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才

摘要：为了探讨16世纪中西文化表现出来的追求爱情、反封建思想、争取婚姻自主的思想共性，文章从分析比较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女性题材的剧本入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正是从人文思想这个独特角度出发来揭示女性问题、性别关系问题，也正是凭其对人性的提升和基于女性发现的这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理想，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能够在历史的长河里，超越时代而具有永久的文学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汤显祖;莎士比亚;人文思想：女性题材

关心重视女性命运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诸多戏剧作品的共同特点。他们都塑造了一批有深度、反抗思想、有人文气息的女性形象。尽管他们笔下的女性充满着矛盾性和多元化，可是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女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因此笔者认为关心重视女性命运、关注性别主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家反思人性、崇尚自由、歌颂人文理想的立足点。比较阅读他们的女性主题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正是立足于人文思想这个独特角度，来发现并揭示作品女性问题和性别关系问题，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人的位置”，就不可能有“女性的位置”，同样的道理，不关注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我们也就无法从客观、全面的角度来思索人性，这或许就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1]。

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女性主题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一）汤显祖和《牡丹亭》

作为“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不但成就了汤显祖以“临川派”这一历史流派在我国戏剧史上的地位，而且汤显祖凭借此剧也确立了在东方剧坛上的巨大影响力，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牡丹亭》的女性主题不仅集中体现在女性意识觉醒这一层面上，尤其是其所代表的人性的觉醒及人的战斗精神。杜丽娘喜爱自然、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她外表看似柔弱，其实内心充满着对人间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由于她出身官宦之家，因此她所受到的束缚更严重，封建礼教压迫的现实更残酷，她恋爱不得而内心苦闷，既然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她就只得到梦中去追寻。故事中由梦而死、由死而生，在这一奇幻的情节中，杜丽娘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无论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她无时无刻不在为情而战、为青春而战、锲而不舍地抗争着封建礼教，可谓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二）莎士比亚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早期的一部爱情悲剧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尽管该剧不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别林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是戏剧界的荷马。莎士比亚在其剧本中，自始至终能将生活和诗歌的全部要素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成为一个内容无限而形式宏伟的活生生的整体。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起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古老传说，尽管这个故事被不同国籍的作家们采用过、创作过，然而，在莎士比亚笔下，这个古老的传说更具有光辉的艺术生命。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是世仇，他们虽然彼此相爱，但却无法喜结良缘，最终为了神圣的爱情，他们双双殉情。这不但体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如此短暂的生命向世人宣告了爱情的崇高和伟大、青春的美丽和美好。

二、《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封建性及人性光芒

尽管这两部剧本诞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土壤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主题：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美好幸福的爱情而反对封建制度，两部剧本的女主角杜丽娘和朱丽叶在爱情婚姻中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并争取自由的思想贯穿着整个剧本，同时她们高贵的品质，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的光芒。

《牡丹亭》一剧中向读者展示了杜丽娘这样的生活环境：封建礼教气氛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她，她几乎与世隔绝，在深深的庭院之中、在寂寞的閨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着青春慢慢流逝，但她却毫无办法、无能为力，只能不由自主地，无奈地把炽热的感情、青春的欲望压制在心底。她强烈抵制着所谓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渴望勇敢、积极地追求个性解放。她试图大胆地寻找、追求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生活。虽然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但她坚定执着地反抗着父母及其老师要求她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典型的封建妇女。她热爱大自然、追求人性美好、向往自由、珍惜青春，并把这一切付之行动，因此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反抗封建礼教束缚，以求获得美满、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剧中有这样几段唱词：“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怨.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这些充分表现了杜丽娘热爱大自然;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毫无疑问是对立于传统封建体系的。在善良与美好的杜丽娘这样的歌声里流露出为了追求真正幸福的人生，为了坚决反抗封建黑暗，她置生死于不顾，义无反顾地冲破一直束缚她身心自由、阻止她追求青春、理想的封建礼教的藩篱。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序幕中写道：“两家门第相当的贵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染。是命运注定着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他们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4]由此可以看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生活在腐朽的封建家庭环境里，偏狭、愚昧、循规蹈矩的封建家长是扼杀这对敢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恋人的利器。该剧热情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着和忠贞，他们用生命控诉了腐朽、专制的封建家长制;用年轻的生命控诉了令人窒息的西方封建社会的道德观。

