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决 赵彦年 王东祥/文

“十三五”时期浙江企业如何加快“走出去”

■张明决 赵彦年 王东祥/文

一、浙江企业“走出去”现状分析

总的来看，浙江企业“走出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2014年，全省对外投资额达到58.14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设计咨询营业额达到53.39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分别居全国各省区市第5位和第7位。主要特点如下：

（一）对外投资合作增长快

“十二五”以来，对外投资年均增长19.1%，单个项目规模从2011年的606.6万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007.8万美元，提高66.14%。对外承包工程年均增长21.3%，完成营业额占到累计总量的四成。截至2014年底，全省经审批和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7021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261.85亿美元，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全省对外承包工程、设计咨询经营资格企业265家，在全球6大洲94个国家和地区承揽工程2200多项。

（二）对外投资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国际营销网络、跨国并购稳步推进

“十二五”以来，浙江纺织业、化纤、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家具、电子仪表、医药化工等浙江传统加工制造业对外投资占一半以上，境外资源开发、技术研发开始起步。在境外共设立各类营销机构2234个，中方投资额157.8亿美元，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瑞典、德国和阿联酋等90多个出口重点国家和地区，有效拓展了海外市场，境外投资带动出口约占全省出口的10%。2008年以来，浙江海外并购项目155个，中方投资额达到53.8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美国、瑞典、德国、奥地利、加拿大、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以制造业居多。

（三）境外园区成为企业集群“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省有3个国家级境外园区，3个省级园区，主要布局在泰国、越南、俄罗斯、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已有60余家浙企入园投资15.2亿美元，年带动出口11.07亿美元。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承接全省优势产能以及受“两反一保”贸易壁垒影响的产业转移发挥了重要平台作用。

（四）民营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

截至2014年底，全省经审批和核准的7021家境外企业和机构中，民企投资数量占总数的90%，累计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80%。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中，民企占到90%。这些投资项目对浙江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吉利并购沃尔沃（13.88亿美元），实现了汽车产业的有效整合，并带动吉利本土汽车的生产和研发；富丽达并购加拿大NEUCEL特种纤维素公司（2.53亿美元），实现了上游资源的控制，确保了本土企业的持续发展；中策橡胶在泰国设立生产基地规避欧美对我国轮胎出口贸易壁垒；人民电器通过买方信贷承揽越南上亿美元电站项目；华立集团承办国家级泰中罗勇工业园，已成为浙江企业抱团出海、集聚投资的重要平台等等。

（五）对外承包工程向多领域、多形式发展

“十二五”以来，浙江有对外经营资格的企业从2011年的118家发展到265家，工程领域从原来的房建、市政、交通等施工承包为主，扩展到电力建设、机械设备、电子通讯、冶金矿产、环保工程等浙江优势产业，主要分布在阿尔及利亚、阿联酋、新加坡、越南、尼日利亚、墨西哥、马来西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并向总承包、EPC、BOT等高端形式发展。如省火电建设越南燃煤电站买方信贷项目（1.36亿美元），东方机电缅甸水电站两优贷款项目（1.13亿美元）等。

二、浙江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浙江企业“走出去”虽然取得很大的进步，但问题不少：一是各地重视不够，并没有真正将企业走出去列入议事日程，大多是企业自主行为，政府引导、服务不够；二是总量不大，在全国的排位低于经济总量的排位；三是具体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主要包括：

（一）融资难

民营企业作为浙江境外投资主体，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一是国内银行服务能力落后于企业需求。除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外，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没有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贷款业务。海外服务网点建设偏少，对境外投资服务能力偏弱。二是政策性担保落后于企业需求。国内缺少类似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法帮助企业应对境外投资风险。三是企业海外资产处置难、抵押难。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的实体经营年限短，缺少自己的信用记录，很难在国外得到信贷支持。境外投资形成的土地、房产、股权、设备等资产评估和处置难，国内银行出于风险评估的考虑，一般不接受国外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

（二）信息获得难

浙江企业善于抢抓机遇，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整合全球资源，但在获取有效信息方面存有困惑。一是缺乏渠道获取国别地区政策。商务部每年有国别地区投资指南，但企业在推进项目时，仍遇到投资所在省、地区具体的产业、财务、税收、用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难以获得的情况。二是缺乏政策获取统一平台。对外投资涉及商务、发改、财政、税务、外管、人行、海关、质检等部门，以及有关银行、保险机构，涉及政策多，企业难以全面掌握。三是缺乏人才信息。对外投资需要精通专业、语言、商务、公司治理等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浙江人才培养机制尚不健全，人才引进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企业普遍面临“人才荒”局面。

（三）风险防范难

目前全球投资环境比较复杂，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和稳定因素，企业对外投资运营中面临较大的风险。一是海外资产保全。我国还没有对外投资法，企业权益保障无法可依。二是风险担保。目前如中信保等承保的品种中，政治险不愿承保，且承保费用高。三是企业本土化经营意识薄弱。企业投资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妥善处置与政府、工会、员工关系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容易带来难以经营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三、“十三五”期间加快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企业“走出去”？

