也被砍得光秃秃的，以防止枝干遭遇台风后，大树的根部会扰动堤坝。

7月8日中午，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巡防人员在巢湖大堤城防段背水坡发现了一个5厘米左右的裂缝。随后，这条裂缝迅速扩大，最终形成30米左右宽的塌方滑坡，宽12米的巢湖大堤有3米坍塌下去，并开始有水从堤坝里渗漏出来。“这是深层次的滑坡，主要原因是背水坡后面有40亩水塘，水已经将大坝下面浸润，使得坝堤下陷，这是今年遇到的最大险情了。”现场的险情处置专家、巢湖管理局河道和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阮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40亩水塘要追溯到大堤的修建之时。巢湖大堤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距今有30多年，后来在1991年、1996年两次冬修时，在原建堤坝基础上，进行了两次拓高。和当时那个年代修建的大多数堤坝一样，巢湖堤防的建设大多是就近取土，或者是堤后直接取土，取土后的土塘没有进行处理或者直接形成“龙塘”。一旦洪水来临，就会出现滑坡、岸崩等险情。

裂缝发生的水域在城防900米的关键堤段，水面开阔，距离主城区不到三公里。湖水一旦溢出，意味着整个巢湖市区将变成汪洋大海。“如果真的垮堤，受淹人口至少在10万人以上，还有那么多资产。”阮俊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精力集中在抢险方案的实施中去，他不敢想象可能造成的后果。

依据防洪标准，巢湖市属三等城市，重要性为中等，防洪的标准为50～100年一遇，对照防洪标准和安徽省水利厅对巢湖市城市防洪规划报告的审查意见，巢湖市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

但是，实际的建设效果和落实效果却令人担忧。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石正宝在论文中写到，巢湖防洪工程标准低，城市周边沿巢湖、裕溪河以及城郊联圩提防标准不足20年一遇。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才开始实施。阮俊说，在此之前，堤防的修建加固多由当地政府、乡镇以及民兵组承担，“很多也不是完全按照建设管理的科学程序进行的。”

此外，对于防洪工程措施来说，我国有相当多一部分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设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洪工程建设还会承担一些其他的任务，例如灌溉、城市美化等，因此，防洪工程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太多除防洪以外的其他性能，相比之下，工程的防洪性能就比较低。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到2015年，重要防洪城市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而在2015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督查专员张家团表示，“根据掌握的情况，全国657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的防洪标准不达标，其中70%以上城市排涝能力水平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90%的老城区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下限。”

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

7月8日下午6时左右，武警水电80位官兵到达抢险现场，跟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以挖掘机、推土机和自卸车等为主的18台重型装备。根据研究方案：大坝已经疲软，不可能上任何大型机械，从坝堤上抢险变得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从背水坡进行加固，做一条50米长的平台，稳固堤坝，阻止崩塌。然而，40亩水塘使得接近背水坡变得艰难起来，通往堤坝的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道。换句话说，必须要填水塘修出一条允许重型机械通过的大路。

运载石料的大车来来往往，将大石头倒在路边，挖土车随后将石头推进水塘，每个小时大概有300吨石料倒进水塘里。与此同时，大堤还在以每小时20公分的速度塌陷。能否在台风之前将大堤滑坡处置好，没有人敢打保票。恐慌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在人群中蔓延，“这是在与台风赛跑。”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夏群山握着对讲机，面对施工现场，看着运输车来来往往，从下午6点站到了半夜12点，连喝口水都顾不上。过了凌晨1点，他才找了捆矿泉水坐在了上面，有人递给他食物，他都拒绝了。“明天台风就要来了，对于巢湖大堤是考验的关键。龙王爷不好斗啊，真的不好斗！”他就是巢湖人，已经对抗洪抢险习惯了的他，这次依然没有把握。

1991年，这块裂缝区域北面直对的贾塘圩就没有保住。“最后就是让水漫进来，保不住了”。1991年洪水过后，巢湖的水面面积增加了50%以上，增加的面积就是破圩面积，贾塘圩就是其中一个圩区。

不过，那个时候贾塘圩基本还是农田，居住人口也不密集，巢湖的城市建设还集中在环城路以内。而如今，随着巢湖城市的扩建，贾塘圩已经发展成为商业热点区域。巢湖市区和大水之间距离咫尺。

巢湖市的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的显现。1980年大水后，为解决巢湖市防洪问题，城区周边圩口被联成城郊联圩。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周边圩口陆续被开发成经济开发区、商住区。

1994年，巢湖市内常住人口17.5万，建成区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1995年巢湖市城市规划规定，市区用地发展方向确定为适当向北，重点向东、向西、西南以及东郊的半汤方向发展，逐步建成半汤新区与贾塘圩西区两个次中心，形成完善的城市功能和集中紧凑的布局结构。截至2013年末，巢湖市户籍人口为88.04万人，面积达到44.2平方公里。

与巢湖市区同时扩建的，还有巢湖周边的其他城市。巢湖市区随着人口扩大，城区沿巢湖岸线不断延伸;庐江县也在2010年编制了建立滨湖新城的规划;合肥2016年也在加快出台环巢湖国家旅游休闲区总体规划……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防洪问题面临新的挑战。新兴城镇在平原低洼地区林立，这种状况不仅增大了城市的洪水风险，而且加剧破坏了本已脆弱的城市水系生态平衡。长期以来，由于城市防洪规划滞后于城建规划，往往城市规划已经定案或已在实施，才发现城市处于严重的洪水风险中。

