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在一户老红军家，万里看见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全家四口冬天只有一条棉裤，谁下床谁穿；

在一户农民家，万里看见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缩在灶膛里，靠烧过饭的锅灶余热御寒；

万里心如刀绞，泪流满面：解放都快28年了，老区还这么穷，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啊！

“我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了，我不怕第三次被打倒！”

2015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与世长辞了。今年12月是万里诞生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金寨人民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

危难之时，受命来到安徽“救火”

1977年6月21日，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刚被“解放”出来的万里，原本是派往湖北省工作的。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当时邓还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到了安徽。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唯独安徽还在捂盖子。作为10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省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调的调、撤的撤、抓的抓；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与此同时，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去做一次农村调查。

深入农村，调查走访了解实情

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下去。王光宇是新四军老战士，早在1955年就是安徽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出任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10多年来，他一直在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和农村工作。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工作，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他事先不打招呼；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于是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地对当地领导发了火：“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就要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感到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

这年11月7日，万里前往革命老区金寨县调查走访。

“万书记，金寨县委书记带着他的班子来迎接你了！”秘书提醒万里。万里回过头去，只见县委书记后面八九个人，风尘仆仆地向省委书记走来。

金寨县委书记接着向万里逐一介绍身后的各位大员。万里说：“我就随便转一转、看一看，不需要这么多人来陪。金寨还有60万人口，你们该干啥干啥去。给我一个县办主任当向导。”

在立夏节起义旧址丁埠大王庙前，万里认真听取了党史人员的讲解；

在革命历史陈列室里，万里认真地查看了件件血迹斑斑的文物；

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万里向烈士们献上了花篮、脱帽鞠躬；

在县城红军村干休所，万里看望了离休老红军，召开了座谈会……

前面一座大山，挡住了万里乘坐的北京吉普车的去路。他们不得不下车翻山前行。带路的县办王主任说，山前有一个村庄，那里有十几户农民，其中七户是红军家庭。

翻过大山，伫立山顶，远远望去，几幢房子，没有规则地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王主任用手一指，说：“前方靠近那棵大树下面就是一家老红军。”

这是一幢没有院墙的土坯房，原是三间，年久失修塌陷了一间。房子左边是新打来的柴草。一位老人躺在门口的地上晒太阳。王主任走上前去：“老人家，省里万书记来看你了。”老人目无表情，只是坐了起来。万里也随手拉了一把柴草垫在地上，与老人面对面坐着唠起了家常。

“你们村红军烈属、军属有几户？”

“7户。”

“你家是吗？”

“是。我爹死时才惨哩，我才13岁。收尸时他的一条大腿还被狗吃了。”

“现在家里几口人吃饭？”

“四口，我和我屋里头（爱人），还有两个没出嫁的闺女。”

“生产队里一年能分多少粮食？”

老人伸出三个指头：“每人每年不到300斤。”

“这300斤粮食能吃多长时间？”

“瓜菜一起吃、省着吃，顶多能吃九个月。

“你家现在一天吃几顿饭？”

“一顿。”

望着老人严重缺血的脸孔，万里缓缓地站了起来。老人下意识地说，屋里坐吧？万里说，我要看看你的家。

老人推开了门，告诉家里人说有客人来了。

万里进了屋，两眼一扫，只见家徒四壁。这边是锅，那边是床。母亲和两个闺女在床上，缩坐在一起。旁边的被子已露出了棉絮。

老人说，“客人来了，烧锅茶么！”母亲正要起身，忽然想起自己和女儿没穿裤子。原来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在了老头的身上。

母亲起身的一瞬间也让万里和同行人尴尬万分。万里借机转到灶台旁，他揭开锅盖，里面是菜粥，一股发了霉的味儿直冲鼻子。万里紧锁双眉，从这家出来，他一言不发。

“我们再看看另一家吧？”万里向身旁的王主任提议。

王主任又把万里领到一家红军老战士家。

这家老红军姓陈。陈老先生14岁参加红军，膝下无儿无女，时下已经71岁，与小他7岁的老伴相依为命。两位老人骨瘦如柴，手臂上的青筋鼓得老高。

老人对万里说，“前些天不知吃了什么树叶子，五天没有大便，多亏老太婆用树棍，硬是把石子般的粪蛋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地给抠出来，要不然今天还见不到你们哩！”

