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婷

5月28日，胡德夫在北京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一千人的现场几乎满座。音乐会舞美简单、大气，没有升降台和炫目的灯光，舞台黄金分割线上坐在钢琴前的胡德夫是所有视线的焦点。

66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两道剑眉也白得没有一丝杂色。胡德夫紧闭着眼，身躯随着音乐情绪摇摆晃动。屏幕上，特写镜头下的手掌宽厚、手指粗短却灵活有力。但那不是一双生来就适合弹钢琴的手。

而胡德夫和钢琴又几乎是黏在一起的，仿佛离开钢琴，他都不知道如何歌唱了。他如此挚爱钢琴，是因为上学时，每天晨会结束，校长陈泗治都会弹着钢琴，在大礼堂带着2000名师生唱歌。中学六年，天天如此。胡德夫观察校长每一个细微的神情和摆动，许愿“以后一定要像他那样弹琴唱歌”。

他会热情地介绍自己的嘉宾、乐手，给他们唱两三首歌“推销”自己的机会。他们都是金曲奖级别的台湾原住民歌手。和胡德夫比起来，年轻一代的原住民歌手更轻快、自如，不再背着厚重的历史前行。但在大陆，歌迷们还是只认识胡德夫。

压轴曲目《美丽岛》是胡德夫的代表作。近几年，胡德夫演唱《美丽岛》的时候，会在最后加上一段新词，他说，这是回应故友、词作者李双泽的答唱，想要告诉他，我们生长的地方，的确是美丽的。

很多观众都接收到了歌声里的况味，但并不十分清楚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唱自己的歌

故事要回到1972年。

那一年，为了赚钱帮父亲治病，胡德夫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辍学，成为哥伦比亚咖啡厅的驻唱歌手，每天两个小时，坐在角落弹吉他，唱英文歌。来自原住民部落的胡德夫皮肤黝黑，眼眸深邃，英文又流利，让人误以为是“混血儿”。

哥伦比亚咖啡厅是当时哥伦比亚国家商业推广中心附设的咖啡厅，价格亲民，点一杯咖啡，可以闲坐一整个下午，是那时台北年轻人聚会、消磨时间的好去处。彼时，张艾嘉、赖声川、林怀民、蒋勋都是常客。但也只是各自做事，没有多少人注意那个在角落为大家提供背景音乐的胡德夫。直到李双泽的突然来访。

李双泽突然走进来问胡德夫，“你是哪一族？卑南族？有自己的歌吗？”李双泽是菲律宾侨生，小学时就随母亲来到台湾。有感于当时台湾青年学子口中哼唱的仍是西洋歌曲，李双泽立志要“唱自己的歌”。

面对李双泽突访，胡德夫有些局促。1962年他从山里来到台北这个城市，学了十年的黑人灵歌、蓝调、美国民谣，他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故乡的歌谣了。当他凭着印象加想象，勉强唱完从父亲那儿听来的《美丽的稻穗》时，他没想到，竟得到了驻唱以来最热烈的掌声。

这件事给了胡德夫极大的触动。这首由父亲的同学、卑南族音乐家陆森宝创作的歌曲，也成了胡德夫的成名曲之一。

年轻的山里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田地多荒芜”。在尚有歌曲审查制度的年代，唱惯了鲍勃·迪伦的胡德夫，在李双泽的鼓励下，创作出《牛背上的小孩》《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等赞美部落土地和表达乡愁的音乐。

在李双泽和友人的帮助下，1973年夏天，胡德夫在“台北国际学舍”举办首场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演唱排湾、卑南、邹族歌谣及自己的作品，并首次发表杨弦谱余光中的诗作《乡愁四韵》。这场演唱会同1975年杨弦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1976年李双泽的“淡江事件”一起，掀起了校园民歌热潮。李双泽、胡德夫、杨弦三位也被认为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倡导者。

