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长

说起人的美德，脱口而出：真、善、美。“真”排在第一位，说明“真”很重要，没有“真”，后面的“善”与“美”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个“真”字道出了做人的真谛。生活中，唯真才善，唯真才美，唯真才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夏天，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要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谋职，需要学历证明书。陶晓光上过学，却没有正规的文凭，就瞒着父亲，让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开具证明，称自己是晓庄师范的毕业生。在重庆的陶行知知道后，立即拍电报去成都将假证明索回，并开了一张真实的证明寄去。同时，他还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宁可丢工作，也不可用假证明、假学历蒙人，并送儿子七字真言：“追求真理做真人。”这句话，后来成了陶晓光的座右铭。

不过，在通往真话、真实、真相、真知、真理的途中，横亘着一座座大山。这条路上，误入歧途的、南辕北辙的、张冠李戴的、以假乱真的、是非颠倒的，比比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陶行知。王嫱是汉元帝后宫中的第一美女，然而传到皇帝耳朵里，关于她的信息却是奇丑无比。阻挡住元帝无法“核其真”的原因，就是宫中画师毛延寿的贪婪。越王勾践复国后，深知文种是个人才，然而，他却把文种杀了。阻挡住勾践知其能而杀之的原因，是他身上的专制毒素大爆发。明代的大太监刘瑾，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坏蛋，唯独武宗说他是个好人。阻挡住武宗无法认知刘瑾的，是太监给他提供的利益太多了。

《战国策》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齐国官员邹忌分别问妻、妾、客，自己和城北的美男子徐公相比，谁更帅？结果，三人都说邹忌帅过徐公。后来，邹忌亲眼见到徐公，偷偷用镜子比照，发现自己的相貌比徐公差得远，由此悟出：“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想明白了这层道理，他赶紧向齐王汇报，大王天天听好话，被大家欺骗得太厉害了，他们就跟我的“妻、妾、客”一样啊！由此想到今天，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听别人大讲好话之际，不妨分析一下对方是否存了“妻、妾、客”之类的心理？

假，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就是史书又有几分是真呢？中国历朝历代修史是掌握在史官手中，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独立的以治史为业的历史学家，更少有所谓独创理论发挥的史论专家，虽然历来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篱中论史。虽然我们无比尊崇司马良史、董狐直笔等，但那也是多数史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有鉴于此，明代张岱曾尖锐地指出：“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原因在于史官的乌纱帽碍了手脚。而张岱本人之所以能秉笔直书，是因其家藏甚丰，无官俸之累，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幸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幸好，还有太史公、张岱这样的人孜孜以求。或许，真实和客观只是史学的一种“高尚的梦想”。但离开了对这种梦想的追求，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最终也只能沦为一种大众娱乐或社会控制的工具。

人的思考习惯有两个系统，系统一是“快思”，是直觉的思考，自动化的心智活动；系统二是“慢想”，是要花力气去思考的，要同时展开很多信息和推断。我们通常以系统一去处理需要系统二才能处理的问题。

柴静采访华南虎照片事件时，就碰到不少官员和专家，在需要穷究真假的问题上，用最简单的答案，去回答一个复杂的问题。参与作假的不但有声称拍到华南虎的农民，还有一心想以华南虎为名开拓旅游项目的地方官，还有那些贪图方便不求甚解的“专家”。人人都想当然，以讹传讹，没有人认真去查阅一下数据，请教一下真正的专家，更没有人认为自己轻信一张伪造的照片有什么大问题。

真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是那么轻飘飘的没有重量。真与假可以不必计较，还有什么是需要计较的？我们求知识如果不求真，莫非要求假？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是来源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那种思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但中国人往往在需要认真时不认真，在不需要认真时又非常认真。真与假，这是最需要认真的，每事问真假，世界才能真善美。

东汉政论家荀悦说：“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荀悦连道八个“真”字，可谓振聋发聩。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