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彦英

2010年10月前后，我的两位兄长眼底先后出血，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见眼睛里有一轮红太阳。

我这两位兄长，一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我叫他老师；一位是宽厚善良的老领导，我称他老兄。老师的大儿子在北京做证券，腰缠万贯，经和父亲协商，决定在协和医院为他父亲做手术，并且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当年为毛主席做手术的专家，期望他出马。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就像吞下了一颗小型定时炸弹，紧张得很。毛泽东主席已经去世多年，为他做手术的医生起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医生本人的眼睛应该起雾，手也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准确掌握机械，怎么能让他做手术呢？但是为毛泽东做手术的医生，还是按时为我这位兄长做了手术，做得很成功，并且用了高科技，以细小的激光束，把出血的毛细血管结扎了，只留下已经出血的部分，让它慢慢吸收。

一个多月后，我见到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一层是他原来的近视镜，一层是加上去的墨镜。老师揭开墨镜让我看他的眼睛，说治疗百分百成功，但是从此以后，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而且这副墨镜，在光线稍微明亮的地方，必须戴上。老师说到这里凄然一笑：“这就是古人说的畏光羞明。”

另一位官员老兄，等着我老师的手术结果，如果好，他就去做。他的夫人是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坚信人能自我修复，不要急于手术。于是，当我的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从北京回来时，他眼底的出血已经被吸收，他照样和我们喝酒，大声划拳，让我们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