1977年9月，水性极好的李双泽因救落水的外国游客而意外过世。胡德夫和杨祖珺连夜整理他的手稿，录制《美丽岛》为好友送行。这首歌赞美宝岛的歌曲名字日后被用在一本杂志上，这本名为《美丽岛》的杂志因“反动”被封杀。1983年，主唱胡德夫也因此受牵连，被封杀，上了戒严时期的黑名单。

封杀一首歌，是胡德夫不能理解的。“我们的民族里，没有一首‘永远不可以再唱的歌。歌是绝对的赞美，是为听者祝福。”胡德夫说。直至现在，他依然觉得荒谬。

被封杀之前的日子，他刚跟着李泰祥参加全省巡演结束。那是他被禁之前“最后密集地和音乐产生关系”的时光。

李泰祥是台东阿美族人，比胡德夫更早的“（台）北漂”。受过扎实古典音乐训练，李泰祥给胡德夫的关照颇多。胡德夫标志性的闭眼吟唱，即兴弹奏的方式，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养成的。金韻奖开办后，校园民歌运动的影响日趋扩大。在李泰祥的编排打磨下，年轻人“无病呻吟”的民谣歌曲变得有品质和上得了台面。

但此后的“校园民歌”已与胡德夫无关。因为政治原因，胡德夫被商业唱片公司拒之门外。往后，他开始孤独的地下歌手生涯，游离主流音乐之外近二十年。

胡德夫

热情的理想家

他不能理解的，不只是为什么歌曲不能再唱了，甚至曾经不分彼此的朋友也因政治面临永久撕裂。

在民歌运动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末，胡德夫因为和杨祖珺等朋友交往过密，被整个阵营认为是“左派”。“分阵营后，大家不说话了，我很生气。那歌跑到哪里去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胡德夫回忆说。

但胡德夫的创作还是受到了影响，创作密度也越来越稀疏了。

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造成72人死亡，多为阿美族矿工，且他们的赔偿金不及非原住民的一半。胡德夫突然想起中学时代，校长陈泗治对他的教诲，悲痛之余，他为这些矿工创作了《为什么》。

当年陈泗治告诉他，台湾历史和社会现状，鼓励他创造文字保留部落语言。每当陈泗治看到“都市山胞”的相关新闻时，总不免和他讨论，“你的同胞越来越多人出来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960年代初，原住民的土地被政府和商人步步侵蚀，没有“土地契约”观念的族人被迫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故土，去都市漂泊。他们常常承担最底层的工作，获得最微薄的薪水和最少的制度保障。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里，第一批受工业化和都市化影响，最早进入城市的“山地人”，被称为“都市山胞”。

胡德夫自然也被归类在内。中学时期的胡德夫眼眸深邃，皮肤黝黑，瘦小，是人群中一眼就可以被识别出来的“山地人”。走在街上，他能听见别人叫他“番仔”，那是对外来者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

“北漂”二十年，胡德夫见过、亲身感受过太多对原住民的歧视和不公。雏妓、渔民被国外扣押、矿难，在一波波社会问题中，原住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遭受不公也更加明显。

他并不熟悉政治那一套，但胡德夫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大浪裹挟着。

1984年，胡德夫组建“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担任会长，推动“还我土地”“还我姓氏”“原住民正名”等民族运动。“原住民”的称呼，正是胡德夫提出后最终被确立的。

时至今日，想起那些日子，胡德夫依然忍不住感叹，“那个时候真是美啊，大家不分彼此。”

但他逐渐发现，这场运动，仍然没有原住民的位置。“他们像分饼一样，从预算开始就一直切。”

他创办的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也不顺遂，不擅长人际关系的他，不得不在第二年就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组织。

接连挫败，那时候胡德夫总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原运坎坷，和唱歌疏离，家计负担沉重，婚姻出现问题，全身又长骨刺、剧痛不已。他黯然离开都市，落魄地躲回台东家乡，开始浪迹部落、杳无音讯的十年。

曾经，胡德夫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有能力为同胞谋福祉。当真正回到部落，见到部落长者和现状，胡德夫才发现，以前自己摇旗呐喊的东西有多么“无知肤浅”。

