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杰

长期在英美学习与工作之后，张林琦回到中国。在艾滋病与传染病

研究与预防领域，他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贫穷的非洲大陆的纽带。

非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身份，更是成为他打开与非洲合作大门的钥匙

这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但南回归线穿越的博茨瓦纳小镇卡萨内，夜幕早已降临。欢快的鼓点和歌声从当地一个极具非洲特色的酒店响起，开启了第10届非洲科学院年会的晚会环节。

开场歌曲《China-Africa》（中国-非洲），是主办方为了欢迎当选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而专门创作的。虽然现场还有七八位来自欧美国家的外籍院士，但是，“China、China、Africa”，这不断重复的旋律，像一束追光打在张林琦身上，让他感到些许意外——晚会一开场，自己就成了主角。

与艾滋病“结缘”

要说和非洲的缘分，张林琦觉得，得从1988年算起。

那一年，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张林琦申请到了“中英友好奖学金”，25岁的他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身上只揣了15英镑，就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

出国留学学什么？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张林琦说，干什么专业只能抱着“嫁鸡随鸡”的想法。那时候，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于是，他就被分配到一位刚刚转行研究艾滋病的教授那里。“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中国人中第一代的艾滋病研究者。”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对整个科学界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由于它被认为起源于非洲，而且非洲的艾滋病疫情也最严重，所以，张林琦的工作自此就与非洲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3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张林琦转赴美国纽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的老师，正是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创始人、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张林琦所在的实验室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支持下，对全球艾滋病病毒（HIV）的传播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对非洲的HIV感染情况、感染者对药物治疗的反应进行研究。

张林琦研究的方向，就是对HIV进行遗传学和生物活性分析，希望能够研究出病毒的特征，以寻找与药物和疫苗有关的靶标。在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他越来越意识到，在艾滋病领域，他们所重点关注的、最终能够在临床上取得突破的领域，都在非洲。

在艾滋病研究的顶尖实验室工作了14年之后，张林琦在美国的事业和生活都开始步入正轨，两个儿子也相继出生。然而，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并没有让他安心下来。200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作为全职教授回到清华大学工作。

作为80年代出国求学的那批人中的一员，张林琦觉得，他们这代人总是放不下当初内心的那种最纯粹的想法——出国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回国之初，两个孩子跟着他回到北京，分别在清华附小和清华幼儿园上学。而经过多年奋斗，已经在美国开设了牙科诊所的太太，只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回跑。三年多以后，两个孩子虽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是按照孩子们自己的意愿，从小在美国生长的他们还是回到了美国去上学。从那以后，就轮到张林琦在中美之间当“空中飞人”了。

投入到清华的工作以后，一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紧密联系的张林琦，另一头也和非洲国家的科研、医疗，甚至政府部门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

非洲是传染性疾病主要的发生地，随着中非之间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合作的活跃，中国传染性疾病预防也采取了“关口前移”的策略，把合作向非洲不断延伸。张林琦作为世界艾滋病领域的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地参与中非合作会谈，受非洲医学研究委员会邀请评估非洲疫苗的进展情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非洲企业和研究机构对接。

来自美国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直关注世界艾滋病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发达国家的人民享受的药物与疫苗，非洲人民没有机会享受，他们也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帮助。所以，盖茨基金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能够把抗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有效药品，通过安全又廉价的方式，输送到非洲。

“中国就成了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中国生产疫苗、药物、以及推广公共医疗卫生的方式，比美国的花销低很多，同时又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政府、清华大学合作，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有很多产品能够到中国来进行研发、生产，然后推广到非洲，解决非洲当地的问题。”张林琦的工作就包括与盖茨基金会合作的内容。

打开非洲合作大门的钥匙

有过长期在英美学习与工作经历的张林琦，回到中国以后，在自己特殊的专业领域，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贫穷的非洲大陆的纽带。

出于工作的需要，张林琦时常能够感受到全球化的脉搏。北京到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相隔大约1.2万公里，这一数字接近南极与北极之间的直线距离。张林琦坐14个小时左右的飞机，就来到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世界——它保留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但也有各种传染病肆虐，而且时常搅乱全世界的公共健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越来越密切，人类也因而需要承担更多共同的危机，其中就包括传染性疾病的快速传播。

非洲大陆是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最严重的地区，在这些疾病的预防方面，欧美许多国家出于各自的目的，也都力图和非洲进行合作。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医药企业也希望能够亲临传染病前线，实现创新研究，取得最前沿的成果。在张林琦看来，各国与非洲的合作也是一种竞争、一种较量。“谁能领先一步提出病毒的检测、诊断、治疗和防御策略，不仅解决当地问题，在科研竞争、国家实力和知识产权方面，也都会占领优势地位。”

