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育

黑箱服务往往很神奇，但黑箱社会却岌岌可危，它充斥着不稳定、不公平和不劳而获的因素。只有对这个社会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大众才能付诸行动，创造一个透明、公平、正义的社会

人是社会人，不能随心所欲。但如果人们对能够决定自己重大事项的信息流处于无知的状态，那么，这无疑就会面对一个巨大的“黑箱”。

在《黑箱社会》一书中，美国学者弗兰克·帕斯奎尔将此描述为三种情况：法定的“黑箱”属于个人隐私，不得公开，如银行对储户信息的保密;未经授权不能获取的信息，形成“黑箱”，如非本人的信用卡取款密码;模糊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种“黑箱”行为是人为形成的，如对某公司进行调查，公司提供了海量数据，使调查犹如大海捞针。

但如果我们单纯地将信息不公开称为“黑箱”的话，人类社会需要“黑箱”存在吗？比如说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往往是通过隐密数据处理运算出来的，没人注意到这些数据的事实依据和全面性。再如“黑箱”操作可以根据某人的分类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此人可能患有糖尿病，并采用另外的数据计算糖料病患者的医疗费用，以此得出结论，此人是个高成本员工。尽管两个案例并不会使我们对“黑箱”产生很大的敌意，但也有被欺骗的感觉。

大数据时代，“黑箱”带来的大量负面作用令人焦虑。如果某网站知道你是个纸牌爱好者，它可能会优先给你提供赌场的信息，也可能将你列入“受骗者名单”，供赌场广告商寻找问题赌徒行骗使用。曾经在零售界称霸一方的沃尔玛，靠吸引消费者和挤压供货商成为全美最大的零售商，客户群的扩大又加大了它挤压供应商利润的筹码，而消费者并不关心商品的货源，只关注其价格。谷歌和苹果公司就是信息产业中的沃尔玛，他们榨取内容制作人的利益，并且让用户习惯性地认为搜索服务本身比网络资源更具价值。很明显这种实际意义的“黑箱”操作，使一切内容贡献者，都无法从这个庞大的用户群中分享利益。

透明是否对我们更为有利和公平呢？如果评估公司能够公开所有的评级数据和标准，彻底打破传统的技术复杂性、真实保密性和交易保密性的桎梏，使被评估者透过一个全直观的流程去感受自己所处的位置，毫无疑问，也许绝大多数公司都希望能面对这种真正透明的“白箱”。但隐秘的算法可以塑造（或破坏）信誉，也可以决定企业家的命运，甚至是摧毁整个经济体。

投资者对数以千计的家庭违约概率就可以用“黑箱”进行统计分析，运用专属软件为抵押贷款市场的投资者清晰地展示出风险概率。但当曾有过失的年轻市民希望有个“可擦除的互联网”，青年时期犯下的错误不应该成为永久 困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允许那些罪恶描述永远在网上公开，否则将对这批人形成侮辱性的负能量，反而提高再犯罪的概率。

很明显，不同对象下的同样环境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黑箱”“白箱”都具有双重性。从理性上分类，负面信息（欺诈、拐骗等等）的封锁，有利于公众的稳定和情绪的控制;但应该披露的信息数据却隐匿起来，那将使应该受监督者失去监督，而带来社会的动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案例。但是，在总体上我们需要的不是“黑箱”，更不是由“黑箱”控制的社会，因为公众需要的是个可被了解的社会;如果将信息全都确定在保密的范围中，不良信息就可能被误用，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甚至灾难性的预测结果。也就是说不论如何精明的管理者能够获取多大利益，黑箱模型的泛滥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

当误差被系统化后，算法控制就会失效。2008年的危机足以证明这样的结论：黑箱服务往往很神奇，但黑箱社会却岌岌可危，它充斥着不稳定、不公平和不劳而获的因素。无论是西方的金融工程师，还是东方的经济预测师，都无法构建一个健全的经济体或者安全的社会。这个神圣的任务有待于公民大众去实现，而只有对这个社会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大众才能付诸行动，创造一个透明、公平、正义的社会。

《黑箱社会》

作者：[美]弗兰克·帕斯奎尔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