“我们以为有尊严就够了，为‘原住民族正名，不要叫我们‘山胞，这一点运动的时候从没有退让过。”但这样坚持得来的改变，仅仅是政府在都市那些看得见的地方给一些“糖果”，更多镜头聚焦不到的山地部落正在崩溃、瓦解。溃败从山地边缘蔓延至中央山脉深处。更悲哀的是，部落结构里崩塌最快的，正是“下一代”，是“胡德夫们”自己。

现任经纪人郭树楷和胡德夫认识超过15年，他觉得“胡德夫是热情的理想家，当前面有一把火点燃他，他就会很冲动很努力地去做这些事情，但成功后收割的人往往不是他”。

该来的都来了

胡德夫曾说，“李双泽这位同学，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有他盯着我走。”在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是“意外”，当时胡德夫并没有立志成为歌手。但他在年轻时候遇到了深刻影响他的三位音乐人：淡江中学校长陈泗治、音乐大师李泰祥以及挚友李双泽。

胡德夫遵循着李双泽指引的方向，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歌”。那些种子，在几十年后，重新焕发生机。《美丽岛》，他们最初携手种下的歌谣，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音乐符号。

该来的都来了。

2005年4月，55岁的歌手胡德夫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匆匆》。专辑获得了第十七届金曲奖的六项提名。很多歌迷都不知道，这位满头白发，才发表第一张专辑就囊括了包括最佳作词、作曲、最佳年度歌曲在内所有重要提名，并和王力宏、张学友、林志炫等争夺最佳男歌手奖的“新人”是什么来头。

《匆匆》是在淡江中学的小教堂录制的，唯一的伴奏乐器是40年前的老钢琴，歌声里夹杂着夏天的蝉鸣。十多年之后第一次这么正式、密集地唱歌，胡德夫有点急促。

像是生命突围了多年，终于撞进了一个时代里。

3天里，胡德夫把过往所知道的歌都温习一遍，一共录制了27首。他唱唱停停，透过教堂彩色的玻璃窗，看淡水的日落，和远方的高尔夫球场，那是他曾经幻想要放牛的地方。

12岁的胡德夫第一次看到寂静无声的河流，在家乡，溪流的声音急促而欢快。当他在台北看到学校附近高尔夫球场的一大片草坪时，兴奋地写信给爸爸，请他“把家乡的牛寄过来”。

红砖、白墙、八角塔、老榕树、观音山、淡水河，这座胡德夫学习、生活六年的学校，在他眼里永远是“台湾最美丽的校园”。他的音乐、知识、关注社会议题的启蒙，都是从那里开始。

2005年4月，在台北西门町“红楼”举办的专辑发表演唱会，成了当时文人、政界和商界名流的大聚会。他们的理念和信仰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曾经是胡德夫的朋友，年轻时在胡德夫的歌声里找到过打拼的勇气和信念。

上台在钢琴前坐定，胡德夫扫一眼观众席，“知道该来的都来了”，他尽量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音乐上。他怕，“讲错一句话，所有的歌都不见了。”

虽然，他很想放下钢琴，一排一排好好看一看他们。他们曾经情同手足，但因为种种原因逐渐疏离、对峙，几十年不曾说上一句话。作为原住民的胡德夫立在中间，常常伤感。

歌声响起时，台下老友也许在歌声里听到了胡德夫想说的话，“可以这样，真的可以这样子，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摇摆。”那像是一场集体致青春式的纪念会。“只有音乐能做到。”胡德夫说。

胡德夫记得老友李双泽曾经说过，“假如你是一支喇叭，吹一吹可能还会叫醒一些人。”历经深渊，他首先用《匆匆》唤醒了自己。

做回“大地恍神的孩子”

胡德夫不像个歌手，或者概念上的名人。他身躯矮壮、肚腹圆挺，有点儿像原住民版的肯德基老爷爷。他没有架子，说话实在，不绕弯，碰到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也会含糊地答上几句，然后憨厚地笑笑，像是在表示抱歉。

