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中，始终有一样东西伴隨着自己，决定着自己的进步、成功与荣辱，那就是档案。我一生的工作中，既受过档案的害，也得过档案的好，并且还分管过多年基层单位的档案工作，深知档案的优势与弊端。

1971年春，高校恢复招生，当时采取推荐选拔的办法，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下乡插队后因为表现好，担任了黑龙江省莫旗兴隆公社前新发二队的政治队长，在公社第一批上报的推荐名单中，自然就有了我的名字，输送的院校是赫赫有名的浙江大学。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剔除，失去了推荐上学的资格。

我心中不服，就赶到旗知青办查问。知青办主任说我档案中写着父亲在“文革”中曾被隔离审查，未有组织结论，所以政审不过关。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1953年曾任永康县人民银行会计股长，是非党人士，“文革”中曾被诬陷，不过1971年已经“解放”。我知悉情况后，立即拍电报至父亲单位———永康县财政金融局，局长徐荣堂是位老八路，马上回电知青办，说明我父亲已结束审查。但知青办主任告诉我，当年招生已经结束，只能等明年了。那时，类似我这样受档案影响失去入伍、入党、升学等资格的人数不胜数。

1978年9月，我从黑龙江调回浙江省东阳县南马第二中学工作，三个月后，被选拔进学校领导班子，担任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和校长室秘书。一些人不服气，在背后嘀嘀咕咕，说才进单位三个月就提拔不合理。时任南马二中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