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望龙

【摘要】本文利用1952-2013年的数据，对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和劳动力产出效率的提高均对农民增收具有明显地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在短期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在滞后一期对农民收入表现出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发现，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对农民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最后就经济结构变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结构变化 农民收入增长 产业结构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当前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而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从而使得对农民增收的相关研究显得广泛而深刻。

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比1978年增长65.6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倍，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78-2013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就产业结构而言，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为28.2：47.9：23.9，而到2013年这一比例变化为10.0：43.9：46.1，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标志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正朝着现代化产业结构方向迈进；需求结构方面，2013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1%，比1978年下降11.1个百分点，当前消费不足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吴敬琏，2011），需求结构失衡已成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并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陈斌开等，2014）；再看要素投入结构，2013年，资本产出效率为2.15（每投入一单位的资本能产出2.15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下降0.47，这表明我国的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导致的效率低下，用高投资来支撑的高速度或者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吴敬琏，2014）。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消费应汇小溪成大河，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消费占GDP的比重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水平，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因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促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关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2.9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重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就成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焦点，也进一步成为需求结构转变的关键。农民收水平的不断增加将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需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而需求结构的变化势必要求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农民增收和经济结构变化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必须得到实证与解释，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合理路径。

Brian C.Briggeman（2007）研究了政府农业补贴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通过提高补贴可以显著增加农场的收益，从而使农民离开农场劳动的可能性降低，减少了农民的非农收入，进而提高农业收入，Johnson（1991），Gardner（1992）研究均表明增加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Iddo kan，Ayal Kinmhi & Zvi lerma（2006）研究指出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改善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Mincer，2001；Schultz，1990；Becker，1987）。Robert（2007），Khan MA，Akhtar MS（2015）实证研究了自然条件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农民收入一般较低。以上研究中的实证数据均来自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基于政府政策、人力資本投资、自然条件等视角，研究了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这对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

就国内而言，除了研究政府政策、人力资本投资、自然条件、金融等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外，近年来逐渐有学者从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出发研究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耿明斋（2002）、王凤山（2005）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阻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变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叶文辉（2003）指出在通过变化农业产业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实施有区别的农业结构变化战略。杨烨军等（2008）的研究发现，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民增收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加快了农民收入增长。赵晓锋等（2012）利用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结构变化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卢宁（2013）研究发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灰色关联度较高，工资性收入低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以上文献研究了农村经济结构、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并未体现出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研究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并试图找到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经济结构变化相关变量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基于此原因，本研究为了便于实证检验农民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化各指标水平值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中设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民收入、经济结构变化两个方面。对于农民收入的资料，我们选择中国1952-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FI）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图1显示了1952-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走势。关于中国经济结构，本文中仅考虑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对于产业结构结构的度量，根据干春晖（2011）年的研究，我们选择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TL）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TS），在图2中用两条虚线标出。对于需求结构的度量，本文选择消费投资比（消费占GDP的比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文中用CS来表示，图2中用虚线标出。对于要素投入结构，本文选择资本产出比（GDP/资本形成总额）和劳动力产出比（GDP/劳动力总人数），文中分别用LA和CP表示。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 年到2014年历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

（三）实证分析方法

为防止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研究中我们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一阶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确定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种经典方法。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协整的，把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利用最大特征值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协整检验（JJ检验）法得出的协整关系与最大特征值检验得到的协整关系是否一致。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之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间长度的确定。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确定各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本研究运用stata11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取对数后用lnFI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取对数后分别用lnTL与lnTS表示。消费占GDP的比率与投资占GDP的比率之比取对数后用lnCS表示。劳动力产出效率与资本产出效率取对数后分别用lnLA与lnCP表示。检验后发现lnFI、lnTL、lnTS、lnCS、lnLA、lnCP均为非平稳变量，通过对上述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分别用△lnFI、△lnTL、△lnTS、△lnCS、△lnLA和△lnCP表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经过取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除△lnF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之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这说明时间序列数据lnFI、lnTL、lnTS、lnCS、lnLA和lnCP都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分析

由于以上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本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一种检验方法，由于VAR模型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先确定协整检验的结构。根据AIC准则和HQIC准则可以确定lnFI与lnTL、lnTS、lnCS、lnLA和lnCP的最优滞后期为2；同时LM检验表明滞后期为2的VAR模型的残差序列为白噪声，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建立的模型较为理想。检验得到的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lnFI与lnTL、lnTS、lnCS、lnLA和lnCP这六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消费投资比、劳动产出效率与资本产出效率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第一个协整向量进行正则化处理，由于lnTS在第一个协整方程中系数太小，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我们得到lnFI与lnTL、lnTS、lnCS、lnLA和lnCP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659，-1.9013，-0.9611，2.4403）

