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在一个万象纷呈的时代，出现“争议”或“非议”，都是容易的，要对有争议者，失败者作出准确的评价，却很不容易。

赤脚走在乡路的年华，回想起来仿佛还在昨天。世世代代，我们都很崇信：天下财富均源于实物生产。这道理明白得就像长在庄稼地里。因认取这道理，中国人千古以来坚持着对农耕的崇高尊重。所谓“重农抑商”，便是这一认识的反映。

30年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一夜之间，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后，伴随着“下海”一词的出现，更多人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别过去。那时，无论你在国内还是海外，掬一捧家乡的消息，放在耳边，就是划时代的涛声。

你在街巷里听某位老太太说：“现在三人五人就能成立一个公司，经理怎么多得跟当年的造反派司令一样？”就在老太太的惊叹中，有许多人在轰轰烈烈的报道中被誉为“企业家”。转眼间，又有许多人“纷纷落马”。企业家和失败的企业家，在中国均有独特的含义，凝聚着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折射着一个民族的跋涉。30年了，在我们用鲜花和掌声礼赞成功者时，不能忘记那些失败者。

不能忘记，凡属改革便是有风险的。那最初踩出的脚步总是稚嫩甚至漏洞百出的，因之有一批实践者拿下。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以自己的失败为后人铺垫了一段道路或者一个坑。

我曾见有人收集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曾是“风云人物”后来“落马”的企业家的各种报道，汇集成书出版。其中有严肃认真地总结得失的作品，这是有价值的。但更有以“反思”为名，迎合有人喜欢看“名人失败”而去摘抄拼凑出的书，对失败者往往以“农民素质低”批判之。我看了，以为这样的作者才是素质低，而且不知耻。

也许你不是农民的儿子，但往前数三代，你就可能是农民的孙子。我们这个悠久的农业国，发展工业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次。第一次是19世纪清政府搞洋务运动之后，始有小规模现代工业。第二次是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发展工业，有很大成就，标志是基本上建立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体系。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时期，不仅有国企，更有亿万农民发展多种产业，形成波澜壮阔的大中小民营企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我们这个民族人数最多的农民，在新时期发展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虽然各地发展悬殊很大，但毕竟有为数甚众的农民群体在发展产业中丰富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不能忘记，成功者无不是从他人或自己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走过来的。在那些失败者折戟沙场，遍体鳞伤，惨败之后，我们怎能因自己身上还完好无损而以为比他们高明！

在一个万象纷呈的时代，出现“争议”或“非议”，都是容易的，要对有争议者，失败者作出准确的评价，却很不容易。

改革，贵在有勇气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所以需要改革。改革总是要逾越现存的规章制度的，新的法规制度是在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冲锋者杀出一条血路之后，去在他们的实践中总结制定。如果用现行的规章制度为标尺去量那些突进者，会量出什么？如果不用现行的规矩去衡量，又能用什么去衡量？这对执法者来说，也是两难。

因而，这是人的良知良能遇到挑战的时代，一个需要有人承担历史性的艰险，甚至承担牺牲的时代。一个很多人都需要把心放在天平上，小心翼翼地去问陌生事物的时代。

在一个历史交替演化的时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陌生故事，说不定是一首进入未知世界的史诗，而有权裁判这些故事的人们，也在经历着以往案头杳无可寻的历险。

2008年，中国各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我以为不能忘记那些“失败者”。没有哪一项成功不是建筑在曾经失败的经验教训上。这里其实有相当悲壮的前仆后继。因之，应该向那些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起过促进作用而自身最终失败了的先行者、实践者致敬！

补叙

在中国，“企业家”是个引进的新词，百年前国人称之“实业家”，在西方的原意均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是西方私人可以通过投资再投资使资本获得增值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有许多事物需要反思再反思。如“企业家”在国人的印象中已很复杂。官员的腐败多是通过与企业老总“权钱交易”达成，种种“黑幕”与“暗箱”败坏了改革，腐蚀人心，致使政府公信与民间诚信均遭严重毁损。这样的官员在未被追查法办之前，多是各部门握有重权的高官，这样的企业老总多被视为“成功的企业家”，受政府部门表彰，乃至进人大、政协参政议政。而“失败的企业家”，颇有坚守正直，不肯行贿，终于在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失败的。本文所称“纪念失败的企业家”，便是指这些坚守正直的失败者。如最早在中关村办科技企业的陈春先招致失败，就是典型一例。因改革出现的复杂情况，当今有人对改革本身质疑。其实，改革是不可能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没有沉渣泛起的。因之，更需要继续改革，对改错的再改革。面对质疑，面对种种复杂，甚至出现的更加艰难的状况，这仍然是人的良知良能遇到挑战的时代，一个需要有人承担历史性的艰险，甚至承担牺牲的时代。因之，也更加需要缅怀和敬重那些——为着民族的前途——去开拓新路而折戟沉沙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