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老摄影家翁乃强自1964年分配到《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起，拍摄了大量的专题，记录了20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为历史留存了大量宝贵的影像资料。近日，我们从翁老那浩如烟海的影像中，选取了一组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广州的图片，以一斑窥全豹，看看那时的社会风貌，聊聊那时的拍摄状态。

这组关于广州的专题，是我在1987年拍摄的。1978年底，我们国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因为广州是前沿，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去拍摄那儿的改变。1987年，当时深圳蛇口的一个朋友来北京，和他聊天的时候，了解到蛇口工业区会有公司化等新的举措，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之前一直想拍摄关于改革开放的专题，就决定去走一趟。

当时坐着火车到了广州，在一个招待所住下后，就开始到街上四处走，去寻找新鲜的事物。因为我有家人在广州居住，所以以前也曾经来过，那次采访去了之后，就会和以前的情景作比较：以前冷冷清清的地方变得很热闹了，公园里老人在悠闲地看着报纸，带着孩子到公园玩儿的人、茶楼里喝茶聊天的人也多了，白天鹅宾馆等高级饭店也都建起来了。同时，物资丰富了、买东西也方便了。我爱人的姐姐，曾在一个贫民区——糟米栏住着，早期去的时候想买东西很难，但那次采访再去，那里已经变成了早市，每天人们摇着船就到那里做买卖，肉类、蔬菜、花卉……一派很热闹的情景。快过年的时候我还去拍了花市，很多人买金橘回家，因为金橘在广东话的发音里有大吉大利的含意，从老百姓的脸上你就可以看出，那时大家的心情很轻松，希望大吉大利，追求发展。

拍摄的过程中，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广州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到处都在修路、铺管道、盖楼、修高架桥，路边都是挂着那种工人建设的巨幅画，一派火热、活跃的场景。

这组专题的拍摄，主要是为我工作的杂志——《人民中国》供稿，我们杂志有专栏，需要自己的记者就一个题目去深入采访、拍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到处找有意思的题目，比如从报纸上看到一个题目觉得很好，那就自己去找、去深入挖掘。我拍广州这个专题，在那住了大概一个多月，一直到快过年时拍摄才结束，并不是每天都在拍摄，而是会有很多时间到处走走看看、了解一些信息。我们那时的采访不是说一两天就结束，都会持续一定时间，去拜访一些当地朋友，了解一些更深入的信息。

《人民中国》当时还是很放得开的，做了很多期有意思的内容，什么 “丝绸之路”、“长江万里行”、“京杭大运河”，“南北大陆桥”……1983年那部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就是看了我们的“长江万里行”专题才做的，我的同事沈延太跟着长江考察队考察长江，从源头一直走到出海口；刘世昭骑着自行车一站一站从北京到杭州拍摄采访京杭大运河，做出了专题；金伯宏与总编辑车慕奇沿着古丝绸之路进行摄影采访，在《人民中国》连载后被日本讲谈社集成出书。

我们那时当记者，真是完全凭着一种革命热情，要为祖国做出一番事业来，拼命地干！要办好对外宣传刊物，让国外的读者了解中国。从领导到下面的记者，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那时我们采访不怕艰苦，到哪就是先找到当地招待所住下，再找对外宣传的部门，听他们简单介绍下情况，然后就自己去采访了，和农民一起下地、住地窝子、吃一样的饭……完全不像现在，那时候苦着呢，就是自己“找事儿”。当记者嘛，尤其那时年轻，一有事儿就拿着相机冲出去了，什么都拍，晚上拍照也是常事儿，我记得在北京白塔寺下面有个卖饮料的摊位，晚上灯光一打，照着那些瓶瓶罐罐很漂亮，我一看没人看摊儿，就拿起相机来拍，结果里面腾地站起一个老大爷，很警惕地问：“干吗的？！”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画面看着挺好看的，就拍下来。”哈哈哈。

现在，遇上了好时代，什么先进设备都进来了，器材的问题解决了，就要想想如何引导大家拍出好作品了，怎么在这么广泛的摄影基础上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摄影人才，拍出更多高水平的摄影作品，这是很重要的！

要多拍、多拍生活中好的一面，可能那些落后的东西会让人感到刺激，但还是要多看光明的一面，多反映真善美，从而改变那些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