其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lnFI=0.0659lnTL+1.9013lnCS+0.9611lnLA-2.4403lnCP （2）

（0.0901） （0.4662） （0.0254） （0.6835）

（0.7300） （4.0800） （37.8100） （3.5700）

上述方程表明，在1952-2013年所在的樣本区间内，lnFI与lnTL、lnCS、lnLA和lnCP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中可以看出1952-2013年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与农民收入均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而资本产出效率与农民收入之间则表现出负向作用关系。这表明1952-2013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消费与投资比的下降和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都是有利的；而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在1952-2013年期间，显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不利因素，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大规模的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却明显地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lnCS的系数为1.90，表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消费投资比的系数下降1%，则农民收入将增长1.90%，即意味着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的下降反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近年来，由于投资增长的速度快于消费增长的速度，导致消费投资比不断下降。投资持续而快速地增加，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新的工作机会被越来越多地创造出来，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使得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增加，从而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持续改善，同时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多，这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对土地的需求，而由于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我国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农民，不论是农地转向工商业用地还是转向基础设施用地，土地的使用者都得按土地市场价格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lnLA的系数为0.96，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产出效率提高1%，则农民收入会提高0.96%，这表明我国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断增加，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4%，达到4.28%，2013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攀升为4.30%，国家对教育支出的力度不斷加大，一方面使得全体公民科学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多，有条件接受更加优良的教育，促使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原有的产业体系将会面临更为优化的转型升级，这也促使从业者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以便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使其收入不断增加。

lnCP的系数为-2.44，意味着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产出效率每下降1%，则农民收入会下降2.44%。表明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会严重抑制农民收入增长。伴随着资本形成总额的稳步增加，农业资本形成总额也逐步提升，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农业从业人员将进一步减少，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农业部门农业资本存量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之比的上升（该过程亦被称为农业资本深化）。罗浩轩（2013）研究表明农业资本深化速度与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呈负向相关关系，也导致了以农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农业投资效率下降。尽管如此，农产品产量却出现了持续增长，但是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却并没有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减少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进而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

通过分析发现，误差修正模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通过检验，误差修正项ECt-i=0.0659lnTL+1.9013lnCS+0.9611lnLA-

2.440lnCP。该实证模型的R2=0.8305，表明模型的样本拟合度很好。误差修正项的系数λ=-0.1236，其在10%水平下统计显著，符合反向修正的原则，说明在短期内中国农民收入可能偏离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消费投资比、劳动力产出效率和资本产出效率的长期均衡水平，但由于纠正速度的绝对值较小，因此这几个变量的短期自我修正过程是围绕长期均衡波动缓慢衰减而趋向长期均衡过程。由于lnTL、lnCS和lnCP在模型中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短期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消费与投资比的下降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lnTS和劳动产出效率lnLA在模型中系数都是显著的，并且系数都为正，这说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在滞后一期对农民收入表现出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在长期则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对农民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证结果显示，在1952-2013年的样本区间内，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从协整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和劳动力产出效率的提高均对我国农民增收具有明显地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也对农民收入表现出积极作用，只是其影响不显著；而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而在短期内，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消费投资比的下降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劳动力产出效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地正向促进作用。结合长期和短期的结果还可以发现消费投资比的下降对农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奋斗目标，结合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配套相应的就业政策，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同时应促进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协调发展，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结合我国的国情，当前应制定有利于农业从业人口向服务业转移的产业和就业政策。第二，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和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尤其是要加强农村地区教育投资和教育改革。加快发展农村地区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推广，同时在农村地区树立人力资本投资理念，让农民有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增加对农民健康和营养的投资，这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王引等，2009），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现代农民，以促进我国人口红利进一步释放。第三，完善农民土地确权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流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冒佩华等，2015），加大耕地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力度，以便加快农民土地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行交易，这既可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农民由于将自己的土地进行流转，其自身还可以在城市打工或做生意，同时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或经商收入。第四，为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当前应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融资体系，继续加大R&D经费投入力度，促进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各方面创新，深入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让创新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让经济增长逐渐由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促进农民持续快速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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