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弟弟的孤僻和妈妈携款出走分不开，我们一直盼她回来。但她很少主动打电话来，跟她要生活费时，态度不好，还骂我。”但在其他亲戚都纷纷指责母亲，骂她不管孩子，甚至卷走爸爸治病的捐款时，肖凤也没有用难听的词形容她。

“她刚开始走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盼，盼她能回来。但后来不盼了，因为我知道没希望。”肖凤在电话那头，声音有些哽咽。

她的父亲肖红志，2008年跳入沼气池救人。自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妈妈陈佳照顾父亲一年后，离开了家。

“她觉得在我们家，活得太累了吧。”肖凤说。

妈妈出走，家不成家

肖红志是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玉凤村人，家住的地方多面环山，路不好走。出事前，他开微型面包车接送乡亲，每个人收几块钱，生活倒也安稳。

2008年3月30日，他的邻居在自家十几年未开过的沼气池里陷入昏迷，邻居妻子发现后，赶忙喊“救命”。肖红志跑去帮忙，跳下沼气池后，把邻居放在身上，大声喊“顶起！顶起！”但没过多久，他就因吸入沼气中毒而昏迷。待村民把他们救上来时，邻居已中毒身亡，肖红志则被送往华西医院抢救。

肖红志的大姐肖红玲回忆，刚住院那会儿，很多媒体来报道弟弟见义勇为事迹，五凤镇政府为他捐款、发放临时救助金、申请低保等，还有弟弟的队友、邻居、社会人士也陆续带来一些捐款。

那时，肖红志的妻子陈佳一直照顾他。2008年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她在医院守着肖红志的新闻。但自09年下半年开始，肖凤说妈妈就经常不在家了。

“那时她总回娘家。我上了初中开始住校，周末回家时，也常找不到人。后来，就看不到她回来了。”

在肖凤的记忆中，父亲从华西出院时，牵着母亲的手，已经可以慢慢走了。后来，不知怎么的，父亲情况变差了。

“家里人说爸爸是被妈妈出走气坏的，我不知道，也接受不了。”肖凤说，原来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很幸福。爸爸的事让生活变得困难，妈妈出走让他们没了家。她更没想到，妈妈离开后，6岁的弟弟开始足不出户，也不与同龄人玩耍。

“弟媳走了，我们没法每天接小娃儿上下学，就把他送到县里的‘孤儿院（其实是所扶贫寄宿学校）。”肖红玲说。

肖凤去学校看弟弟时发现，他在路上遇到了同学，相互也不打招呼。和生活在一起的爷爷也很少交流。

“弟弟的孤僻和妈妈出走分不开，我们一直盼她回来。但这么多年，她很少主动打电话来，生活费也只有要，她才给，每次态度都不好。”在其他亲戚都责骂母亲，骂她“不管孩子，却跟别人未婚生子，还把爸爸治病的捐款带走”，社会舆论也指责她时，肖凤始终没有用难听的词形容她。

“我在外地读书，钱根本不够生活，跟她要钱，她还骂我是坏娃儿。有时候，我真觉得很难。”

连遭重创的8年生活

如今，肖红志由大姐肖红玲照顾。为方便生活，肖红玲把他带到了她工作的成都新都区新民镇。在镇卫生院旁边，拐入一个胡同，再走100米，就看到高墙围着的院子，那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院里有几户人，肖红玲租下的平房最便宜，每月100元。

三间屋呈东西向结构，肖红志和姐姐各住一侧。中间的堂屋摆了一张茶几、几把木椅，还堆了一些杂物，余下空间就是肖红志平日的活动区域。此时，他正坐在轮椅上，等着吃午饭。见到有人来，发出“啊啊”的声音，又费力说了几个字。肖红玲说，他和你打招呼呢。

肖红玲招呼人坐下后，让陈大爷找来一块布围在肖红志脖子下面，自己去外面的屋子拿来一碗面条，用勺子一口口送进肖红志的嘴里。吃着饭的弟弟笑了，伸开双臂。“做得好，就这样多伸伸胳膊好。”陈大爷说。

陈大爷已年过七十，本来在敬老院养老，是肖红玲每月花500元钱，请来照顾弟弟的。

“弟弟原来180斤，现在瘦了20多斤，但我一个人仍弄不动他。”肖红玲说。

“他上厕所都需要旁人帮忙，开始我很不习惯，毕竟是姐姐，不是妻子。但我不能不管他，是吧？”肖红玲笑着问弟弟，肖红志也乐了，“啊啊”表示同意。

“他的意识清醒，什么都能听懂。去北京打针以后，可以喝东西了，手指和胳膊也能伸开了。我们现在就希望他能把针打完。”肖红玲口中念叨的针，是2012年，带弟弟去北京一个医院治病时注射的，当时弟弟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

“那时有一些捐款，加上借的钱，只够打4针，一针要一万五。钱用完之后，就回来了，医生说还差12针。我们没钱给他治，要不他现在说不定能站起来。”肖红玲红了眼圈。听了这话，肖红志紧握拳头，身体不断地撞向轮椅椅背，嘴里“呜啊呜啊”。

