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文化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一度受到学界的推崇，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作为一名重要的文化史专家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关于彼得·伯克研究的分析，来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认为从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中可以看出，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方法去看待一种新的编纂体系，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融入或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一时间在国内史学界声名鹊起，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则连篇累牍，其中自2001年以来以新文化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就达到了683种之多，[1]其中关于新社会文化史的一年就有44种，译介的论著有百余种之多。同时，对国际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在叙述过程中试图爬梳、分析和探求新文化史的基本特点和编纂方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者的新文化史研究心态，本文将以国内彼得·伯克研究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

1 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作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在国内的史学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以理论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关于新文化史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理论特点的评述更是占据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相关研究把新文化史形成的背景归结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共同影响，周兵还讨论了历史叙述主义以及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史学研究和新文化史的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认为西方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即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以及史学研究对象向侧重文化分析与文化因素的转向。[2]张仲民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些弊端，他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应该排斥宏大叙述。[3]丰华琴的研究则是转变了前两位学者的论述，但她也仍以该四种理论发展背景调整为其具体的研究形式，她认为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是指“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研究对象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并點破了新文化史研究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三个重要思路，即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历史解释不应受到解释“范式”的制约。[4]吕杰摒弃了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从话语分析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合法性出发，去分析新文化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属性，认为新文化史在那些理论背景的推动下成了代表历史学典范转移的一种话语。同时，在其实践过程中又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维系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不断调整文化的定义，调整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新对客观性的理解，从而实现由偏重解读符号体系的意义转向将符号与实践相结合，社会研究与文化分析的结合，重视虚构背后的建构过程。[5]王亮将新文化史的“新”简单地归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书写方式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6]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性研究也逐渐陷入一种“叙述性范式”，从介绍新文化史的概况到追溯新文化史产生的背景，再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特点，最后归结到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而对在新文化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物研究则相对灵活一些。

关于娜塔莉·戴维斯女士与新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开始由起初的文本分析开始转向观念的探讨。周兵对《马丁盖尔归来》的形成和文本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新文化史研究特点与方法，[2]夏小娜则突破了这种分析方式，以戴维斯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有关妇女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戴维斯的妇女史研究是如何充分地体现她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思想。[7]关于新文化史范式形成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是学界梳理新文化史形成的一个重要方法，梁时英详细介绍了吉尔兹的著述历程、解释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案例，通过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和考察若干新文化史家代表作，以期系统梳理吉尔兹对历史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和启示。[8]张茜梳理与分析布尔迪厄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工具，通过考察布尔迪厄思想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布尔迪厄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理论观念上，其早期在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对文化概念与文化分析方法的重新解释以及他的实践理论和反思性立场等都给新文化史家提供了一个探究历史的独特的理论视角，指引他们走向了新的方向。[9]此外，还有关于林·亨特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从文本研究到其思想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研究。①

新文化史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范式”和代表人物，有些学者开始探讨“新文化史”对其他学科研究应用的可能性，如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文学、文学史、文学研究的现状，邓金明认为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0]教育史的研究，[11]明清、民国社会史、城市史等中国史研究[12，13，14，15]也开始意识到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还有研究涉及近年来国内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16]

2 彼得·伯克研究

彼得·伯克作为英国乃至国际史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随着其1999年的到访，开始将“新文化史”第一次带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三校进行了巡回讲学。随后，他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采访，形成《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17]一文，而他撰写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也于同年登载于《历史教学问题》。伯克的中国行，在推动中国史学的“文化转向”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于他的研究并没有随之兴起，而是在出现在十多年之后，2012年蔡玉辉的《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出版，使得国内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大陆关于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已有十几种。

关于彼得·伯克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彼得·伯克的历史观，蔡玉辉将其归结为中和、建构与多维三个层面，体现了大众化、平民化和多维性的特点。[18]这个观点在其研究成果《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即彼得·伯克的史学观中的“中和观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中包含了对大众化、日常化的追求；建构观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意识，包含着对熟习化的否定，对‘约定俗成的否定，对新意的追求；多维观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包含了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否定，对多元文化的追求。”[19]其书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论述传统文化史的流变，不同文化史观的举证与论析，以及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与史学特征，借此阐明新文化史较之传统文化史所体现的问题域的变与不变，很难说是一本关于彼得·伯克研究的专著，笔者在此不予深入分析。武玉红成果的聚焦点相对更集中一些，她比较了彼得·伯克对新文化史和文化史的早期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目前新文化史研究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即文化建构理论、文化的定义尺度、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增多和碎片化的危险。她进一步指出了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20]这些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基本上理清了彼得·伯克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观点。

在彼得·伯克看来，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和符号性，“历史史料载体的语言特征，史料记载者、传抄者和解释者的主观性，时代变迁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文化意识、观念、概念、形象、性别特性、阶级、民族、种族、種姓、氏族、部落等术语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如欧洲中心观念就是西方人的一种建构。”[21]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亦是如此，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过程中，以蔡玉辉的《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为例，文章一开始便对彼得·伯克的形象作了一个简要的描摹，他“思想深刻，温和平实，但眼光敏锐，且博闻强识，视野开阔。……撰写史学著作26部，发表专题学术论文269篇（截止到2010年7月）。这些著述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18]这便使得读者对彼得·伯克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这位学者人还不错，研究功底深厚，研究成果丰硕，且影响力很大。接着，作者便开始追溯彼得·伯克的成长史，“多元”与“优异”是这一部分的主题词。继而作者开始对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做了一个论述，这部分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基本上是彼得·伯克自说自话，在4500字左右的论述中有将近70%的论述转引自彼得·伯克，其中直接引用达到了62.43%。作者论述的方法以陈述为主，而其中鲜有的一处比较研究中却没有给出参照物，而对参照物的描述更是无迹可寻。最后作者对自己的陈述进行了总结与延伸，分析了彼得·伯克的研究成果受到追捧的原因，即彼得·伯克平等中和的价值取向。其对各种文化的广泛了解也许来自于掌握多种语言带来的便利和其清新简洁而略带幽默的论述风格。这个评价体系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对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纂写最终没有扭转到一个批判性研究的高度，当然，作者对彼得·伯克的历史观的陈述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彼得·伯克新文化史思想与实践的编纂过程中的另一种方法便是批判性的研究，刘华对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的译著却使我们对彼得·伯克的认识更进一步。彼得·伯克在文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22]

3 结语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史学界，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波澜，与台湾史学的研究相比，便可一目了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研究员所言，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对个别人物的叙事性描写手法与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方式和故事建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便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西方新文化史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哪些更加可取的成分，新文化史研究者如何去编纂自己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则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形式。从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中可以看出，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方法去看待一种新的编纂体系，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融入或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在史学研究中只能处于“失语”的地位。

此外，关于新文化史的编纂过程中，对于“新文化史”和“新社会文化史”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习惯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虽然很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在面临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会因人而异地偏向于选用某一个术语来编写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以后再论。

注释：①如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J]. 史林，2007（04）：170-182+91.李杨.法国共和政治文化下的家庭罗曼史——林·亨特之性别化阅读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构[J].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10）：21-22.丁敏.林·亨特新文化史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但其研究成果仍然比较有限，难以作进一步的准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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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J]. 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0（3）.

作者简介：张龙（1988—），男，上海大學世界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