三、人物艺术形象折射着人性光芒的人文精神

汤显祖一生所追求的人文思想、关注人性的理念最终催生了《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杜丽娘这一光彩夺目的形象其实就是汤显祖一生反封建、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和浪漫精神世界的具体体现。

《牡丹亭》一剧的魅力体现在：大胆热烈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强烈反封建家长制、反封建礼教及封建婚姻制度的满满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一社会新思潮与封建思想是势不两立的，并最终以传奇方式冲破了旧势力的藩篱。汤显祖在《题词》中所写：“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2]”杜丽娘渴望爱情的复杂内心世界在《牡丹亭---写真》一场中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如春香评说杜丽娘的自画像：“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似空花水月.影儿相照。只少个姐夫在身旁。若是姻缘早，把风流女婿招，为什么美夫妻图画在碧云高！ [2]”杜丽娘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应：“春香，咱不瞒你，花园里游玩之时，咱也有个人。[2]”作者用白描手法，平白直叙的寥寥数语，不但塑造了杜丽娘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青春、珍惜青春、热爱生活，敢于大胆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新女性形象，而且控诉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对女性自由的禁锢、束缚，狠狠地鞭挞封建礼教对女性追求自由和新思想的遏制。《牡丹亭》不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反对禁欲主义，宣扬合理人性和欲望的文学作品，其中许多诸如此例相关内容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似乎早已被时间老人遗忘，然而，《牡丹亭》却被历史所眷顾、拥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其实这与汤显祖善于借助东方宗教文化、巧妙地进行艺术加工及艺术再创造，彰显个性，提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牡丹亭》充分反映了汤显祖的世界观和思想精神，借助老庄“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探讨人的本性，张扬个性主义，追求思想解放，因此该剧本有利于我们在多重文化视角下对汤显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誓死捍卫爱情的勇气已经演变成东西方青年追求自由爱情的化身。他们已成为真爱无敌的代名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真爱的激昂充分地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身上体现出来了。真爱可以是飞蛾扑火、凤凰涅槃，可以面对所有的敌视，真爱可以不怕牺牲、可以战胜一切。朱丽叶的爱特别真实，她大胆而奔放的爱显得如此健康而又真切。为了爱，她敢于冲破她周围的一切黑暗。她说“幸亏黑暗替我罩了一层面幕.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羞愧的红晕。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可是这些虚文俗礼.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顾了[3]！”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但这部作品却兼具诗意爱情和浪漫色彩，和苦难、灾厄联系在一起的爱情，才有可能超凡脱俗，才有可能显示它的神奇的姿态和梦幻般的色彩。爱情震撼灵魂的力量必然来自于悲，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一部爱情悲剧。这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寄托人文主义理想的艺术形象。莎士比亚将这团象征美好爱情、青春气息的永不熄灭熊熊烈火烧毁了几百年来封建礼仪的西方王国，为无数追求幸福爱情的青年男女，尤其是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大胆、勇敢、坚强、智慧地追求美好爱情的女性青年塑造了光彩夺目的形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死恋情，就是一曲蓝色生死恋——惊天地而泣鬼神，如此纯洁、高尚、悲壮的爱情，使得千百年来人世间无数世俗的爱情显得黯然失色。

总之，这两位戏剧家剧本中的女性形象颠覆了同一时代其他剧作家作品中女性的形象。两位作家对女性的关注已深入到女性生存的内在世界。笔者认为汤顯祖和莎士比亚对女性的认识、全新剖析已进入了人类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已形成了“重新综合、审视女性价值的场所”。

参考文献：

[1]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现与性剐意识[D].苏州大学，2006，04.

[2]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wiUiam Shakespeare.Th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New York[M].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66.

[4]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