第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旧的格局正在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为我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要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也为了突破我国资源禀赋的局限，必须在全球范围布局我们的经济，这是一个大战略。国家“一路一带”战略是这一大战略中的重要的一环，首先在我们可控范围内进行布局。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发达地区，有条件有责任为这个国家战略实施作出自己的努力。虽然企业“走出去”状况在GDP统计口径上没有体现，但我们应该从全球、全国层面来审视、定位这件事。第二，我们也可以利用“走出去”，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浙江需要转移的不少产能，放到不少国家还是属于先进的，也是他们需要的。如我国淘汰的轻纺业到斯里兰卡都属于很先进的，如果能够实现有效转移，既能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又能使现有产能发挥作用。第三，通过企业“走出去”，把浙江经济变成浙江人经济，使浙江人在全球各地都拥有财富，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我国经济控制力和发言权的提升是一个巨大的支撑。犹太人控制着美国70-80%的经济和科技，事实上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和科技政策，浙江人完全可以成为犹太人第二。

（二）制订和完善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

根据浙江情况，可以分四个层面进行分类指导，支持企业走出去，但要蹄疾步稳。第一，支持优势企业通过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向跨国公司发展，目标是全球500强；第二，结合产能转移，通过办园区的形式，扶持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在产业链上实现上下配套，形成产业集群，完成腾笼。第三，继续支持原来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开展对外投资。如机械、建材、轻工、纺织、工程承包等。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推动电子商务走出去。第四，根据本省资源禀赋，有目的地支持企业走出来投资相关领域。如浙江土地资源缺乏，农业生产是短板，可以支持浙江企业出去投资农业生产。如浙江中捷资源投资公司，其全资子公司浙江华俄兴邦投资公司签署了向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政府租赁荒地的意向协议，双方将成立中俄合资企业发展农业、畜牧业等。

（三）把对接“一带一路”作为工作重点

“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已有详细的规划、工作步骤和重点项目，国家有各种资源作为支撑。浙江要主动积极对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如400亿美元丝路基金、1000亿美元亚投行（筹）创始资金的金融信贷支持等，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突破，有利于企业走出去。

（四）发挥贸促会和国际商会的作用，加快搭建投资和贸易合作平台

贸促会是专业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和投资的促进机构，相当于香港的贸发局，有举办贸易和投资洽谈的经验和渠道。2014年成功举办多项走出去活动和举办展会，成效显著。如浙江企业走进中东欧活动，组织了63家企业参与，达成58项合作意向，意向金额2600多万美元；浙江企业走进“一带一路”，赴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阿联酋，与外方企业进行151场次洽谈，现场达成合作意向35项，意向金额13.93亿美元。成功举办第二届浙江省机电产品（厄瓜多尔）和第一届浙江省健康产品（台湾）展览会。其国际商会与世界主流国际商会有畅通的联系沟通渠，国际贸易仲裁是法定的国际贸易仲裁机构，历史悠久，很有影响力。要充分发挥贸促会的非官方特质和国际商会渠道，直接组织企业到投资地进行面对面洽谈，加速企业走出去步伐。

（五）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

当前急需出台的政策和措施有：

1.完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首先是进一步完善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担保平台，提升平台资金实力，更好地为浙江中小企业“走出去”做好担保服务工作。其次可以参照日本经验，按照市场原则，在尊重企业意愿的前提下，组建企业和政府共同投资的境外投资基金，全面加强境外投资的金融支持。

2.加快服务平台建设，增强服务能力。组建省统一服务平台，重点帮助浙江企业了解投资目的国的政策环境，及时做好适合浙江企业的优质项目与企业的对接工作，做好法律、会计、税务等方面的服务。发挥国际商会、省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省境外投资企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发挥96357呼叫平台咨询作用，建设一批设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建立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数据库，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3.继续优化“走出去”跨国经营的政策环境。首先要落实核准改备案的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备案效率；其次要进一步加快财税改革和放松外汇管制，跟踪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研究制定本省的相关政策，解决双重税负、亏损抵免和资金来去自由问题；加强双边投资谈判，全面优化境外投资政策环境，特别是境外园区建设的政策支持。

4.加强培训，提升跨国经营的能力。组织跨国经营企业进行法律、财务、劳工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做好跨国经营管理的人才储备、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提升企业自身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承受当地劳动力、原材料成本波动的过多影响。

5.加强对“走出去”的风险防范。一是要借鉴日本经验，探索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放松准入限制，吸引更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展海外投资保险，提高保险市场水平，完善保险产品设计，为“走出去”提供更加完备的保险服务。二是引导企业加强风险防范。引导企业做好目的国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调查，做好具体项目前期风险评估和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监管，用好保险工具。三是政府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大风险处置力度。政府和商会要探索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工作体系，定期发布风险预警提示，开展相关风险防范培训工作。在个案方面，国家层面要加强双边交涉，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及领事保护等工作，尽量挽回企业损失。

6.加强制度建设。一是跟踪国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修改进程，制定浙江对外贸易和投资促进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依法推动和保护浙江企业走出去。二是完善对各设区市的考核约束，将企业走出去情况列入各设区市综合考核内容。

（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