7月15日，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张林琦（前排右二）博士的实验室内。

在艾滋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域，张林琦可谓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发表的SCI论文达100余篇。连续五年，这些论文被SCI检索引用的频次占国际最高的前五名之列。同时，世界著名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爱思唯尔在2015年中国“被最高引用学者”榜单中，他名列感染和免疫第一名。

张林琦首次研究出HIV在人体内传播的变化规律，发现病毒在个体传播过程中的趋同性现象，找到了何大一著名的“鸡尾酒疗法”无法根治艾滋病的最重要的原因，为艾滋病免疫系统恢复和重建建立评估指标。

实际上，除了抗艾滋病之外，张林琦还利用在艾滋病研究领域获得的高精尖技术，积极参与和领导了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免疫学和相关抗体及疫苗的研发，这些疾病包括中东呼吸道冠状病毒、禽流感、埃博拉、寨卡。

如今，非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身份，成为张林琦打开与非洲合作大门的钥匙。他打算在未来强力推动中非在艾滋病、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合作，与非洲尽快在关键点上共同布局。

非洲科学院是一个有30多年历史的学术机构，它集结了非洲所有重要学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近年来，非洲科学院树立振兴非洲科学的目标和计划，并将目标投向了国际，得到非洲各国政府以及非洲联盟的大力支持。同时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

当选非洲科学院院士，需要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首先，只有该院内部人员推荐的人选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经过对被提名人相关研究背景的调查评估，确认其科学成就以及对非洲科学发展的贡献巨大者，才可入选。

1981年世界上首例艾滋病病例正式确认时，远在中国的张林琦甚至都没听说过这种疾病。但时至今日，全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经超过30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杀手”。

近年来其他新发突发传染病，如寨卡、疟疾、黄热病等，同样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很快就扩散成世界性的疾病。因为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张林琦常常体会到，在他的行业里，从来没有世界和局部地区的区别。“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世界所有发生的事件都直接相关，特别相关。”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同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也经常成为他们推进医疗救治措施的障碍。张林琦举例说，艾滋病传染的一种方式是静脉吸毒，有疾病防控专家调查，40%的静脉吸毒人群会共用注射器，如果其中一人是艾滋病患者，病毒就会通过注射器传播。在推行艾滋病防控时，会使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叫做“清洁针具交换项目”，静脉吸毒者可以将用过的注射器换取由项目免费或低价提供的新的清洁注射器，从而增加清洁注射器的可获得性，减少与他人共用注射器的情况。

目前，这个项目在中国早已实施，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在美国推行时，当地政府完全不支持该项目，原因是政府认为，一旦支持清洁针具交换，就意味着支持吸毒。而一些宗教国家则明令禁止吸毒，违反者直接处以死刑，更别说通过“清洁针具交换”来对吸毒者进行医疗救治了。

“文化差异常常令我们非常纠结，但是也不可能把不同的文化归纳成简单的黑与白。我们必须包容，在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历史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救治。”张林琦说。

除了艾滋病之外，为了应对当下突发新发传染病的复杂性，张林琦的实验室也不断调整研究方向。他们在“拿手绝活”艾滋病的研究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将目光转向埃博拉、寨卡、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等流行的高危病毒。“从技术理念和产品上说，艾滋病对研究其他病毒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和指导，稍微一转向，就可以运用于埃博拉等其他病毒，可以协助国家进行科研能力和成果的储备，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我们研制出自己的疫苗和抗体，就会提高人民的安全水平。”

2016年5月17日，张林琦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州医科大学联合共建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合作，通过单细胞克隆等技术，从免疫的猕猴体内分离出可以对抗埃博拉病毒的高效抗体。这个成果经过临床安全性研究后，便可用于预防和救治埃博拉病毒感染。研究方向的拓展，不但使他们的研究可以直接应用，也使他们与国际上其他机构开展合作的平台越来越大。

工作节奏虽然紧张，但张林琦仍希望尽一切可能进行体育锻炼。他喜欢打网球，不忙的情况下一周可以打两次。出差的时候，也会随身带着运动鞋，希望能在当地的体育馆打上几个回合。由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原因，张林琦可谓真正的“空中飞人”，去美国参加艾滋病和新发传染病合作和科研会议期间，他在公务之余可以抽时间回家陪陪太太和孩子，平时则只能通过社交工具与远在美国的家人交流。

这位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家开玩笑地说，“一开始到美国，我住在曼哈顿，是走着上班;等我太太去了美国，搬了家，我要坐汽车上班;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搬到了新泽西，我只好开车上班。现在，我是打‘飞的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