在新民镇，肖红玲带着瘫痪弟弟生活的事，邻里都清楚。有红白喜事需要帮手，都会想到肖红玲，干一天有100块的收入。但这个活儿并不常有，况且陈大爷一人也照顾不了弟弟。

这8年来，除了陈佳携款出走外，这个家庭还遭遇过两次重创。2012年，在肖红玲照顾弟弟3年后，她远在深圳打工的丈夫无法忍受，提出要么她也去深圳打工，要么离婚。那时，她儿子上了大学。权衡之下，她选择了照顾弟弟。

提起这段，肖红玲止不住流泪，肖红志在一旁也跟着哭。同住一个院子的张大妈看到姐弟俩在哭，生气地说：“这世道，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事？从没见过一个姐姐照顾兄弟吃喝拉撒这么多年的。”

今年8月末，肖红志的二姐夫去世了。肖红志出事以来，看病、医保、救助金等都是二姐夫在办，没想到他7月末被查出癌症晚期。现在，家里只剩老父亲和两个姐姐。另有一个大哥住在凉山州，难得回来一次。

肖红玲瞒着弟弟，回金堂办妹夫的丧事。回来发现，弟弟浑身弄得很脏。陈大爷说，他一天都不吃东西，一直在抹泪。她觉得弟弟心里有数，只好搪塞他，二姐夫是去国外治病了。

张大妈跟他们做了多年邻居，没事的时候总来看看。聊天中，不时地惋惜肖红志的二姐夫。肖红志一听，就“啊啊”地挥舞着手臂。

“其实，他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刚出事那年，常有人来看望和社会捐款，治疗跟得上，恢复的效果还不错。”肖红玲说。

拿什么来守护他们的余生？

对于卷款出走的事，陈佳并没有否认。但她说，自己走的时候，家里根本没什么钱，前后收到的十几万捐款都给肖红志治病了。肖红志的父亲说，当时政府来看望肖红志，给了2万块。他给两个孩子存了1万读书，剩下的1万被陈佳拿走了。但陈佳则强调：“你们不能只听肖家人的一面之词！我一直都在给孩子打钱，大的每月1000元，小的每月600～800元。”

肖家则坚称，陈佳并没有每个月都给生活费。这么多年，两家人相处并不好，但为了弟弟，他们几次和陈佳谈，让她回来照顾家庭，况且他们还没离婚。

说这些事时，肖红玲嗓门变大，语速很快，肖红志也显得激动。只有提到两个孩子，他们才重新露出笑容。

肖凤一向让家人感到骄傲。她成绩很好，去年考上石家庄一所重点大学，拿了政府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助还有助学金。肖红志见义勇为出事后，金堂县和五凤镇政府一直在帮扶他们，包括3000元见义勇为奖励金、给肖红志家办低保、购买残疾人养老保险、残联发放残疾人专项补助、联系助残和助学基金会等。每年过年，县、镇政府领导也会上门慰问。

但这些，对还需近20万元治疗费的肖红志而言并不够。肖红志当年救的邻居已经不在了，他们一家人为了感谢肖红志，把自家的低保补助给了他，加上肖红志家的低保和残疾人补助，他们现在每月能领到2700多元。但肖红志每个月的药费、治疗费、租车费、房租、水电、陈大爷工资等，就要花掉2000元。

肖红玲不知道该找谁，只能一遍遍找政府，希望为弟弟争取到更多治愈的机会，包括金钱、医疗和廉租房。但相关部门也很无奈，“政策范围内，能做的都已经都做了。”金堂县五凤镇政府人员说，“肖红志的事件，从县到村都知晓，能为他争取的救助，已经按照最高标准在发放了。”

肖红玲不明白，“弟弟做了好事，为何得不到足够的救助？”有的观察人士还发问，社会热心人尽力了，政府部门也尽力了，肖红志尚且如此。那其他陷入相似境地、情况更糟的人呢？如何守护好他们的余生？

对此，国内的一家公益组织表示，我国对残疾人的资助一般都是政府行为，比如民政办、残联等。残联下面有对接的公益组织，但自发的公益组织力量微弱。在国外，社会组织、公益组织比较活跃，可以承担一部分的救济工作。

人大教授杨立雄则认为，现行残疾人保障体系，是“普惠”结合“特惠”，前者强调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后者可理解为建立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不分贫困程度，人人有份。长此以往，不仅难以让残疾人摆脱贫困状况，反而会加重对福利的依赖。

因此，如何从源头上供给残疾人家庭，增加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残疾人改变自我，提高生活质量，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今困扰肖红玲的，是争取廉租房的愿望要落空。

本来，肖红玲想带着弟弟回家，既省房租又方便照顾家人。但老家条件更差些，村里都是山路，没法推着弟弟出门，去医院更难。

于是，9月初，肖红玲到县信访局，想为弟弟申请县城廉租房。大半个月后，回复却是肖红志不符合申请条件。为此，记者电话咨询了相关部门，信访局和房管局解释，申请廉租房的条件之一是申请人名下无房产，但肖红志名下有，就是老父亲住的山里的房子。还有一种方法是，考虑到肖家家庭情况，让肖红玲自己申请，但同样须符合名下无房产等条件。

初秋的天气，当地温度依然在25摄氏度，而肖红志已穿上了毛衣。他们所在的三间房虽是水泥墙，但棚顶只铺了一层塑料瓦，透光，也透风。

肖红志总是抬头望屋外的天空，时而笑，时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