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雯

华润贺州循环经济园不仅是产业扶贫的范例，也为传统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范式。

广西贺州市位于湘、粤、桂三省交界之处，风景秀丽，却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

2008年以来，广西进入经济建设高峰期，大批能源、化工和基建项目上马，给自然环境带来压力。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郭声琨表示：“作为全国唯一的生态基地，广西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否兼顾？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首家循环经济园就位于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自建立之日起，该园区就担负着帮扶地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

2013年，贺州循环经济园示范区正式落成，由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牵头负责，囊括电厂、水泥厂和啤酒厂三个业态。

循环经济指的是，利用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将上一家的产出废料变成下一家的原料，从而减少对外环境的整体排放。

2014年，贺州循环经济园实现协同效益超过6000万元，减少排放数百万吨的污水、粉尘和废渣，被国家四部委联合评选为“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

“华润带来的不是环境恶化，而是良性发展。”富川县委书记廖立勇评价说，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模式，富川就会挖山、破坏环境;如果没有华润进驻，没有财政支撑，其他产业也不会来。

“如何发展傻、大、笨、粗的传统高能耗行业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而华润集团在贺州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遇到了瓶颈和麻烦。”华润集团董办的副总监朱虹波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称。

“三厂合一”的产业扶贫方案是华润集团为贺州量身定做。

“三厂合一”的原始森林

华润贺州循环经济园四周大山环绕、园区内遍植绿树，华润电力（富川）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贺州电力）、华润水泥（富川）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贺州水泥）和华润雪花啤酒（广西）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贺州啤酒）三个工厂比邻而居。

鳞次栉比的厂房和管道设施之中，各类产品的交互流转有条不紊：电厂产出的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和啤酒厂产生的废硅藻土，被送往水泥厂作添加剂;啤酒厂产生的酵母泥和硅胶体，被送到水泥厂高温烧掉，消耗的水和蒸汽则由电厂提供，产生的废水再返回电厂使用。

最后，三个厂的工业垃圾和园区内的生活垃圾，都由水泥厂综合使用和处理。

“企业产品互为上下游，业务就循环起来了，排放也减少了，还可以节约土地和行政办公资源。”朱虹波说。

他介绍，“三厂合一”的产业扶贫方案是为贺州量身定做。

贺州循环经济园的可研报告显示，如果园区内的三家企业单独运转，产生的废弃物根本无法内部消纳。

例如，仅仅华润贺州电力一家，年耗煤就超过四百万吨，耗水近两千万吨，再加上华润贺州水泥和华润贺州啤酒，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灰、渣、脱硫石膏和酵母泥等废料。

这些废料都需堆放到灰场或者进行填埋，不仅耗费大量土地资源，并且一旦暴露到空气或者渗入地下水，对环境危害极大。

然而，三个厂房“循环”起来，废热利用效率就能从2%提升到15%，固体废物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80%以上，固体废物的集中处理率达90%以上。同时，每年减少污水排放三百万吨、二氧化碳和粉尘数万吨。

可以对比的是，国内也有不少经济产业园由“煤炭+发电+铝冶炼（铝加工）”构成，虽然也被称为“循环经济园”，但是这种模式的业态相关性强，组成结构单一，风险承受能力较弱。

目前，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华润贺州电力的盈利也在下滑，但是华润贺州啤酒和华润贺州水泥的形势却不错，尤其水泥的辅料价格高涨、盈利倍增，大有取代主产品的趋势，而水泥也在往混凝土行业转型。

“我们是把建筑业、能源和消费品都捏在一起，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华润贺州电力总经理左俊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原始森林里的树种是杂生的，它们自然的契合在一起，具有顽强生命力，抵御经济周期的能力也更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贺州循环经济园的大门看到，厂房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申请进入参观，实时的排放指标就放在门口，方便村民监控。

协同增值何来？

数据显示，2013年，贺州循环经济园实现协同经济效益7660万元，2014年为6514万元。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具体来说，园区电厂向水泥厂供应脱硫石膏，因为距离近，运输更方便，每年可以节省水泥厂约一千万的生产成本，相应地，则为电厂节省数千万的征地和防渗处理费用。