他55岁复出时，已经头发全白，十年过去，体态和容貌上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去年搬回台东部落后，身体更比前两年好了。婚姻幸福、事业顺遂，复出这十年的胡德夫似乎处在最好的时光里。现任经纪人郭树楷计划着，“让老师唱到80岁。”

从历史深处走出来，胡德夫身上藏着很多不愿细述的历史。而只经历过小确幸的台湾年轻人，拒绝追求和消化厚重的历史。2014年，胡德夫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个人演唱会，被戏称为有史以来头发最白的一场演唱会。放眼望去，一半以上听众都是白头发。

但在大陆，状况正好相反。胡德夫经常参加各类音乐节，路上遇见打招呼的，都是年轻人。对大陆普通听众而言，胡德夫是个纯粹的民歌歌手。虽然他们一下子就能从他浑厚男声里听出岁月沧桑，但那背后确切的含义，他们并不领会，也无意深究。

胡德夫说，2005年自己能有勇气再度复出，也是受部落年轻歌手的感染。2000年，卑南族年轻歌手陈建年、纪晓君同时在金曲奖获奖，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包括张惠妹毫不避讳原住民歌手的身份站上流行音乐舞台，都让他看到当初希望推动的一部分理念得到了实现。

2014年底，胡德夫的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历时八个月录制完成。专辑采用One take 的方式录制，保证每一首歌都是一次完整的情绪表达。主题曲《芬芳的山谷》是专辑的灵魂，是胡德夫在2000年母亲去世送行时咏唱的歌。十四年间，他数次删改。

歌词写道：“我是只失去山谷的小鹰/跌跌撞撞在茫茫的人海/我这一飞五十年/承载着思念/承载着寂寞。”

录音室里，胡德夫的情绪浓烈，没唱几句，就哽咽。继续唱，报废。再来，又哽咽……循环几次，状态就无法再正常录音了。录音棚就空着，钱白花着。这首歌的录制过程，险些把郭树楷逼疯，一度觉得这张专辑这辈子都录不完了。

磨了八个月之后，专辑落地，胡德夫自觉比《匆匆》从容了。“这张专辑，我放慢脚步和钢琴相处，和自己的故事妥协。”

在烦躁的某天，胡德夫在北投的后山沿着溪流一直不停地走。“母亲说我是一个被托梦的人。但我到底来城市做什么？”突然一阵大雨把他浇醒，躲在凉亭里，大雨滂沱中胡德夫不断问自己，“你到底在慌什么呢？”

胡德夫曾说，“12岁离家，同学们就没有指望他再回去。”原住民常常是“热热地出去，凉凉地回来”，一旦出门漂泊，再回去可能就是冰凉的遗体了。

可那天他突然想起祖先说过的话：“人生啊，就只是到这个世界晃一下而已，一切终究要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后来胡德夫做了一个梦，祖先跑到他的梦里告诉他，“跟我回家，你一直在找的东西是找不到的。但至少目前你还找得到回家的路。”

2015年，胡德夫终于决定，从台北搬至台东。在离原来部落很近的地方，置地盖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不动产。他依然改不掉原住民自己动手建筑的习惯，亲自去河里搬石头，想砌一个冬暖夏凉的石头琴房，弹琴的时候，可以有自然的回声。

回到台东，胡德夫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观察年少时那些无数次想念、寻找的面孔，听他们讲族语，看他们脸上肌肉细微的抽动，心里很踏实。

就是老鹰不多见了，“我妹妹发现老鹰窝在她开垦的两座山后面，常常给我好消息说，哥，我听到老鹰在家。每次回家总想去山上，等老鹰出来盘旋，但已经不是一大群，能看到一个都已经很难得。”

现在，新的一张专辑已在筹备。新歌已经攒了五首。有关于他和妻子姆娃的情歌，也有送给“第二故乡”台北的乡愁。在那里，他曾经和最精彩的朋友相遇相知。他见过他们年轻单纯的样子，在他们有能力改变这个小小的世界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