老人叹着气说：“民国那时苦，也没有我们现在苦哇！那时我们革国民党的命，革日本鬼子的命，现在倒像革自己的命啦。总盼着这穷日子能过去，因为我相信党，我本身也是党员呵！你们都是上边的人，给中央反映反映。”老人说完眼眶中涌出一汪泪水……

从这位老红军家里走出来，万里又来到另外一户农民家。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

“你家几口人哪？”

“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

“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才径直地向锅灶走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这才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当晚，在金寨县（扩大）会议上，他第一次摔掉了自己的帽子！他把自己全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向大家兜出来，质问在座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从书记到县长，他一个一个地挨着问，目光灼人。最后他长叹一声：“想想我们解放都快28年了，老区还是这样穷，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啊！四口人一条裤子、食不果腹，我们何颜以待？问心有愧呀！过去只听说大别山区还很贫穷，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贫穷到这般地步！老是莺歌燕舞，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年禁讲莺歌燕舞！我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了，我不怕第三次被打倒！你们立即调查，金寨究竟有多少人过不了冬，缺欠多少，如实上报，我来救济！”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老区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实际，万里说，你们山区竹子多、木材多，能不能搞一点竹木加工？不要搞大的，要搞小的，比如：筐子、篮子、擀面杖、洗衣板，等等。要打破束缚生产的条条框框。生产搞起来了，你们山区多余的劳动力就有事情干了，就能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好处很多啊！山区的水利资源充沛，可以多办一些小型电站嘛。

万里说，金寨是老根据地，对革命贡献大，老区人民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闹革命，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了，可是你们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都还很差，这就要你们努一把力。一是交通问题。要尽快地把全县的公路都修通，公社要先通车，省里可以考虑支援你们一些交通工具。二是解决国家兴修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占用你们10万亩土地的问题。你们没有大工业，可以把小水电发展起来；要积极地办一些社队工业。中药材光靠野生不行，要有计划地种植一些。粮食问题，要努力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搞好科学种田，要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造一部分农田、扩大耕地面积。

万里说，山区为什么痴呆多？主要是近婚、早婚造成的。山区的卫生事业要搞好，要开展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要提倡晚婚晚育，加强计划生育方面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也要发展起来，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万里最后说，发展面临的矛盾很多，你们要看准一个、解决一个。比如，水库周围的问题，或工或农、或渔或副，怎样把经济发展起来？你们要想办法，要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星期后，金寨县的救济报告送到了省委，送到了万里的桌上。万里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拨批金寨县救济金120万元；救济棉14.5万斤；救济棉布108万尺；救济粮50万斤。

消息传到金寨，老区人民奔走相告。那位姓陈的老红军领到救济粮时，才知道当时到他家做客的就是省委书记万里，他激动地说，有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党有救了，安徽有希望啦！

痛下决心，强力推进农村改革

从金寨回到合肥，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那么多年了，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都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几次都说不下去了。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真的让在座的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它的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

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还要“鼓励”；过去一直是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中却规定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却仍然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它坚定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然而，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好像与全国的形势很不“协调”！一时间，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战线上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却在安徽搞出的一个金寨与凤阳，有人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1978年1月4日至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上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励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的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保守派们的动作要比万里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他们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的经验好，不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有些文章甚至不点名地批判安徽省委和万里。

万里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我们就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

后来，遵照万里的意见，安徽省委派张广友等人到六安、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六条》的反应。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广友等人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张广友问一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地搞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通讯、介绍《六条》。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这场大旱，让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角地也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虽然遭遇了严重旱灾，但是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由于当时中央规定有两个不准，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在后来公开见报的稿件中，类似现象一律被称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者“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1979年3月，“联产计酬，责任到人”这个提法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实施“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举措，有些地方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及“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即：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耕地农作物和某些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负责，之后先将产量上缴给集体，然后再分配，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包干到户”的典型已经为大家熟知，即安徽小岗村。

“包产到户”的典型，则是肥西县的山南镇。

不过，由于“包产到户”收了粮食后，还要交生产队再分配，超产奖励等，比较麻烦。“包干到户”比较简便，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得多，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所以，后来中央在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地方农民接受的都是“包干到户”。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的“大包干”，安徽的农村改革至此已呈现出具体轮廓。

此后虽经过多次反复及争论，但改革的趋势不可扭转。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文件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包产（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大包干”终于从安徽地方“户口”变成了全国“户口”。

万里在安徽期间，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的肥西县山南镇“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崭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李赞庭）