同时，电厂和水泥厂统筹调配和消纳粉煤灰，电厂利用水泥生产的脱硫石灰石粉，每年节省成本数千万元。另外，集约化生产之后，土建、安装以及污水处理等费用都大幅降低。

“企业间变废为宝式的循环和协同的生产方式是关键。”左俊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三个厂的生活区也是统一规划的，生活公共服务配套和福利设施也都是统一建设。

但2015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贺州循环经济园的发展也遇到难处。

例如，贺州市经济体量较小，产业种类不丰富，市场承载能力有限。在GDP增速放缓之后，贺州水泥厂的产量下滑，消纳不了的粉煤灰、炉渣就要寻找其他途径解决，比如运往周边地区和城市进行销售。

另外，根据目前的电力政策，发电厂不能私自向用户供电，华润贺州电力投资千万建设的输配电线路只能闲置。

“我们正在申报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业务的试点项目。”9月2日，左俊杰刚刚从广西能源局驱车返回，“谈的不错！”按照测算，如果申报“直供电”成功，每年可以节省水泥厂和啤酒厂2300万元电费。

总体而言，多产业、复合型的循环经济园不受地方资源约束，复制起来更为容易，只要能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每个地区都可以寻找和构造自己的循环经济价值点。

但难处在于，不同的产业往往分属不同的公司，一旦涉及到利益、成本的分配，彼此之间很难协调，这时就需要一个企业来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或者由政府出面牵头。

“虽然三个厂子都属于华润集团，但我们不用行政指令进行分配。”左俊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不论园区内部的粉煤灰等产品的买卖，还是电厂给啤酒厂供热，都要先向社会招标，由市场来定价”。

也就是说，从管理上看，三个厂独立运作、单独考核，但有一个协同办专门负责处置和协调三家各自的利益。同时，富川县政府也在园区内配有三间专用办公室，每月开一次例会。

“循环经济园区一定是开放型的。”左俊杰强调，只有用市场的规则运营，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业来加盟，而循环经济园区的规模做的越大，协同效益就会越高。

升级“社会大循环”

做大循环经济园的规模，也是经济增幅放缓后，企业被倒逼着降低成本、寻求经营突破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此前富川县政府也有担心，会不会工厂做起来了，资源拿走了，污染却留下了，对本地就业和经济发展贡献也不大？

“结果我们来了之后，周边都火了，农民的运输业兴旺了，房地产兴旺了，商务往来也多了，周围小餐馆、小超市一大堆。”朱虹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原来冷冷清清的富川县，现在像个繁华的小城市。

2015年，贺州循环经济园的总产值为23亿元，占富川县的51%，全年共缴纳2.53亿的税收。

在“十三五”期间，华润贺州团队的目标是在贺州市打造全社会的循环经济体系。

左俊杰称，今后要做社会大循环、做公益性电厂，要依托物联网、智能电网等新技术、新思路，把贺州打造成新型的智慧城市。

《关于华润集团望与贺州市政府合力打造贺州华润新城相关事宜的函》显示，未来贺州循环经济园要纳入大理石基地这个千亿级项目，打造贺州市的固体废物循环处置中心。

“富川水泥旋窑的燃烧炉高达1400度，它释放的各类排放物完全低于国家标准。”华润贺州水泥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15年，华润集团与贺州市政府商议，由华润贺州循环经济园负责消纳市内的大理石和碳酸钙这两个千亿级产业以及有色金属加工产生的大量固废。

截至目前，贺州循环经济园的年处理量（固废和垃圾）已达80万吨。

此外，华润电力还计划投资百万，在富川县建设新能源基地。“第一步先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光伏小电厂。”左俊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火电厂周边的荒山正在测风，要建设小型风电场。

第二步要实现并网，把华润贺州火电厂改造成“风、光、火互补”的综合能源供应商，“再据此介入光伏扶贫，做农光互补，上面是太阳能板，下面是蔬菜大棚。”他说。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积极培养市民的环保意识，建设垃圾分类体系、物资回收和领用体系等配套制度，也要负责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协调。

朱虹波称，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做循环经济迫切需要寻求突破和发展，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也可以借鉴华润贺州“三厂合一”的经验，抱团“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