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杭州峰会是2016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近些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峰会。这次峰会除了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活动安排惊艳世界外，更以极具分量的约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中成果最丰富的一届;而贯穿全程的“创新”努力，比如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及贸易部长会议的机制化等，还让这次峰会留下了足够丰富的遗产。

在2015年11月于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期间，中方就将2016年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1999年6月，G20机制由七国集团（G7）的财政部长于德国提出，旨在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尤其是防范局部性金融危机扩散成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G20会议最初只是由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会议升级成由各成员领导人参加的峰会，并在2009年9月的美国匹兹堡峰会上将G20机制确定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较之G7（ 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为成员国，扩展为G8;但2014年，俄罗斯的成员国地位被暂停），G20的最大突破是提升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让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不容忽视的事实是，G20一方面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另一方面又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进行正面博弈的场合。对于G7集团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依然强调G7的领导作用，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一直认为，G20不应只是G7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扩大版。

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从不接受G2（中美共治）这种大国共治理念的中国在G20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着力推动G20的多元角色的发展和机制的完善。尤其是在G20进入“杭州时间”后的这近一年时间里，中国为G20贡献的方案成效显著。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期间，习近平在阐述中国主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总体思路和设想时提出，二十国集团面临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

安塔利亚峰会结束后，在中方的着力推动下，各方以此为目标，在财金渠道通过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

此外，中国还举办了三次G20成员协调人和财金副手会，并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部长会等。这其中，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不仅意味着G20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的开始，还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是各方就全球贸易增长问题达成了第一份战略性文件和全球首份多边投资纲领性文件。

金融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投资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中的三大支柱。一直以来，在G20机制下，贸易与投资这个支柱相对比较弱。而由中国提议的G20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的落地，补齐了这块短板。

凡此种种创新机制建设，折射的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思路的积极变化。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需求的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而现在，中国在提供理念性、制度性公共产品上明显要活跃得多，并在实践中得到积极回应，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以及诸如此次G20机制完善等全球机构运行规则、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方案等。

必须正视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上升，加之G20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性质，使得峰会取得的诸多成果文件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这就让诸多以开放为先决要素的措施以及一些创新机制的落实面临种种挑战。

无疑，提出创新方案、推动成果达成是重要一步，而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以保证方案和成果的落地更为关键，这也更考验中国作为大国的智慧和运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