江西省上饶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的姚剑曾经针对类似的状况进行讨论，在一篇名为《城市发展与防洪规划》的论文中，他指出，近年来，城市化建设对土地开发需求不断增加，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越快，致使城市的防洪问题越突出。城市建设对土地平整性、交通便利性、区位优势等方面的要求，使得可供城市发展的用地更趋紧张;而洪水的涨退、丰枯规律要求为洪水留出足够的调蓄、宣泄空间。这就带来了城市防洪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土地之争：老城区原有水面被蚕食，新城区偏爱向景观优美的滨水地带发展。

2007年台风“罗莎”过境期间，杭州主城区最大日雨量191.3毫米，创下了杭州市区的最大日降水量。杭州主城区尤其是城西严重积水514处，城西主要交通干道几乎全部瘫痪。造成城区受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2007年，杭州主城区面积在近20年内已扩大了4倍多，导致大量渗水率高的软地基被硬质地面所替代，大部分雨水转换为地表泾流，在同等降雨强度下，地表泾流量成倍增加。此外，大量河道、池塘、洼地、水田等被改造成房地产开发区，大大减少了蓄滞水量。

中小河流难题

直到7月9日早上5点左右，滑坡堤坝的险情才算控制住。夏群山这才说了一句，“当时压力很大。”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堤坝的滑坡，还有巢湖市内支流河流不断出现的险情。

“河流治理在规划的标准上往往有些问题，河流的标准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水情和雨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已经不相匹配。”夏群山举了一个例子，“过去生活水平低，高血脂的诊断标准也低;现在条件好了，判断的标准也相对提高了，标准应该跟着条件发生变化。”

事实上，如果通往巢湖的中小河流水位继续上涨，险情将不断发生、发展，巢湖防汛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小河流防洪设施少、标准低的现实在大水之下暴露无遗。从暴雨开始，安徽省内31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13条超历史最高水位，16条超保证水位。“我们抗洪的重点不在长江干流，而是在各个支流，中小河流险情多，抗洪压力大。”

2010年，安徽省印发了《安徽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显示，省大部分中小河流沿边的县城、重要集镇和粮食生产基地的防洪设施现状、防洪能力普遍不足10年一遇。中小河流现有的堤防工程大多堤顶高程达不到设计标准，堤身单薄、填筑质量差，发生洪水时极易发生堤基、堤身的渗透破坏。

在大水未到来之前，蔡中正就曾对安徽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说，安徽省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防洪隐患多，长江流域大部分中小河流未进行系统治理，堤身单薄，“我省有5000多座小（二）型水库，其中有600多座尚未实施除险加固建设，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影响度汛安全。”

“现在，国家对长江大河的治理，已经投入很多，但是中小河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自己在搞。”一位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合肥的南淝河为例，2016年7月5日，位于该河段的肥东县长临河镇姚埠圩双斗门处数十米圩堤发生坍塌，随后发生破圩，一万多名村民全部被转移，堤坝“守护”的圩内，近两万亩农田被淹没。“南淝河的右侧挨着合肥市区，由合肥市负责治理，标准就高些，左侧则是合肥市下属的肥东县，之所以破圩，是因为有一段治理工作尚未完成，今年就出险了。现在国家也在做中小河流的治理，但是刚刚开始，系统治理的还不多。”蔡中正说。

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而中小河流，主要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内，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

2009 年，水利部启动了《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对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按照一定比例予以适当支持。但由于中小河流数量众多，资金缺口很大，整治工程所需资金大多还是需要地方政府来筹措。“在东部富裕的省份，中小河流整治已经有了较大的投入，但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数中小河流，实际上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进行河流整治的老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领域专家、原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说。

然而，中小河流众多，分布广泛，在整个防洪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相关资料统计，除了七大江河主要干支流之外，我国有众多的中小河流。其中，长江河流域面积在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有 5 万多条，这些中小河流沿岸分布着众多的城镇和农田，与大江大河的防洪建设相比，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滞后。水利部部长陈雷曾表示，一般年份中小河流洪涝灾害损失占到全国的70%～80%，死亡人数更占2/3。

以湖南省为例，仅仅是长江洞庭水系，流域面积即占全省面积95%以上。其中流域面积大于在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24条，而200平方公里的更高达5040条。总起来说，这些河流绝大部分都是省境内河流，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0%以上，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小河流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程晓陶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平均100平方公里有5万条河流，就算一年能治理100条，也需500年才实现一次“轮回”。即使一条河流投300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一条河流，小的要几十公里，大的几百公里，一公里造价恐怕将近在一千多万。”安徽省水利厅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中小河流，治理过后能够达到20年的防洪标准就不错了，但一般都是5～10年的样子，这种情况怎么行呢？”

在程晓陶看来，中小河流整治必须要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工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

住在学校里，刘祖林每天都要回家一趟。他也不做别的，就是扒着窗户往房间里看一看，巢湖里的蓝藻已经堆满了他的房间，盆盆罐罐都漂在水中。家里唯一还算安全的是电视机。临出门前，他将两张桌子摞起来，又放上了一只小板凳，电视机就孤零零地放在最上面。看到它，刘祖林会想起平日家里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如今，这个最值钱的家当只是默默地与他“对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