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苏联解体中的改革因素之启示

陈欣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个改革的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主观、客观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从而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苏联的惨痛历史出发，我们认为，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把握时机，稳扎稳打，逐步推行。同时，兼备改革热情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苏联解体 改革 战略

“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苏联剧变与解体的重要原因。”①正所谓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一个改革的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主观、客观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从而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苏联的惨痛历史出发，我们认为，改革的根本方向、战略选择、时机把握以及改革领导者的品格与智慧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一、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战略

改革要在遵循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制定正确的战略，采取合理的方式，在一定限度和边界内进行创新，不能将改革变为 “改向”。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在根本路线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不仅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际的福祉，反而招致亡党亡国。戈氏上台伊始便抛出所谓的“新思维”，先是从经济领域入手，稍有碰壁后马上转向政治领域的改革，倡导“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全面放开言论，实际上是全面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进而实现“根本改造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结果改革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一个苏联帝国就此坍塌。以苏为鉴，社会主义改革万万不可脱离根本原则和基本框架，不可忽视国情和历史去大谈、空谈所谓的“人道主义”“民主”“公开性”，混淆是非，模糊界限。“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②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制定正确的策略，循序推进，切不可本末倒置，急于求成。赫鲁晓夫试图去突破斯大林体制，带领苏联人民从斯大林时期过度集中的权力架构和“思想警察”无处不在的魔咒中走出来。但是，他却只破不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在“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前没有考虑事态的严重后果和人民可接受的程度，结果不仅无益，反而危害很大，造成了那一时代人思想的混乱、迷惘，也导致了人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同度和信念感开始动摇甚至变质。而且，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不切实际地提出所谓的“三全”思想，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建设规律，还妄图将这种“乌托邦”设想付诸实践，建立一个超阶级的国家。结果改革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带来了许多恶果。戈尔巴乔夫不顾现实客观条件一夜之间放宽言论限制，结果过犹不及，不仅造成媒体失控，舆论环境混乱，也使得苏共过早丧失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对于他之后的改革不仅无益，反而给西方“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西方敌对势力正是通过媒体对苏共、苏联进行“妖魔化”宣传，对西方社会进行“伊甸园式”的描绘，从而加剧对苏联社会进行渗透、煽动和分化。而叶利钦时期不顾一切推行全盘、彻底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反而使俄罗斯失业激增，经济下滑。经济混乱必定导致社会的混乱，叶利钦时期甚至是普京时代的早期，俄罗斯社会犯罪率都始终居高不下，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以史为鉴，改革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实现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如小平所言：“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③113

二、改革要善于把握时机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体制、任何政策、任何组织形式都会有其不完善之处。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非天生具有某种僵化性，也并非天生是完美无缺的，改革从来不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触碰的禁区。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还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与反抗，威胁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鉴于此，列宁及时调整苏联国家经济战略，出台了“新经济政策”以取代战时经济体制，以退为进，为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培育了更加深厚的土壤。不仅如此，通过总结6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反复提出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才培养和主义文化等方面要富有创新意识。

但是，列宁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做到及时考察国情、党情，也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体制和模式进行及时的、真正的、充分的革新，从而错失了一次次绝佳的改革机遇。苏联时代最大的问题是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由于缺乏竞争和监督机制，党的领导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事实上，赫鲁晓夫在50世纪中后期时已经认识到了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但是他改革的实际措施和实际效用并没有在实质上突破过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至多是在经济上进行一系列的放宽限制与发展农业；在批判、声讨和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却并不是真正想破除迷信、恢复集体领导原则，而是要建立以他为圆心的权力层级模式和个人崇拜体系，从而错失了一次十分难得的改革机遇。而接下来的领导者甚至不敢提改革，只能谈完善，以至于党内推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并形成了完全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反而引起群众各种不满，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从而又一次错过了改革的机会。以苏为鉴，改革要善于把握时机，抓住要点，从而推动体制、模式、组织等进行及时的、真正的、符合国情的革新与完善。

三、改革需要智慧者的领导

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如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分开。这些改革的基本设想是好的，且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赫氏是一个言行不一、唯意志论非常严重的人。“如规定党中央第一书记不得兼部长会议主席，可是自1958年起他又身兼二职，独揽党政大权。”④再如，关于进行《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主题报告的这一决定，“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匆忙作出的”⑤，也就是说，如此重要的政治报告赫鲁晓夫事前并没有和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过任何协商，心血来潮，出其不意，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而勃列日涅夫又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墨守传统。故而，勃氏领导下的苏共不提改革，只谈完善，以至于特权腐败、个人专断、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更加极端化。而以改革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却是诞生于苏共二十大的大背景之下，是在“反斯大林”的思潮中成长的一代，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其自身的素养和智慧根本无法担负起改革的历史重任。

显而易见，苏共历来领导者的政治品格、个人能力、政治智慧距离领导一场成功改革的需要相去甚远。对比来看，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亨氏改革理领导者的理论，是一个兼备改革热情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邓小平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决心和热情自然不言而喻，他曾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370的论断。在“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甚至否定时，邓小平以一名改革家的高瞻远瞩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力挽狂澜，拯救改革于危难之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很好地维持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均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推动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⑥尤其在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模式下，领导人的品质、智慧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一个兼具智慧和热忱的领导者对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无论是从人类文明还是从苏联国家的视阈中分析，苏联的解体无疑都是一场真正的历史悲剧。“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改革并非对现有制度的全盘推翻，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把握时机，稳扎稳打，逐步推行。同时，兼备改革热情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注释

①刘友田.苏联解体的改革失误原因及启示［J］.历史研究，2013（5）：40.

②汪亭友.两种改革观的原则分歧与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6.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13.

④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34.

⑤张捷.如何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A］//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M］.人民出版社，2007：268.

⑥谢国辉.浅析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J］.学理论，2011（31）：23.

陈欣（1992-），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